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向12行长建言 治平台紧银根不可叠加郑小伶;张友

　　

　　本报记者 郑小伶 张友 重庆报道

　　9月15日，素以“金融市长”著称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2011年全国股份制银行行长联席会议”上的致辞，没有打官腔，没有务虚。面对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及二部几大主管官员，面对12家股份银行的一把手，他热议起银行管理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推心置腹，言之有据。

　　政府性债务有度

　　黄奇帆对半年来日益趋紧的地方政府平台治理潮提出具体意见。他认为，截至2010年末，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余额6.75万亿元，GDP总量40万亿元，债务总计占GDP的44%。这与欧美国家动辄100%以上的比重相比，相去甚远，因而并无“危机”之忧。

　　五年前重庆市的政府性债务约占GDP20%，迄今翻一番，增长速度有些惊人，但事出有因，背景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因而，在增长率方面应有所控制，银行不必突然对政府平台收紧信贷，人为制造“金融危机”。黄奇帆对政府性债务的结论是：“总量不过分，增长快了些，但事出有因”。

　　就重庆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而言，黄奇帆表示，重庆目前的财政平台债务为1800亿，相当于GDP的23%左右，是比较安全的。

　　黄奇帆曾为国有企业集团量身订制了“三不政策”。即政府不为融资平台公司担保，融资平台公司之间不得相互担保，融资平台公司自己的专项资金也不能用于担保。与此同时，平台公司要做到三个平衡，投入产出要平衡，现金流要平衡，资产负债要平衡。

　　对于通胀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黄奇帆提出，8月份CPI同比增幅为6.2%，通胀已取得控制效应，下行拐点出现在三季度，已成定局。在央行与银监会的调控之下，各大银行收紧银根时，“要避免政策叠加，只能有一个出口”，否则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他认为，调控政策也不要滞后，比如拐点出现了，就可适当放松政策，不宜加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振荡。黄奇帆与在座的银行家商榷，“各种政策推出时，不要过分”。

　　重庆的300亿美元海外投资目标

　　对于外汇管理及银行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黄奇帆坦然建言，国家外汇储备达到3万亿美元，应充分利用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国际市场上许多资源价格较低，适合海外投资。

　　重庆制定的海外投资计划，即在“十二五”期间海外投资实现300亿美元，去年实现了50亿美元合同金额的海外投资，今年目标是实现60亿美元。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其海外资产不能用于担保，因而无法向国

　　内银行借贷，所以现有的“内保外贷”管理政策亟待调整。

　　黄奇帆还希望重庆在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据介绍，重庆的金融发展主要借鉴新加坡的模式。新加坡是亚洲地区金融结算中心地，其各项结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沿海1.2万多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销售结算却多在国外。

　　黄奇帆说：“这2000多亿美元的制造都在中国，它的结算中心可以在生产地，也可以在销售地，也可以在第三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关键是要创造一个离岸的结算条件。”

　　如以销售结算计，每1000亿美元可产生百亿元人民币的税收。重庆的构想是，应该让中国加工的1万亿在中国结算，不在中国加工的1万亿也要想办法吸引到中国来结算。“但是在座的股份制银行都没有开设离岸金融业务，目前重庆只能通过外资银行转手做离岸结算。”

　　中小企业贷款“额度管理”

　　对于长期以来呼声最高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黄奇帆呼吁，监管部门在对中小企业贷款窗口指导方面可细化措施，进行额度管理。比如，从每年新增贷款中，切出2万亿作为对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

　　黄奇帆还提到收紧房地产贷款的把控力度问题，认为老百姓正常的商品房按揭贷款，在限购政策范围内的，不宜限制，合理消费还需鼓励。

　　在向12家股份制银行的行长们热情招商之时，黄奇帆亮出了重庆特有的吸引眼球的“优惠政策”：如果银行增量贷款给三农及中小企业，营业税可减半；所得税方面，纳入“西部鼓励类企业”可享所得税只缴纳15%的优惠，“你们的总行没在重庆，享受不到15%的鼓励，但你们可以将‘西部结算中心’挪到重庆”。黄奇帆明显的点破引发行长们会意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