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千亿游资多“涉官”

　　作者: 赵锋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位于国家能源“金三角”腹地的陕西省神木县，千亿地下金融融资方兴未艾。

　　连日来，《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地下金融产业链已经与当地煤矿、房地产业形成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食物链条，进而为这个被誉为中国“科威特”的小县城提供了看似无限的发展动力。

　　“三分利在神木、府谷是非常普遍的高利贷‘价格’，按此计算，每年的利息收益就高达36%，试问，有什么样的投资项目，年获利水平可以达到如此暴利？”神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雷江声不无唏嘘地说。

　　聚赌地产和矿产

　　今年5月，高和投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陕北民间金融系统的规模已十分惊人。民间金融机构保守估计沉淀资金甚至超出银行规模。当地业内人士估计2000亿元的游资，有近一半在从事炒楼炒地炒矿，另有约一半长期停留在高利贷链条上。

　　记者调查显示，在神木、府谷两县普通居民几乎家家炒房。“有钱的整栋整栋楼的炒，没钱的借钱整层整层的炒。”榆林市一房地产商陈亮向记者表示，在神木、府谷县城的居民，若一家没有炒过房，那就会被当地人认为是没本事。

　　前述高和投资的报告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元的富豪不下7000人，榆林的亿万富豪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

　　当地官方资料宣称：陕西榆林每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亿元的地下财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占全国1/3。每平方米土地下平均蕴藏着6吨煤、140立方米天然气、40吨盐、115公斤油。

　　因煤而富的神木县征地也是大手笔：神木城郊被征地的某村是这样分钱的——只要是村里人，无论上年纪的还是刚出生的，一律100万元。陈亮亦指出，除了因煤而来的游资外，郊区被征地农民一夜暴富也成了游资的另一个来源。

　　由征地而来，稍有实力的游资便开始炒地皮。今年 5月26日，神木县共计86.34亩的土地，经过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拍卖，最终以11.05亿元的天价成交，平均每亩高达近1280万元，最高一亩地单价超过1500万元。“来参加拍卖会的多半都是涉煤资金的老板，而外地的开发商在报名阶段就知难而退了。” 神木县一名官员坦言。

　　“与中国一般小县城不同，神木县与府谷县最繁华的街道两侧密布的不是小型超市或者小发廊之类的小商业，而是鳞次栉比的投资公司。在神木县城最主要的街道密布着50多家银行及上千家挂牌和未挂牌的投资公司。”上述高和投资的报告如此描述。

　　记者在神木县城亦证实，该县未挂牌的投资公司店铺确实星罗棋布。这还不包括分散在各个乡镇的“地下钱庄”。

　　正是这些机构构成了陕北独特的民间金融体系。如神木县获得政府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13家，大多数注册资本金在2亿元以上。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的数量则接近千家，主营业务均围绕民间借贷。而保守估计仅神木县、府谷县的民间游资达500亿元，而整个榆林市的规模保守估计应该在2000亿元以上。

　　地下金融老板多涉官

　　最低36%的年收益，让部分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也逐渐扭曲。

　　目前刚刚混到科级的薛明（化名）就对记者坦言，6年前当他考入神木当地公务员队伍时，他还穷得叮当响。但现在他房子、车子再加上在矿上的股份，资产早已超过千万元。“我若不炒房、炒矿，哪里能有今日？”虽然这些年，他也曾经一次损失过两三百万元，但这位当地干部从最初借高利贷入股煤矿，到如今自己也开始放高利贷显然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

　　“熟人介绍的利息是最低3分，通常短期借款的利息是5分，也有少数风险借款利息超过5分的。”陕西府谷县一位房贷老板告诉本报记者，为了控制风险，目前在他这里借款的，不是通过熟人介绍，就是当地人。他宣称，他一般也不怕借款方不还钱。“即使利息最后还不了，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要回本金。”但他也认识到，不少人借款炒楼的风险再进一步加大，毕竟当地房价的泡沫这两年已经被吹得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不少放贷人，也开始要求要抵押了。

　　“但抵押物不是房子就是车子，其对抵押物也不评估，风险系数非常大。”榆林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称。据他了解，目前榆林的地下金融老板基本上都涉煤、涉官，其自成一系的资金渠道，让当地的正规金融机构也不敢小觑。

　　而千亿游资的存在甚至让当地金融机构也显得黯然失色。前述当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千亿游资甚至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力量进行抗衡。“这无疑给当地的金融监管带来难题。倘若好赌的游资大规模进出某个行业，那么其行业产品必然被炒翻天。”榆林市金融机构来自榆林市的官方统计显示，2010年末，榆林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452.72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898.52亿元。

　　去年以来包头“金利斌案”为能源“金三角”的民间借贷敲响了警钟。“而据我们所知，仅榆林高利贷涉及的当地煤老板、政府官员，甚至是当地正规金融机构也参与其中。”榆林市某商业银行人士分析指出，若风险一旦发生，或将出现比包头“金利斌案”更严重的影响。

　　特约撰稿李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