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 我们就是体制

　　羽戈

　　W师弟硕士毕业，考入某市法院。上个月给我写信，说原计划在寂寥的学院皓首穷经，著书立说，不曾想却误闯白虎节堂，一入体制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他心中无比茫然，不知何以自处，何以坚守一颗干净的灵魂。他自称是读我的书与我开的书单成长起来的人，故想问问我的意见。

　　他实在问错了人。我一直漂泊在体制的围城之外，这么多年来，从未越雷池半步，自然不知其中冷暖和甘苦，哪里说得上所以然。按我怯懦的理解，你要想保持灵魂的清洁，就不要涉足体制这个大染缸；既然进入体制，生存第一，则不妨和光同尘，将良心与灵魂搁置一侧。在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当中，海亮和尚就这样教导出淤泥而不染的潘志明法官：“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

　　我本想照抄海量的话，落笔之时，却鬼使神差，另写了四点敬告：“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第一点出自俄国革命家、作家赫尔岑，他说：“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这是痛定思痛的反省之语。法官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常常幻想自己是正义的化身，由此生出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大多时候，他们不仅不是正义的源泉，反倒沦为了侵蚀正义的细菌和病毒。唯有视自身为疾病，意识到法袍之下的肉身与头脑的残缺，学会了对公义、对智慧的谦卑与敬畏，他们才能拥有清明的理性，所作出的判决与正义的距离，才能越来越近。

　　第四点同样是一个典故。1991年9月，德国统一后，“柏林墙守卫案”开庭，有一个前东德柏林墙的守卫士兵，因射杀翻墙者，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半，不予假释。庭上，被告律师辩称：他的当事人仅仅是在执行命令，并无选择权，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执政者要你杀人，但你明知这些因唾弃专制而逃亡的人都是无辜者，明知其无辜而射杀，就是有罪，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然而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公分的义务。“枪口抬高一公分”，就是放空枪，放过了翻墙者，同时可向上峰交差。

　　隔岸观火，永远不知火中人的焦灼。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几点呢？假如扳机在我手上，我是否有勇气把枪口抬高一公分？身怀利器，杀心四起，这利器，就是权力，就是体制。当你在体制的重压之下举起了枪，你才知道，抬高一公分是多么艰难。

　　有人问，你是不是在妖魔化体制？体制并不是漆黑一团，体制内的人未必都是乌鸦，也有夜莺；体制之中未必处处是枪口，也有鲜花；体制未必是扼杀良知与人性的刽子手，良知与人性高于体制。

　　我不欲争辩，只想说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7月19日，曾任杭州市副市长的许迈永因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被处死刑。此后，他写于2009年10月的一份思想检查公之于众。这份悔过书，通篇都在谈心理、心态、观念、意识，却无一语涉及制度的荼毒。然而许迈永最大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所置身的政治体制的缺口与放纵。假如在日臻完善的宪政制度之下，也许许迈永根本就无契机贪污腐败，也许他受贿3万元，就被绳之以法，这样至少可保一条小命，而不像现在，受贿数亿元，才缓缓站上被告席，最终一命呜呼，悔之晚矣。质言之，许迈永不仅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更是受害者。在此体制之下，许迈永与其手中的权柄相互腐蚀，相互恶化，就像一对穷途末路的亡命鸳鸯，将染毒的刀刃刺向对方的胸腔。

　　当然，我们不能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这是体制的问题”——这么做，乃是对体制的妖魔化。连岳先生说，我们就是体制。不管你在体制之内，还是在体制之外。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体制。当我们把所有的过错、罪孽都推到体制头上，我们必将沦为体制的附庸；当我们妖魔化体制，我们就成了妖魔。

　　因为不愿被妖魔，有人宁死都要翻越柏林墙、飞越疯人院；因为不愿被妖魔，有人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因为不愿被妖魔，W师弟给我写信；因为不愿被妖魔，我写下了那四点忠告，不仅写给W，更是写给我自己。因为我们与体制的战争，首先便是与自身的战争，与我们心中的犬儒与冷漠的战争，与我们心中的欲望与邪恶的战争。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谁就是自由与正义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