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进民退格局之变：从国进民退到央进地退

　　赵语康

　　编者按 / “国进民退”是历届达沃斯群雄争辩的焦点之一。“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附和甚至声讨，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中国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如何才能扫除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壁垒？编者认为，只有建立平等主体的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以上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近日，2010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正式发布，前100位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占到近6成。不光如此，国有企业在前500强中所占比例和累计收入额更是大幅提升，与这光鲜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国企、民企的差距在这个维度中又再次被拉大。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数字，如果将镜头拉得更远一些，更多的画面还在记录着国企、民企这一年的变化。

　　2011年，在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紧缩的背景下，资金无疑成为这一年最主要变量。兴业证券最近一份行业报告也发现，建筑行业，这个民营经济相对活跃的行业，也正因为现金流的问题带来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格局变化。

　　央进地退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经济紧缩的时候，民营企业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比国有企业会更加明显，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收缩战线。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表示，在央行货币紧缩政策不改的情况下，不少温州企业只好走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的路子，这样造成企业融资成本一路水涨船高，部分温州中小企业将因为承受不起而倒闭。

　　同时，与之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对垄断资源的争夺也有加剧的态势。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土地市场。自2009年开始，央企在土地市场上屡创“地王”， 更是将这一趋势明朗化。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也总结了国有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地方政府控股的“城投公司”进入当地的一级土地开发市场；二是凭借资本优势进入土地二级市场；三是收购优质写字楼等持有型商业物业。

　　与“国进民退”现象交相辉映的另一个现象是“央进地退”——这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事实上来得更猛烈和持久。除了几个国资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外，地方政府都在竭尽所能抱紧央企这棵大树。各地纷纷使出“绝杀”，给政策、给资金，领导带队，进京跑部，力邀央企落地投资或重组整合本地国资。而央企也顺势扩张，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

　　边界之争

　　寻找国有企业边界的声音再次响起？国有企业有边界吗？边界到底在哪里？

　　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调整始于1999年，当时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哪些领域进，哪些领域退？《决定》给出了具体的答案：要加强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产业。

　　同时，《决定》还指出：“在其他行业和领域，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当时，业界将此普遍理解为国家所要控制的只是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此外都要放开，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

　　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高峰随即出现，各地政府都抢在国资委的前面处置国有资产。一时间，外资、民营并购、管理层收购此起彼伏，收购国企成为民营企业家最热衷的话题。

　　转折来自于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郎顾之争”开始打响，随着对国有资产流失等话题的争论，中国高层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开始发生变化。

　　2005年，国资委官员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否定“国有经济应当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片面理解。

　　2006年底，国务院最终确定七大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领域，同时提出竞争领域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业界普遍认为一旦进入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必将逐步退出市场。甚至，业界迅速勾勒出了100多家央企未来的进退路线图。

　　但事实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业界预期。因为政策对央企的扶持，和央企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2007年开始，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的声音不绝于耳。

　　质变发生在了2008年四季度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以4万亿刺激计划为主的一揽子GDP“保八”计划。而政策对“共和国长子”的倾斜也显而易见，这一刺激计划中近九成的项目都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拿下，央企更是成为大规模投资的最大受益者。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也在这一阶段再次得以巩固甚至被放大。一方面是缘于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借以实现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快速有效地将中国经济从世界经济衰退大潮中托起；另一方面，中央企业凭借在汶川地震、南方冰冻灾害等自然灾害面前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表现，也开始荣膺“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不过，祝波善提醒说，部分“长子”们的垄断行为，以及客观上的不公平竞争，让人们逐渐感受到，“长子”有“独子化”的内在诉求，这一点需要警醒。

　　改革下一城

　　伴随着上述改革的反复，国资委，这位国有企业的大管家在面对这个问题上的说辞也开始转变。

　　“国有经济应当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的说法再也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应该通过市场来决定竞争性领域央企是否生存”。

　　在国资退出的问题上，另外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在现阶段不退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接盘者。

　　“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风险很大。总体上讲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家族企业阶段，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效率非常高，但不太适合大企业的管理和治理的要求；卖给外资，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对国民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利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表示。

　　于是 ，官方认为对于央企的退出问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只要是处于重要行业、关键领域以外的就要退出，应该从企业的竞争力上去定夺。官方说法是，“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能存活下来的不管是什么行业的，都应该让它存活。”

　　国资委研究局人士也曾对此表示，以前让企业退出，是一种行政化的命令，但是现在国资委的出资人身份进一步明确，行政色彩逐步淡去，因此也应该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本着优胜劣汰的原则，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

　　不过，这样一个思路并没有得到业界的认可。过去的金融危机让中国民营力量迅速衰弱，而中央政府一揽子刺激计划又让央企空前壮大。而今年紧缩的宏观政策也使得国字招牌在银行贷款、国家投资项目中获得了超越其他市场竞争者的优势地位，一上一下之间，两方力量相较，就像一个重量级拳手和一个业余拳击运动员，两者之间竞争何来公平可言。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曾就此建议，眼下不宜鼓励央企与民企进行所谓的公平竞争。“过几年，民营经济缓过劲儿之后，再提这个思路更为妥当。”

　　此时，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不仅是有限的资源、限制重重的行业准入门槛，而且它们多数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为此也不得不接受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利润率不断下跌的事实。

　　即便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新非公经济36条”，虽旨在破除民资进入垄断行业障碍，但由于诸多标准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准而制订，在强大的国有经济面前，民营经济始终闯不过那扇“玻璃门”。

　　祝波善特别强调，国资改革需要反思和明确国企的定位问题、发展的制度约束和保障问题。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位战略，很多的政策和措施缺乏长远眼光。没有制度的创新，国企的竞争力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就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制度约束和保障既包括改革的制度，也包括干部制度、管理、评价制度。

　　作者为财经媒体资深记者

　　声音

　　国进民退的三大主要推手

　　一、国企重组

　　二、产业调整

　　三、政企联姻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