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以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逐步推进金融改革（三）

　　由曦 张彤

　　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人民币国际化备受关注，对于国际化的路径选择，社会各界有很多争议。《第一财经日报》本期推出的专访内容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要求、战略方向，不可能一蹴而就，过渡期内应追求人民币区域化目标。他还建议，人民币国际化应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逐步推进，并不失时机地推进汇率、资本管理改革。

　　过渡期内应追求人民币区域化目标

　　第一财经日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你认为在2020年之前的金融战略过渡期，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只是追求区域化的目标，并提示注意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自由浮动之间的政策搭配，能否详细阐述一下政策搭配的建议？

　　夏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要求、战略方向，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去努力、去追求。但是现在由于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本书又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我们应追求的是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

　　讲到政策搭配，从粗线条、大原则说，第一，汇率、资本管理政策要与国内其他政策变动尽可能衔接好。这一点尽管不直接涉及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但是相当重要，因为这是基础性的工作。第二，在人民币逐步区域化的过程中，衔接好与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适度改革。比如，人民币流进流出规模大了，自然资本管理和汇率的改革要跟上。第三，我们是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因此离岸市场的发展速度、发展结构、发展规模必须同时视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演进过程而动，适时扩大“在岸”与“离岸”两个市场的“通道”、机制，才能不断推进中国整体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

　　至于从工作层面看，具体的政策配套内容就多了。比如，要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快人民币流出去进程，就要在贸易结算上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对外贷款、对外投资政策要跟上。

　　如果流出去的人民币多了，回流的政策就要跟上，包括在境外发人民币债，允许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等等。进出的人民币规模大了，则意味着资本管理政策要变化，汇率的浮动区间、浮动弹性要跟上。

　　另外，在战略过渡期内，我们要人民币国际化，又要坚持部分的资本账户管理，这是不是涉及要建立“人民币外汇账户”的管理政策？当“在岸”与“离岸”市场之间“通道”做得相当大了，那么在国内，包括信贷、社会融资总量管理政策上是不是也要及时调整？等等。当然，如果汇率、利率的市场功能完全发挥了，那是另一回事。其他的政策配套，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以离岸市场为支点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日报：最近媒体上有一些文章提到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次序颠倒了，应该先是汇率改革，然后才有可能搞人民币国际化，并提出搞人民币离岸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危险的。有的还说，正是由于推行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剧了外汇的流入等等。对此，你有何想法？

　　夏斌：对此我想从几个方面回答。

　　第一，当今世上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或者说，当今世上存在一个平等、互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今中国未必一定需要去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因为当今金融世界不太平，问题太多，主导世界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争气，不能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要避免现实金融世界对本国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迫不得已，必须去追求人民币国际化。所以我曾说，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

　　第二，按照常识及有关国家金融开放的教训，一国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必须取消资本管制。要取消这一管制，意味着汇率改革要在先，先要自由浮动。这是常识，也是有些国家的教训，而这些常识背后的理论其实质就是“华盛顿共识”。但是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正在改革过程中，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批评当前的这项改革太慢，然而毕竟从经济全局看，这项改革慢又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汇率可以实现自由浮动，这也是严酷的现实。中国客观上还需实行一段时期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三，根据以上分析，既要克服美元的负面影响，自己的汇率又不能完全自由浮动，怎么办？能否“鱼和熊掌”兼得？能否走出“三元悖论”？

　　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提出了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来逐步推进人民币国标化。即通过离岸市场在向境外部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又相对隔离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市场的传递。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汇率、资本管理改革，来逐步扩大“离岸”与“在岸”之间的“通道”。

　　最终，随着汇率改革的基本到位和资本管制的基本取消，届时离岸市场自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意味着中国金融大开放时代的真正到来。当然，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期望。期望能否变为现实，一半还取决于政策、制度的设计和具体的执行力。

　　第四，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要实现上述第三点，确实是充满着矛盾和困难，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世界上这样的案例几乎没有。但不这么做，不选择“次优”，什么是“最优”？面对缺陷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调整的艰难性和长期性，汇率马上选择完全的浮动，能行得通？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正因为这种“次优”选择存在不少困难，所以我同时认为，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核心利益追求，人民币迟早也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我仍清醒估计，即使经过10年的努力，人民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也许也仅仅为3%~5%。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

　　第五，当前一些学人在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序”的讨论中，重点提出了由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助推了外汇储备增长的观点。对此，我们在两年前写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第341页中早已预料：“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有可能在某一时期内反而加剧我国外汇储备的积累”。怎么办？

　　首先要看到，由中国一个国家持有另一国家纸币形式的国际储备货币近三分之一的现象，也许是经济全球化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其背景是这毕竟是“百年一遇”大危机下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现中美大国等都在努力纠衡。大危机不可能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

　　其次要看到，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既是苦恼也是机遇。人民币贸易结算加剧了外汇储备的增加，这恰恰说明，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在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方面，在“藏汇于民”方面，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包括适度加快汇率改革方面，我们的动作慢了，改革慢了。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的“托宾税”等措施滞后了。而不能说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步伐快了，不应该了。

　　进一步说，针对人民币国际化中可能预料的各种矛盾与风险，我认为应该要尽快建立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体系，要有一套特别的制度安排作储备，包括 “在岸”与“离岸”两个市场“通道”中的“人民币外汇账户”管理、要加快人民币QFII、境内债券市场向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的开放，以及应该在外汇储备战略性利益的运用方面，加快调整管理框架和制度，等等。

　　第六，从全球化潮流讲，特别是从中国崛起的大势讲，只要主导世界的和平政治力量仍占上风，只要在全球化趋势中中国自己不犯大的决策错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决定了，通过渐进的策略，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支点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是可行的。剩下的是，关键取决于策略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