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理想一代精英引领商业时代

　　本报记者 汪静赫

　　敢为人先

　　 2002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上，位列前100强的民营企业尚属凤毛麟角，江苏沙钢集团已是其中之一。那一年，56岁的沈文荣带领沙钢以2.2亿元买下欧洲最大钢铁公司蒂森克虏伯的子公司霍施钢厂，并将工厂整体搬到中国，沙钢的产能因此跃升到1000万吨。

　　 彼时，“钢铁沙皇”这个称呼已经伴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很久，这个具有强悍味道的称谓，基本上涵盖了过去20多年里沈文荣的经历，因为是他将一个小作坊打造成了国内最大民营钢铁企业。

　　 从1984年上任伊始决定将不被看好的窗框钢作为主导产品，到1988年把沙钢家底都砸进去，从英国购买了生产线生产螺纹钢，再到2002年买下欧洲最大钢铁公司的子公司……沈文荣的一次次冒险推动着沙钢的发展。敢说敢干、雷厉风行的沈文荣，带领沙钢走向了世界。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北京，有一个喜欢研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杂志社副总编，他叫陈东升。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里，他听说国家将要鼓励发展寿险业。嗅觉敏锐的陈东升察觉到，机会来了。一个月后，陈东升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上了专业寿险牌照的申请。4年后的1996年8月，泰康终于获准成为《保险法》颁布后的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如今，泰康人寿成功入列中国企业500强。

　　 2002年上映的一部名叫《首席执行官》的电影吸引了很多企业家，因为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型是他们的同行——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在这部讲述振兴民族工业的主旋律影片中,张瑞敏是没有演出的男一号。影片不仅向国人普及了CEO这个新名词,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张瑞敏的敢为人先。

　　 1985年的张瑞敏用砸冰箱砸开了海尔集团的飞跃之路。同一时期，在四川成都，刘永好和三位兄长一道辞去公职，变卖家产，开始创业。如今成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永好，延续了多年前的简朴生活习惯：吃饭点菜老三样、发型几十年不变，但毫无疑问，他也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企业家，当年正是刘永好敢为人先的颠覆传统农业之举,直接带动200多万农民走上致富道路。

　　 敢为人先这四个字同样出现在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健林的身上。从第一桶金开始他就完全了解冒险的意义。1988年,初入商海的王健林为了让濒临破产的企业“活”下来,接手了当时没人愿意干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王健林的冒险以胜利告终,项目开发成功,万达赚了1000多万元。改造后的棚户区变成了大连现在著名的“北京街”,万达从此“玩大”。

　　 “不敢冒风险是不可能有发展的，如果因循守旧,如果我胆子小一点,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万达,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这一番事业。”王健林说。

　　勇往直前

　　40岁方下海的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创业之初，有过好几次被骗的惨痛经历。时光回溯到20多年前，摆在柳传志面前的，没有一鸣惊人，也没有喝彩和鲜花，有的只是眼前一条崎岖难走的未知路。

　　 此后的岁月里，柳传志摆脱初创时的阻碍与困难，用奔跑的姿态迈出了一条精彩的“联想之路”。

　　 在泰康人寿创业之初，陈东升和员工一样到处去找房子、租房子，每天只靠方便面果腹，但他感觉很好。“我是抓住了时代发展机遇的人。人就像一驾战车，上了战场，只许进，不许退。”陈东升说。

　　 在沈文荣妻子的眼中，已过六旬的丈夫拥有脆弱的心脏和健康，但是沈文荣一直当自己是一位无坚不摧的钢铁侠。从不退却、勇往直前是这位沙钢掌门人的典型标签。

　　 1987年，沈文荣将引进年产25万吨螺纹钢生产线方案提到了沙钢议事日程上。当时许多职工不理解，沈文荣坚持到底，因为他认准：短流程炼钢是国际钢铁业发展的技术潮流，一定要上。正是由于沈文荣的勇往直前，才造就了业界惊叹的“沙钢速度”。

　　 1988年，任正非与家人蜗居在深圳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那时，任正非刚刚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业之初，困难重重，但他没有被击倒。这段艰难日子在任正非看来是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任正非选择了勇往直前，并一直认定“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　

　　 2006年因为开发中国农村市场的成就，成为中国移动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而在当时，将“到农村去”视为入主中国移动首个重要战略的王建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压力。如今，中国移动新用户中的一半以上都来自农村市场。王建宙用实力证明他可以带领中国移动这一电信行业的“巨无霸”走得更远。　

　　睿智谋略

　　 在联想集团缔造传奇的过程中，柳传志的企业家智慧闪烁其间。“治理一家企业是一个系统设计。这里面有方方面面要考虑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如果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单兵突进，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其他方面全乱了。”柳传志说。

