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二三事

　　

　　

　　

　　孙中山题字

　　几十年来我家的墙壁上常挂着一块“天下为公”的横匾，那是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赠送给我父亲马逢伯的。父亲早年加入同盟会，当过浙东第一路讨袁总司令，参加过中山先生组织的敢死队，出生入死，屡遭通缉，在大元帅府和总统府担任过谘议职务。

　　父亲少壮时即醉心中山主义，敬仰中山人格，从学生时代起就追随中山先生，生前常向我讲起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及革命事迹，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特将家父回忆中山先生的几个小故事述之于后，以志纪念。拒绝算命那是第一次讨伐袁世凯失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不少人意志很消沉，有几个自称会算命的同志很想知道中山先生的生辰，以便算出何时可以打倒袁世凯，他们知道家父和先生接近，就要家父去问先生，家父糊里糊涂地答应了。

　　跑到先生那里，家父吞吞吐吐地说：“先生的生辰是几时？”先生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家父把原委告诉他，先生听了非常生气，他说：“革命者救国救民，非为个人利益，须知天下事，成功无一不从奋斗中来。你们年轻人这样迷信，竟会相信八字命运！难道说我的八字命运不好，你们就不想革命了？告诉他们，我的八字命运就是一定要打倒军阀，继续革命！你们青年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务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不屈饶之意志，为国效力，则革命大业可成。”听了先生一席话，家父顿觉脸上阵阵发热，从此埋头革命，坚持奋斗，再也不敢迷信命运。赠字抒意

　　1920年，陈炯明驻兵漳州，当时军阀陆荣廷操纵粤桂军政，生灵涂炭，先生在沪深为愤慨，乃命家父持亲笔信面交陈炯明，促其驱陆，那时快到农历年底了，家父接到爷爷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离家在外流亡了八九年，一次也没有回家，我八十大寿到了，希望你回来。”家父当时一心考虑回家，因此向先生提出，是否可以委托竺鸣涛代行。中山先生说：“我们应该爱父亲，应该爱家庭，我们今天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人人都有美好的家庭，可是现在革命尚未成功，陆、岑（春煊）窃据粤桂，民众堕于水火，应该以国事为重呀！”听了先生的话，家父感到很惭愧。先生看见家父低着头，以为其思想不通。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愉快地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个大的‘寿’字，你派人把它送回家去，你虽然没回去，但你的父亲一定很高兴的。”

　　先生当时就替家父写了个大“寿”字，还写了“天下为公”四字赠家父，且题上款，以示勉励，先生一生爱国救民之心，由此可以概见。省两角钱一次，先生要家父执笔写信通知李云海来上海汇报广州方面的情况。家父写好信后，问先生说：“这封信用双挂号信寄出吧，收到收不到都有回音。”

　　先生听了后马上说：“不要寄挂号信，最好托人带去，如果没有便人就寄平信，用平信寄有两个好处。一则可以不引起别人注意，避免出岔子；二则也可以省两角钱。”

　　“节省两角钱”的建议，此虽小事，然亦可以洞见先生对于革命事业的细心，可谓无微不至，至于节约邮资一语，则足以说明先生一生简朴之风，不胜令人敬仰！

　　中山先生在生活方面的节俭朴素，是大家都知道的，夏天他常常只穿一套布制的短衫裤；冬天屋里虽然有一只很小的电炉，但只有在客人来时才陪着客人一同取暖，客人一走马上就关了。

　　以上虽是几件小事，但也足以表现出先生之爱国理想和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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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逢伯其人

　　父亲马逢伯字志援，号天骥，浙江嵊县人，生于1889年。1910年冬，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8月，组织家乡敢死队员参加光复杭州之役，任先锋团参谋。民国建立之后就读浙江法政学堂。

　　1912年，中山先生莅临杭州，父以学生代表名义上书，请先生继续负责国事，经由胡汉民先生引见，面晤中山先生，长谈国事，受到赞许与嘉勉。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密谋称帝，当时全国有志之士云集上海，莫不义愤填膺，先生尤为愤怒，决计讨袁，命各省在沪学生代表，分别返乡联络同志起义。父即受陈其美派遣，赴杭与国民党支队长吕东升、莫永贞等秘密策划反袁，被推为浙东第一路讨袁总司令，在嵊县马仁村凤凰山聚义勇军三千举义旗，誓师讨袁，宣布嵊县独立。

　　1915年，蔡锷在滇组成护国军讨袁，父奉派与王文庆，陈去病等赴杭联络周凤岐，童保喧等“驱朱讨袁”，荣任讨袁敢死队参议。

　　1917年，浙督杨善德对革命摧残压制，父奉命在浙策划驱杨，不料，事机泄露，被杨秘密通缉，即潜赴广州见中山先生，任大元帅府谘议。

　　1919年底，陈炯明驻兵漳州，当时陆荣廷操纵粤桂军政，先生在沪深为愤慨，乃命父亲持亲笔信面交陈炯明，促其驱陆。

　　1921年5月，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父亲为总统府谘议，当时孙、段携手，庐永祥主浙。周鸣岐任警备队司令，中山先生命父携亲笔信返浙与庐、周协商，不获如愿，愤而返沪。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共合作民气高涨，政治有清明之望，1927年褚辅成、张人杰主浙时，父曾一度出任宁海、新昌县长，政绩颇佳。

　　同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分家，政权独裁，父指责蒋违背中山先生的遗愿，因而触怒蒋。又见浙江政治积弊太深，官吏营私舞弊，于是直言上书中央，遭忌恨，于1929年被罗织罪名拘捕入狱，杭州律师公会同仁，纷纷为父上书讼冤。直至1932年方获释，遭严刑禁锢三年，父亲心灰意冷，于是客居上海，从此脱离政治生涯。

　　父亲生平抱三不主义，不做贪官污吏，不做土豪劣绅，不做奸商买办。1937年，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后日汪拼凑伪政府时，曾拉拢父入伙。一些朋友不忍睹父亲生计艰难，劝其答应下来，父亲正忧民族危难，河山破碎，岂肯为五斗米折腰，丧失国格、人格，沦为汉奸而遭人唾骂。劝说了三天三夜，皆被我父母亲严辞拒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面貌一新。父亲看到解放后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四十年前的革命愿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变为现实，颇感有幸。

　　1956年8月，父亲受陈毅市长之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晚年生活安定，于1968年3月3日病逝，享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