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 彩陶文艺复兴

　　刘刚、冬君

　　历史学里，有一种史观，叫做“地理决定论”，曾经很流行。

　　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它有些过时了。因为人类的生存状态，已不再受制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不具有决定性，信息化生存超越了地理性的历史空间。

　　不过，二十世纪以前，地理因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但正如不管在地球的哪一方水土，所有的人都要直立行走，不管受怎样的地理因素影响，几乎没有人不会自发地使用石头，在决定文明的基本面上，一方水土的作用，理应排在人的本质之后。

　　可不同的水土，还是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人的本质虽然决定文明的基本面，但文化还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

　　史前文艺复兴

　　从文化的地理环境开始谈原始文化，首先要明确那些原创原始文化的人，并非进化论中所言的类人猿，而是那些选择了勇敢地站立起来，创造人类世界的人。

　　距今5000年到8000年以前，中国大地上，从东到西，由南而北，分布了多少这样的原始文化，它们密集于东南沿海、两河流域、渤海湾，几千年来，山与海的升降和进退，决定了文明的基本格局。

　　有多少这样“生而自由，死亦自由”的原始人在天地和山海之间自由地奔走？

　　那时候，中国的海岸线与现在大不相同，渤海湾西岸凹在燕山—太行山山麓，海岸线沿山麓西南行，在今天的蓟县—宝坻—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一线，海湾显然比现在要大很多，就像个地中海。那时，如果活动在太行山一带的仰韶人登山眺望东方，应有一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景象。

　　那时气候也温暖，人类走出冰期，正在进入全新世的文明的春天。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文明还真有过那么一个黄金时代，那时代一定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原始文化遍地，如春暖花开一般。很多学者称那一时期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如以文化来标志，又称“仰韶温暖期”。为什么要以仰韶文化来标志呢？不光是因为它遗址多，分布广，还由于它的分布由西向东，渐次降低，犹如三级阶梯之地貌。其分布范围，西起陇山，东至渤海，北达阴山，南抵江汉，以华山为中心，以关中、陕北地区为重镇，分布着仰韶文化类型。

　　仰韶人活动范围，就在后来汉人的地盘。因此，我们一开始就习惯于将仰韶人视为汉人先祖或汉地初民。仰韶人是幸运的，他们从高原走向大海，在一个最宜于人类生息的周期，生长在一个最宜于人类居住的地区，天气是那么温暖，而大地又那么富饶，生为仰韶人，当时应该是最为富有而自由的。

　　随着地球自转，从东往西带来大温暖期，人类走出冰期当然也是从东方开始，在8000年前率先进入“仰韶温暖期”，西方跟着变暖，直到7000年前，暖风才吹进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大西洋期”的温暖时代。

　　从“仰韶温暖期”到“大西洋期”，中间有1000余年，人类很可能有过一轮大波浪似的、后浪追前浪般的从西向东的大迁徙，“仰韶文化西来”说，多少摸到了它的一脉气息。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文化遗址，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谈起文化来源，他认为河南与甘肃出土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文化彩陶有着密切联系，而中亚彩陶文化来自西亚，所以，仰韶文化“西来”。此说一出，便随着近代“西化”流行起来。

　　那年头，正是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西化思潮弥漫东方之时，西方人纷纷来华，除了传道，还考古。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一处又一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处，因为这一遗址不仅地处中原，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分布甚广，而且还源远流长，突破了太史公建立的那一套以黄帝为始祖的“炎黄子孙”的历史谱系，以至于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除了是炎黄子孙还是仰韶文化的传人。可安特生却告诉我们，仰韶文化“西来”，我们的远祖同安特生的祖先居然一样，都是“西来”人。

　　在新旧交替之际，东西方冲突之时，这种说法无疑对中国传统提出了严重挑战。安特生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西来”说，又跑到甘肃去考古，发现了马家窑文化，他兴奋极了，以为自己找到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西来”文化，因为他注意到甘陶比豫陶更发达，而且遗址里未见有中原特征的陶鬲，所以他认定彩陶来自西方，当东行到达甘肃时，尚未受中原固有文化的影响，传到豫地，才与以陶鬲为代表的中原固有文化相结合。

　　然而，就在安特生将东西方在文化上的纠结带进考古学时，研究表明，仰韶文化比马家窑文化在时间上要早，有种种迹象显示，甘肃、青海一带的彩陶文化反倒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中国考古人发掘了更多的遗址，拿出了更多的实物，来证明中国文化由本土起源。

　　进一步的发掘证明，是东西方两种最古老的彩陶文化，在中土相会，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史前文艺复兴。温暖使冰川融化，海水上升，海侵驱使渤海湾、山东以及太湖流域携沿海文明向中原迁徙。寒冷的西方则被迫向东，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就在这个春暖花开之地相遇。

　　“我就是神”

　　从大地湾到马家窑，仰韶人在彩陶之路上，大约走了3000年，在与西来的彩陶交流中，形成了一条彩陶文化带。如果说石器还只是对自然物的加工和利用，那么陶器则是人用水火土三种元素加以形式化地造物，使人从自然物的天然加工者转化为自由的造物者。从直接利用自然物转向以自然物为原材料创造自然界里原来没有的新事物。仰韶人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产业造物，也造就了神话中的神——以造物者为原型加以放大和提升。神的职能是造物，三皇五帝、尧天舜日的传说，或由此而来。

　　我们不知道仰韶人怎样以口述的方式在传说中造神，也不知道后世以图文载录的神话有哪些属于仰韶人，但我们从仰韶人留下的彩陶文化中依稀可见造物者的自我，以及造物者以造型和绘饰发表的宣言：“我就是神”，看看那件青海马厂出土的浮雕裸体人像，像不像史前的自由女神？

　　仰韶人用毛笔画纹饰，奔放的线条，如大地流水，水里有鱼，似天上行云，云中有鸟。那鱼和鸟，上下与天地同流，从旋涡来，回旋涡去，通过旋涡，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人文思想和宇宙意识，用彩陶工艺向我们讲解了他们的自然哲学。还有那件“人面鱼纹盆”，人在做梦，鱼游梦里……

　　陶器为媒，远胜于石，石头只能雕刻，表现受到限制，而陶的表现性则相对丰富，可雕，可塑，可以书写和刻画，能表现更为复杂的符号化思想，体现更加深刻的形式化精神。

　　当陶器取代石头，来做传媒材料，东西方才开始了广泛交流，交流的标记留在陶器上，安特生等人发现了陶器上西来的那一部分，我们将其视如自西向东的右旋之卍，而从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过来的那一部分，则视如由东往西的左旋之卍，它们仿佛就是史前那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标志。有两次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于中国西域。一次在汉唐西域，那是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之地，据说，英国历史学家哲人汤因比就神往于此。另一次，在仰韶西域，那是更靠近中原的陇西洮水岸边的小村子，是史前的敦煌——马家窑所在地。如果允许我们像哲人汤因比那样来选择，我们愿意在更温暖更自由的仰韶西域安居。

　　　

　　作者为学者伉俪，曾合著《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