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有效开会

　　孙涤 袁天鹏

　　开会是现代人群体沟通最主要的形式。核查工作时间分配的详细记录不难发觉，主管们的紧俏的资源大部分是用在人际的协调沟通上，尤以开各类会议占去了最大份额。

　　开会必然会涉及到很多利益相关者，但不是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很好地从会议中得到应有的价值。因此，中国人对开会，特别是目标不明、过程混淆、结论悬空的会议，常常是又害怕烦腻又无可奈何。

　　笔者在美国留学，观察到校园里形形色色的自发社团，没有领导、指导、督导，议事和决策却能做得有板有眼，公司等机构组织的正式会议，就更其如此了。发觉各类会议，形式尽管有简有繁，但议事程序却是高度一致的。这个系统周密、逻辑周延、能有效促进效益的工具，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1837~1923）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后升任工兵准将，令他永垂史册的杰作却是我们在推介的《议事规则》。他根据美国草根社团的实践和英国四百多年的议会程序，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编纂成《议事规则》，于1876年问世。它的重要性立即为人们所认识，影响迅速扩大，被接受为各类会议的议事准则。罗伯特1915年修订和大为扩充的第四版是个里程碑，由于其独特贡献，书名也早就被公认为《罗氏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了。当今世界，无论是公共领域中的联合国大会、欧盟议会、各国国会的议事程序，还是私人领域里如上市公司、合伙小店、兴趣团体、学校班会等的议事章程，无不以《议事规则》为依据和蓝本。而议事规则也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建立之初，就竭诚呼吁国民运用议事规则的工具。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的《追忆中山先生》里，我们能看到孙中山的努力。“辛亥革命后过了几天，中山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刘成愚）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

　　还是在1991年的夏天，柏杨邀笔者之一的孙涤去他台北的家里餐叙，前辈对世事的洞明和精警令后辈终身受益。席间谈到中国人周而复始地犯同样的错误，柏杨先生把根由归结为他痛挞的国人的劣根性，“明明是留了七八级，却碍于面子，坚持狡辩只留了三四级。”

　　姑且不论文明的整体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差异，然而就人的自利性来说，积年来的体验观察令笔者相信，西方人实在不比我们好多少。套句老话，彼此是“根性相近、习惯相远”。不过，若论剖析权衡自己和他人的错误，尽量不蹈同类的过失，欧美做的实在比我们高出许多。他们的历史经验，简单地说，是多多应用工具、方法、规制，而不要事事追溯到道德信仰，动辄要求改造人性的根本。

　　西方实践的基点，不在于“去人欲”，而是强调使用可操作的工具，依靠程序来规范路径，从而达到效果。使用工具若能得法，人们的行为（而非本性）是大可以重塑和改进的。百余年来现代化努力的进程中，中国人也逐渐形成了发展方向上的共识；并在如何落实并获得成效方面，将越来越倚重具有操作性的工具和方法，形成行为规范，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和提升。

　　再回到开会、议事这个话题，人类通过会议商讨集体的决策，必须有适当的机制来平衡和协调群体与个人之间的权责关系，否则难以持续有效。以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作为工具，会议才能真正拓宽言路、集智广益、凝聚共识，才能产生实效。程序不当或者操作不当的话，后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大家都遭遇过低劣无效的会议，内容空泛、徒具形式，或者意见饱受压抑、遭到扭曲，或者各说各话、缺乏真实交流。人们会变得无奈、沮丧，甚至失去彼此间的信赖。企业的这些积习虽说根深蒂固，却是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

　　文明的议事规则能够帮助建立新的开会文化，提高决策效率，促进组织治理，重建诚信环境，增强规范运作，不再周而复始地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应该尽早使用这个被证明有效的操作型工具，来帮助我们持续发展和开放。

　　［作者袁天鹏、孙涤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最新版）中文全译本译者，孙涤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