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保护助人行为

　　□苗凡卒

　　据本地媒体报道，《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已列入深圳市人民政府201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法规草案在起草过程中，而在拟制定的主要制度中，助人行为社会鼓励制度、助人者受帮助制度、助人行为免责制度和助人行为免予起诉制度将是主要内容。

　　通过立法手段来匡扶正义，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地方立法，这个《条例》有没有制定的必要，制定了又能起多大作用，却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首先，对于助人行为受到诬陷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后果有多严重，我们必须有个合乎常识的判断。自彭宇案以来，助人者被反咬一口的现象发生多起，社会反响很大。重视这种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对相关司法行为进行调整，都很有必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这种案例基本上是发生一起，轰动一起。案子影响虽大，但相比起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绝对没有普遍到要立法根治的程度。可数的一些案例相比起每天都在发生的助人行为，仍属个案。所以，是否要动用立法手段来处理此类个案，值得商榷。

　　同时，地方立法对助人行为的“保护”能力，也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情。助人者被诬陷，基本上都牵涉到人身伤害，而依据人身伤害程度的不同，法律责任要由法院依据民法甚至刑法予行裁定。所以，此类事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国家法大于地方法，深圳的条例能起的作用有限。再者说了，助人者到底是不是伤人者，是需要法庭调查的，是需要举证的，法庭之外，不可能有人有权力作出判断。所以，我们即使要建立“助人行为免责制度和助人行为免予起诉制度”，也不是地方立法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么，面对助人者受委屈的现象，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非也。让整个社会重建助人于危难之中的勇气，应该是当前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立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条例》。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让公众有助人的信心和勇气，关键是要让公众做到两条：一是敢助；二是会助。

　　所谓敢助，就是要让大家打消成为被告的顾虑，敢于救人。做到这一条，不是立一个法让大家彻底免责，而是应该教育公众，助人时可以采取什么做法让自己免责，比如寻找目击证人，留下现场证据等。政府可以建立司法救济渠道，助人者一旦成为被告，就由政府提供法律援助。在审判过程中，明确此类案件要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对助人者造成的伤害。相信做到这几条，无须专门立法，现行法律也会保护助人者不被冤枉。

　　所谓会助，其实比敢助更为重要。不久前，卫生部发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告诉我们，如果不会救人，二次伤害可能比一次伤害更严重。这说明，光有热情，没有技术，很可能好心办坏事。在很多国家，急救是中小学和新移民的必修课。在一些国家，急救是需要资质的，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有紧急处理的资格。所以，开展急救知识的普及教育，提供不同层面的急救资格培训，这才是一件功在千秋的社会建设工程。

　　所以，政府不仅不应该简单地告诉公众，救人免责。恰恰相反，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告诉自己的公民，助人是有风险的，助人是不能蛮干的，助人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能力和训练。文明的进步需要长期的积累，我们不能指望一部《条例》就能带来文明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