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交易中的效率与诚信

　　孙涤 袁天鹏

　　上次我们把现代文明的议事精神提炼成为12条原则，这里再强调一下它的三个特点。1. 约定性，即规则明示在前，对事不对人；2. 工具性，凡事不往道德上扯，能用工具来解决的绝不无端拔高和指控；3. 价值中性，旨在凝聚组织认同，提高运作效率，平衡多元利益，通过文明议事来说服、辩论、妥协，从而形成组织的行动。

　　议事规则已经浸透了现代社团包括公司企业的运作，成了事实上的标准。譬如在发达国家，人们只需进行一次议事规则的培训，就可以在多个企业担任董事等职务。

　　人们经常会问：自古以来中国人可没少开会议事，为什么现在要来引进“外来的”规范？换句话，我们“自古的天性”有没有必要和文明组织的“第二天性”融合起来？

　　简短的回答是，议事规则并非“外来的”，而是产生于人类文明演化的共同经验总结。其显著成效，要在文明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展露出来。正是我国的和平崛起和经济的高度市场化发展，广泛应用议事规则变得刻不容缓了。

　　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吃过很多“人治”的亏，对此也有过诸多检讨。不过这检讨，很少针对“我”同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和市场交易的扩展，这类关系，比如商品买卖、就业聘任、投资合伙以及社团参与等等，各种经济的或非营利的活动，公民之间的交易活动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怎样达成约定，尤其是信守规则，对于合作的规模、质量、成本，越来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就在我们的祖父母辈、甚至父母一代，社会的合作关系还是非常单调稳定的。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很低，过去交易及合作的对象被束缚在一个狭窄地域（如同一个村落或单位）里面。祖祖辈辈凝结而成的关系基础长久而稳定，合作也不出血缘、姻亲、宗亲、同乡的小圈子，社会记忆在圈内极为恒定久长。因此，人们行事作为绝不敢轻易违背传统所期许的规范，一旦出格，成本极为沉重，有时甚至孙辈还在为他们祖上“不上道”的行径而蒙羞。在环境的这种约束下，即使没有明示的成文规则，人们都能服膺传承、谨守规矩，不敢稍有逾越。

　　民国以来的都市化和产业分工，迫使人们逐渐走出了传统稳定的“关系圈”, 外出谋生，求职、求学，流动性渐增，结果松弛了固有的信任关系。市场交易关系代之而起，人们的行为模式也在过程中变化。建国后为了实施计划经济，人们被安置在工作“单位”里，终身雇用，阻遏了流动性的进一步扩大。在“单位”（和“户籍”）的束缚下，人们终其一生都将面对同样的领导、同事、岗位、技能，以及彼此的期望。人们的生老病死都依附于单位，他们的行为和预期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就的。脱离“单位”难以想象，被驱逐出“单位”的成本更是不可承受。因此在当时，“单位”的惯例和“潜规则”是能够行之有效的，而无需借助工具来明定规则。

　　然而，那样稳定而刚性的关系，无论以村落或以单位为依托，改革开放后都迅速瓦解。三十年来，社会要求并呈现出更宽广的合作，各种各样的新机遇，要求人们能在动态的环境里形成各种新的组织，以各样新的形式进行合作。这些合作大多是“短期”，以交易为基础，而不是建筑在“恒定”甚至人身依附的关系上的。频频改换工作，逐水草而居，已成了市场化里国民生活的常态。 在过去，一个人在一家厂里工作直到退休，儿子还接替继续干，或祖祖辈辈摆弄同一洼地，如此的人际关系，不可挽回地已经消亡得差不多了。

　　代之兴起的各类新型组织要求陌生人迅速形成新的合作和信任。眼下高度流动的市场里，积极进取的人们隶属于多个团体。他们参与团体合作，目的是各取所需，合作即使不成功，后果也只是局部的，食言或失信的惩罚至少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比如，生活在都市，一个人和邻居处得不好，搬到别处照样住；借钱不还，可能换家银行照样借；对老板不满或与同事合不来，一年跳槽三次也不是不寻常。简言之，以往“关系圈”的约束力已经大为削弱了，我们如何来应对？

　　传统和习俗不足以应对不断涌现的新合作关系，不足以处理纷至沓来的新变化信息，为了省事又快捷地在素昧平生的人之间达成合作，就需要彼此有共同遵从的规范，形成彼此间的积极预期，制约和规范合作关系。我们有必要引进新的规范工具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是为了交易能够低成本地顺畅形成并且持续扩大。议事规则作为一个可操作的工具，在提升组织效率和促进社会诚信上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就如我们在先进国家的公司治理上经历过的那样。

　　［作者袁天鹏、孙涤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最新版)中文全译本译者，孙涤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