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依附式发展陷阱

　　如何打破僵持被动之局，是对方方面面见识与魄力的极端考验。

　　文/黄志杰

　　坐拥世界产销量第一的市场厚度，中国汽车业却仍处无具有竞争力自主技术自主权的外强中干之局。

　　2011年7月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刊登了温家宝总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文中的一句话相当撼人：“花钱可以买来产品，但买不来核心技术，高技术含量的设备也买不来。原始创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

　　在这篇着眼全国科技大问题的长文中，总理将汽车产业作为一个典型进行了专门解析：

　　2010年，国务院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出了明确部署，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的，但实施进展问题突出。一是无序发展，一些地方热衷于铺摊子，重复投入、重复建设；二是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三是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例如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车现在有了一些进展，但技术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电动车开发刚刚起步，总体上还处于初级探索和跟踪外国技术阶段，主要设备和材料都依靠进口。”

　　为什么着急

　　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汽车业“以市场换技术”没有走进预期的理想境界，还有基础差、经验少的理由；时至今日，在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汽车产销世界第一的中国是否会又一次失去技术主动权？

　　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说，1978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率团访华，“他们谈到‘合资经营’，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英语词汇joint venture。”这是跨国公司第一次正式提出以合资方式进行长期合作，邓小平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而后，“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拟定并推行。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立足国情的一项战略抉择。第一批合资产品中，广标项目失败，桑塔纳和切诺基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当经过10年努力，国产化率超过90%之后，中国人发现，还是没有掌握自主开发产品的能力。汽车评论人贾新光说：“合资模式并不会帮助中国车企也形成系统性的自主研发能力。合资企业普遍存在严格的技术限制条款，不允许中方把外方的技术用于自主品牌产品。”

　　合资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卖得好，并不意味着中国汽车业技术水平高。中国汽车合资20年后，才发现没有自己的品牌。曾执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帅印多年的耿昭杰2003年说：没有自己的品牌，在世界上就没有你的位置。

　　2010年，三大汽车集团合资产品最多的占到90%以上，少的也近半壁江山，合资品牌的决定性作用一目了然：上汽集团总产量362.07辆，其中，上汽通用五菱、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东岳、北盛等共计330.82万辆，占全部产品的91.37%；一汽集团合计产量257.23万辆，其中，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马自达共计153.21万辆，占59.53%；东风集团合计产量276.99万辆，其中，东风日产、神龙、东风悦达起亚、东风本田共计135.75万辆，占49.01%。

　　技术差距为何持续扩大

　　“市场换技术”的艰难让国人痛心疾首。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认为，由于只引进不消化，合资的结果就可能形成两个怪圈：一个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一个就是能力弱就依赖外方，外方来了以后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弱，越弱就越依赖，不仅引进消化的政策没能全面执行，更谈不上创新。

　　2011年6月学者岳建勇发表文章，提出了要关注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的问题。

　　这篇文章认为，中国不但严重依赖技术引进，而且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在扩大。与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之间呈现某种脱节。

　　如果把从国外引进视为中国唯一的技术来源，并把产业技术升级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合资，是不现实的。无论如何要让本土企业的自主性技术有大的突破，否则中国永远会是低自主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真正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

　　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报告：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2009年12月中央电视二套《国情备忘录》报道说：“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透露，外资对中国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控制持续增强，中国工业安全警戒线的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2011年3月至8月，奇瑞与斯巴鲁合资在大连建造工厂并引进斯巴鲁旗下主力车型“森林人”的消息不断被传播。虽然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奇瑞更多是想学习日企“精益生产”，而非获得技术。但更引发大众关注的事实是，国内三家主要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中，此前只有奇瑞是唯一没有外资成分的企业。 

　　“办大事”需要什么

　　“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许多重要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薄弱，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温家宝总理说。

　　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体制的一大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科技领域，“两弹一星”等即是体现。而现在，世情、国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一优势的发挥上，遭遇到新的现实挑战。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每一个领域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必须选择好方向和技术路线，第二要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的协同和集成能力，对具有战略方向性关键共性技术，要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正是这一点上，暴露出我国体制上的一些突出问题，各部门、各行业往往不能在国家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体制问题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温家宝总理直言不讳地说。

　　如何打破僵持被动之局，是对方方面面见识与魄力的极端考验。

　　或许就有一个问题：汽车行业对内开放滞后于对外开放。

　　“一方面要制止‘重复建设’，把众多内资企业或‘民族企业’挡在门外，另一方面又在抱怨自主创新、自主品牌不行。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何种逻辑联系？一个连出生‘资格’都拿不到的企业，何以提升研发能力、培育自有品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国内家电、电信设备制造、计算机等行业的经验表明，影响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提高和品牌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不是外资企业的‘挤压’，而是缺少对内资企业充分开放并使其中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的政策环境。”

　　“与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相比，政府行业管理方式的变化需要更多的确定性。”刘世锦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