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超速增长须防治理风险

　　沈阳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

　　光明网有篇文章研究了10万亿对于每个中国公民意味着什么：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2010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3.4亿，相当于每个中国公民人均贡献财政收入近一万元。据2010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5%，14岁以下的人口目前占16.6%（中国法定劳动年龄应该是18岁，否则被视为童工。）全国残疾人口总数为6.34%（残疾人不需要纳税），此外，还要排除一些不需要纳税的军人、常年生活在国外的人口等等特殊群体，保守估算，应该有占总人口的40%至少不是纳税主体，换句话说，实际有劳动能力产生财富的公民（包括低收入的农民）人均纳税已经超过1万元。

　　在全球经济危机纵深发展的这几年，国家财政收入一年比一年增长，直到今天如此规模，对纳税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企业和个体生活步履维艰，意味着更多治理风险正在酝酿。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评论：“GDP增长几何？百姓收入增长几何？政府财政收入过高，常常会出现非生产性活动大幅增加，生产性活动成本增加，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和个人消费空间，减少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的现象。

　　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经济问题导致政治风险可谓常态：1642年英国内战、1789年巴黎士兵攻占巴士底狱、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些都是社会动荡，均有深层次经济因素。

　　而在晚近的中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背负沉甸甸的外债，为了对付国内日益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等综合性危机，中国不得不放松了对民营企业的管制，导致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春天”的来临；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制度变革没有进展，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再次放松对民营企业的控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赛跑，直到由于财政困境，清朝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忘乎所以地将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兴起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在一种“蝴蝶效应”中出乎意料地成功。

　　今天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世界最成功的革命传统，给中国留下了最为灵活的统一战线，留下了分类控制的维稳体系，留下了最为坚强的危机动员机制。这个社会大体上保持了三十多年一贯的稳定，原因在于革命传统成功地接纳了中国社会重视民生的儒家传统，并且在多年国有企业改制（有人说成功，有人说失败）之后开启了10年之久的国企扩展。看来，只要维持现状，加大民生投入，应可保持社会稳定。

　　事实上，政府也是这么做的。仍然引用国家财政部的数据：前8月，住房保障支出增幅最高，达1814.04亿元，增长68%；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交通运输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增幅也较为明显，增幅分别为58.3%、43.5%、39.7%和37.7%。从数据中不难得出，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远远大于同期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

　　从中，能够得出的几个结论是：首先，今天政府更加体恤民生疾苦了；此外，今天政府意识到，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应该通过对民生疾苦的体恤，来缓解社会矛盾的加深。

　　不过，政治经济学是去道德化分析的。最近几年与财政收入年年增长相伴随的是，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一年比一年多，事件的参与者不再如过去是单一个体、特定职业的维权，而是跨阶层、跨地区。

　　一些地方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一边向中央要拨款，一边挖空心思掠夺性开发。陷入了那种互相比赛谁的财政收入增长得更快的、涸泽而渔的、恶性循环的逻辑之中。一些地方政府被既得利益群体绑架，由于法治欠缺，激化社会矛盾，引起了民众抗议。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能够安稳用人民币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限。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也不一定全是向着集约化方式进行的。这样，政府管理就酝酿着风险。

　　政府决策一直有个困境：发展顺利的时候，人们常常不思进取，认为一切都好。国家日渐增长的财政收入数字，似乎给这个不思进取提供了最好的温床。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就会随之出来，去误导决策者。

　　沉溺安乐，自我满足一旦成为家常便饭，迟早会促使财政危机发生。

　　所以，对今天来说，当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之时，当财政还能增长之时，执政者一定要有危机意识，要趁早吸纳民意，要加快减税步伐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司法制度创新保障社会公正。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加强人大的财政预算决算审批权，督促党政机关依法治国。

　　作者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