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经济列车必须慢下来

　　□李义平

　　速度型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都是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模式曾经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大的环境和背景的变迁，其负面作用亦日益显现：1、抛开腐败和偷工减料不论，片面追求速度，压缩工期，工程质量难以保障，京沪高速开通后事故频发，胶州湾大桥虽然已经献礼、剪彩，但实际上并未完工。2、速度上去了，管理跟不上，“7、23”动车相撞就是典型案例。3、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适当调低增长速度，以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各地依然高歌猛进，诸多省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以上，与调整结构的要求背道而驰。4、经济增长的列车由于速度太快，出现了幅度较大的失衡，例如过度依靠外需，外需和内需严重失衡。虽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顺差，拥有诸多的外汇储备，但经济发展受制于人，非常被动；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板，C PI上涨中主要是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严重失衡，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经济发展与公共事业，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中国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必须慢下来，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适当地调整。

　　然而，尽管适当的减速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社会的共识，但在实践中似乎又慢不下来。

　　中国的经济模式“体质”上就是速度型而非速度、质量、效益统一型。这就如同人的“体质”一样，有的人体质容易过敏，有的人的体质容易得高血压。中国经济模式的“体质”是速度型的，或者说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中国经济模式会下意识地选择速度第一，选择“大跃进”式的发展。

　　那么，中国经济体制的“体质”为什么是速度型的呢？首当其冲的原因在于认为我们的体制在追求速度方面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体制，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并且把追求速度当作始终不渝的使命。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是特定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我们需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事实上，由于我们产业发展的空间比较大，发展初期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承载能力强，加上国际产业转移和改革开放，确实在一个时期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一旦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尝到了经济增长的甜头，人们就会对经济增长速度情有独钟，进而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自己模式的优越性并因此感到自豪。

　　其次，我们现有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通过改革形成的，依然遗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特点，纵向从属关系还在起作用。纵向从属关系的特点是更多的关注上级的意图，而不是市场的取向。存在着取悦于上级，在贯彻上级意图中不断放大，以及把经济活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市场经济国家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市场需求的反应，因而并不存在的献礼工程，在我们特定的体制下却名目繁多，比比皆是。确实，在重大的节日，献礼可以振奋人们的信心。作为献礼工程理所当然地应当有更好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质量。然而，凡献礼必有极强的时效性，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为了保证按时献礼，压缩工期的现象，以致我们看到了不少刚刚献完礼就出现了质量事故的工程。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的各种工程，都应当遵守产业特点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而不是其他，都应当关注市场的态度，而不是揣摩和迎合上级的意图。

　　我 们 所 以 具 有 速 度 型 的 “ 体质”，还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果市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项目和产品就必须接受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就必须遵循投入和产出的基本定律，有了这样的约束，就不可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顾质量和效益。如果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那就起码会产生如下两种现象：一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存在着事实上的竞赛和攀比，很容易追求“最大”“最亮”“最辉煌”。个别地方领导甚至不顾经济规律，忽视民生，追求彰显自己能力和政绩的“大手笔”。于是有了“鬼城”，有了各种各样的“世界之最”，有了很宽阔每小时过不了几辆车的宽阔公路，有了动辄成片的圈地致使农民成了三无农民的大工程。这一切诚如刘易斯曾经指出的，“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效利用等。这些都是普遍现象。浪费的另一方面是促使一切建筑都变得富丽堂皇，政府建筑尤其如此”。二是普遍的短期行为。现行体制下地方干部的任期时间通常为四年，为了仕途的升迁必须出政绩，而且必须在前两三年里出“政绩”，第四年再出“政绩”意义就不大了。于是有的项目工期本来需要五年，政府却要求一定要压缩到四年。这些分析说明，干部的任命制和任期制意想不到的成就了速度型模式。

　　地方政府所以有如此的行为，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地方政府“约束软化”，不能负破产的责任，为了追求速度，地方政府不惜大规模举债，在给定的条件下，举债是一种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纷纷而起的项目形成的过剩产能，必须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消化，这是我们外需和内需严重失衡的关键性原因。我们以自己低廉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作出了贡献，自己却落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最后，各级地方政府所以咬紧经济增长速度不放松，是因为他们从反面总结了经验，即谁要按照宏观调控的意愿把速度降下来，谁就会在下轮经济发展中吃亏。为了不吃亏，就必须尽可能地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应当又好又快，特别是当我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这是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基于此，我们必须适当地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改变速度型“体质”的关键在于：

　　首先，要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充分地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下，项目的选择来自市场的需求；项目上马与否必须遵循投入产出的比较。按照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任何项目和产品所形成的产品和服务都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商品的命运与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休戚相 关 。 商 品 交 换 是 一 个 惊 险 的 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在市场经济下，盲目扩张会造成资金链的断裂，会中断企业资本的循环，以致重新洗牌。在市场经济下，投入产出规律和适度技术规律会起作用，盲目追求“快”和“大”会得不偿失。只有让市场经济的上述规律充分地发挥作用，才能使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人为地放大。

　　其次，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 政 府 职 能 。 政 府 不 要 直 接 拼 经济，地方政府不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地方政府不要上经济类的项目。各级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应当仅仅局限在公共产品领域，这是政府的职能和优势所在。同时应当按照这样的要求，完善科学的干部考核标准和选拔机制，淡化经济发展中的献礼色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