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否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 胡萍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教授剧锦文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之后，伴随而来的很可能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后，中国是否将成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教授剧锦文。

　　记者：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或将不可避免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您认为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吗？

　　剧锦文：正如你所说，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的持续高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GDP达到4682美元。按照通常的说法，人均超过3000美元就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可见，中国已经迈入此行列。从国际经验看，确实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但同时存在着许多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并不是与“陷阱”必然相联。中国是否在进入中等收入后就一定掉入“陷阱”，至少现在还不能下结论。现在一些人有这样的担心也只能是从主观概率上推测的。

　　记者：您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剧锦文：关于为什么中等收入国家会落入“陷阱”的问题有很多解释，特别是针对拉美国家的解释似乎很有道理，比如拉美国家长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未能得到及时调整与转变；忽视市场规律的民粹主义和福利赶超超出了经济增长的承受能力；“超前”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工业化的承载能力；新自由主义加剧了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政府官员腐败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有人说，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在于未能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等等。但我认为有些解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如果说拉美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模式，就不能同时说政府左右了市场，忽视市场规律也就更谈不上了。再比如，从静态来看，超前的城市化超越了工业化会带来一些问题，但从更长远的动态来看，特别是在市场机制的调整下，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会比较快地得到调整，而决不会持续扩大。在我看来，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原因在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制度调整、人力资本供给的失衡。“中等收入陷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放缓并长期徘徊不前；由于经济增长长期缓慢而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突出，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行政不透明和政府的腐败明显上升，等等。

　　记者：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从长远来看，中国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及过去多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和不平衡？

　　剧锦文：长期以来，中国持续的高增长的确是通过牺牲资源和环境、通过压低消费和高度集中配置资源的模式实现的，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国家来说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要想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恐怕转变发展方式真的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这仅仅有助于人们树立起一个基本理念，只有具体化到可操作上才是有实际意义的。

　　首先，从制度调整上要进一步强调明确产权关系，因为产权不清是过多占有资源、浪费资源，不惜污染环境和盲目增长的根本原因。只有强化了产权约束，才能保障有效的增长和高质量的增长；其次，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产业升级。在当下，要通过鼓励民营经济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使更节能、环保、低碳的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产业扩张，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转变政府的职能，逐步限制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他对于集中使用资源、替代企业家资源短缺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认为政府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强势的。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政府官员毕竟不是企业家，政府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必将使经济增长付出更高的代价，而多付出的这个代价就是社会多消耗的资源。因此，政府约束自身的行为，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让企业家真正担当起自己的使命，是有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的。

　　我认为，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政府要自觉地接受拉美国家当初的教训，主要应做好政府自身的运行效率，包括对腐败的惩治、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的形成和蓄积，等等。如果政府确实需要对经济活动有所干预，也最好采取间接的、暂时的方式。

　　记者：在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方面，中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剧锦文：我一直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大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尽管我国的基尼系数有恶化的趋势，但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尽管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在增加，但民营经济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尽管地方竞争带来诸多问题，但也调动出了更多人的努力，等等，这些因素部分地解释了过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同时也将成为日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源。当然，我们必须警惕，由于政府主导模式自身缺乏转型动力而导致的后果。如果政府不能实现有效转型，那么，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至多是经济的高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这可能会危及我们更长时期后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