　　 柳传志坦言，纵横商海依靠的是自己最大的优点：“善于学习”。从最初的学四通，到之后学INTEL、学惠普、学GE，柳传志一直没停下学习的脚步，联想也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联想的成功，完美注解了柳传志的睿智和谋略，而柳氏 “管理三要素”：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亦成为中国企业家管理理念的经典范本。

　　 作为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张瑞敏的睿智和谋略完美体现在他的管理理念中。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充满竞争力的海尔文化。

　　 张瑞敏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2002年8月《财富》（中文版）的封面。封面上是一幅沉船的图片，标题为《企业为什么失败》（Why Companies Fail）。张瑞敏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饥饿感”。

　　 “我们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进’。”张瑞敏如是说。

　　 同样具有“危机”思维的任正非，则形成了自己的“过冬哲学”。任正非关于企业“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在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著作《华为的冬天》成为企业危机管理的范本。

　　 在任正非看来，在管理上，他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关于管理，任正非有一段经典名言：“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对于房地产的思考已经跨越了一门生意。他曾发起组织“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做首任轮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王石把房地产融入城市文化，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不断构筑他的概念。

　　 对于哲学专业出身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而言，企业发展中的种种环节是他思考研究的命题所在。郭广昌对于企业成长的描述有一句经典名言:“企业就像一个小孩,每天都在成长,衣服永远是偏小,因此企业的组织架构搭建得大一些,甚至说是浪费一些,这样才能适应企业的迅速长大。”

　　 从容自如、大气睿智，这是王建宙留给外界的一个突出印象。在中国移动的员工看来，王建宙做事有魄力，但亦事无巨细。对细节的认真，决定了王建宙作为企业最高领导仍能细致入微，甚至是关注那些看上去“最小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一个公司最高负责人就是要做最大的事情和最小的事情，用最小的事情来体现最大的事情，从小事上体现大的战略。”王建宙说。

　　创新进取

　　 “一个国家没有世界名牌，就很难跻身世界民族之林，海尔愿做一个先行者。”张瑞敏说。海尔的崛起堪称一个“神话”，而张瑞敏是海尔传奇的缔造者。在他看来，中国不缺少出口企业，少的是“出口创牌”的企业。一直以来，张瑞敏的目标是使海尔走向国际，打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国制造的世界名牌。

　　2004年12月8日，柳传志在数百家中外媒体面前，代表联想集团在收购IBM公司PC业务的文件上签字。富有戏剧性的是，20年前，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以IBM的代理商开始了创业历程。伴随着这一完美巧合的是联想不断锐意进取的过程。在与联想一同前行的20多年里，柳传志很多开创风气之先的实践和探索深刻影响了中国企业界。

　　 王建宙上任之初，曾用“大象快跑”来比喻中国移动的发展方式和方向。为了实现“快跑”，王建宙率领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其中包括多次成功收购和参股以及技术革新。2008年，1948年出生的王建宙已进入花甲之年。与此同时，一个从业30年来最严峻的全新考验也出现在这位电信业老将面前：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3G无线通信标准TD-SCDMA。截止到2011年8月，中国移动TD用户总数已经超过3500万。

　　 在担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人称“铁娘子”的谢企华管理着一个庞大的钢铁航母。作为中国特大型钢铁企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谢企华以柔克刚，带领宝钢遵循着“严格苛求的精神、学习创新的道路、争创一流的目标”企业主线不断实现飞跃发展。2005年，谢企华带领宝钢集团首次杀入中国企业500强前十名。

　　 苏宁集团总裁张近东在实现“中国沃尔玛”梦想的道路上，开辟了多个创新模式。从 “1200工程”、“3C模式”，到“5315工程”、“3C+模式”，再到“旗舰店战略”、“后台战略”等系列经营管理创新模式，苏宁集团领导开发了全球领先的SAP/ERP系统，打造了自主培养为主的专业化人才梯队，构筑了国际化的管理平台。2004年，苏宁电器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成为中国家电连锁IPO第一股和中国3C家电连锁零售企业的领先者。

　　 陈东升有一句名言：“最好的创新就是模仿”。他视“模仿”为企业快速成长之法则，并因此被认为只是在照葫芦画瓢。陈东升对此并不反驳，因为他坚信自己找的是“最好的葫芦”。在他看来，泰康最大的保单就是创新，模仿与创新亦毫不矛盾。以“模仿”去创新的陈东升率领泰康人寿在业内创下了多个第一。

　　责任如山

　　 吸引王建宙实施“到农村去”战略还包括另一层意义——作为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如果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我们就不会去最偏远的农村投资建网了。作为国有企业，我们有责任实现农村地区的通信覆盖。”王建宙说。

　　 在推动苏宁集团发展的同时，张近东非常注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他将企业定位于社会化的苏宁，将企业家本身定位为社会工作者。目前苏宁已经成为中国解决就业最多的民营企业，年纳税额位列中国民企第二，同时张近东还创立了中国首个大型企业社工制度——1+1阳光行社工志愿者行动，号召苏宁10万多名员工每人每年拿出一天的工资进行社会公益援助，拿出一天的时间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如今,发展低碳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由“黑金时代”向以绿色能源、绿色经济为标志的“绿金时代”转变,已成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绿不绿”,也会为企业家的奉献值加分。

　　 在过去的几年里，潍柴动力集团董事长谭旭光最关心的话题是“低碳”,在身为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理事长的谭旭光看来,内燃机既是耗能大户,同时也是实施节能减排最具挖潜空间的产品。他觉得“抓好中国内燃机行业,就是抓住了节能减排的牛鼻子”。此前,谭旭光已代表中内协向社会发出“绿色制造,和谐发展”的倡议,而潍柴集团也以绿色模范的形象引领中国内燃机行业企业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也成为一汽集团董事长徐建一最关注的话题。一汽出台的“蓝途战略”计划未来五年内投入98亿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和生产。

　　 “低碳节能技术战略，即‘蓝途战略’是中国一汽依托体系支撑、立足科技创新、追求节能环保、憧憬蓝色天空、扎实推进汽车低碳节能环保技术的蓝色征程。”徐建一说。

　　 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是一位“低碳达人”。在他看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就是一种低碳经济模式。2010年3月,青岛啤酒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签订了啤酒行业第一份“低碳研究协议”。有数据表明,2010年青啤公司废弃物综合利用率100%,综合利用价值达158亿元。

　　 “绿金时代,需要将低碳融入企业的血脉。今天的企业家最大的扩张能力是你的责任扩张能力。这种责任的扩张,这种责任的做大才是我们现在企业家真正的胸怀。”金志国说。

　　 2004年，宁高宁从华润移师中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内刊更名为《企业忠良》。按照他的想法，这个与中粮谐音的“忠良”是企业理念的核心。这忠良二字，亦包含着他所理解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良心。

　　 2009年1月17日，宁高宁正式提出“全产业链”的想法。随后，全产业链战车开始发动，中粮一下铺开了从小麦、稻米到油脂油料、饲料、肉食等8条产业链。“从产业链出发，提升整体食品消费的水准，是粮油食品企业的商业机会，也是社会责任。”宁高宁说。

　　 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粮油食品企业，宁高宁带领中粮集团主动把企业发展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谋划，致力于在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上承担社会责任，并将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全面融入全产业链战略的实施。通过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从源头控制、生产过程控制、检验检测、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严格保障食品安全，履行了食品企业对公众的责任。

　　慈善为怀

　　 早在1997年，当时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见此情形，任正非代表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对于任正非而言，能够帮助学子完成学业，是一件令他感到特别幸福的事。

　　 郭广昌的企业理念包括这样一句:“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它具备了大家可以通过企业去回报社会。我们就是走这样一条道路。”郭广昌这样阐释。

　　 2008年四川地震发生后，郭广昌说过这样的话：“只要灾民需要，有什么药送什么药，要多少送多少！”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执着，源于他对企业角色的思考。“今天社会的细胞是企业，如果每一个细胞都很强大，那么社会就会很强大了。我希望每个企业都是一个有活力的、创新的、强壮的细胞，同时也都是很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很和谐，很富有创造力。”郭广昌说。

　　 张近东对于公益慈善亦是情有独钟。苏宁集团近年来已累计捐赠公益事业数亿元，其中张近东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个人捐赠5000万元，创国内个人捐赠之最。

　　 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很早就有了“穷尽毕生心血将慈善事业进行到底”的理想。从2007年起,许家印连续数年荣获中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中华慈善奖”。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许家印的表现令外界惊讶。这位地产界大佬对房价一字未提,而是在会上大力呼吁改善慈善环境,建立“慈善事业法”。几个月之后,许家印在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上捐款1.2亿元,用于广东的扶贫事业。“企业不仅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更要创造社会价值。”许家印说。

　　 与许家印一样连续几年获得中华慈善奖的王健林，有着同样炙热的慈善热情。2011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王健林以12.8亿元独居榜首。其中用于金陵大报恩寺的10亿元重建捐款，是中国慈善史上数额最大的单笔个人捐赠。

　　 如今，万达集团已形成一个惯例，每到一地开发就捐建学校，目前已先后在全国捐建了超过50所希望小学和中学。万达集团每年都安排6000万元资金用于慈善捐助。22年来，万达集团及王健林个人对社会的各项慈善公益捐助累计超过27亿元，是中国慈善公益捐助最多的民营企业之一，4次荣获中华慈善奖，是全国所有企业中唯一四获该奖的企业。

　　 对于慈善事业，王健林有自己的慈善理念：“我肯定会有更多的钱去扶危济困，但我绝不把它作为慈善的唯一，甚至不作为重点。今后我行善可能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资助创业者，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