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的春天

　　宋焘

　　汤姆·汉克斯在《查理·威尔逊的战争》里面扮演了一个传奇式的议员。在他的纵横捭阖之下，美国政府的秘密机构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中出钱支持阿富汗抗击苏联。查理的传奇在于他把这个数字由500万美元慢慢拉到了10亿美元。但是电影的最后，查理向官僚们提出再出100万美元，在当时“一半人口不到14岁”的阿富汗建学校，官僚们的答案却是：没有人会关心阿富汗的学校。确实，阿富汗不是美国人的家园，阿富汗孩子的明天不是美国人的明天。仗打完了，政绩出了，让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教育见鬼去吧。

　　查理无奈写道：这些事情发生了，它们是光荣的，并改变了世界，但我们搞砸了结局。虽然不能说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它的孩子们受教育程度低，但是在一个极度贫困、动乱频仍的国家里，教育水平落后确实是贫穷制造贫穷、动乱加剧动乱的一个原因。只有在贫弱到饭已经吃不上的时候，教育才可能暂时被搁置和漠视。只有在把别的阶层根本不当回事的时候，才会在没有到位善后的情况下铲平底层孩子的校舍。而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会让人看到希望？

　　电影经常用儿童视角呈现一些满目疮痍的国度，在这些GDP总量是我们零头的零头的国家，学校教育成为奢侈的梦。巴赫曼·戈巴迪的《乌龟也会飞》中有这样的一个村庄，它位于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境，无数的难民取道于此。这里的孩子无学可上，一是没有条件，二是他们要不停为生计奔波——捡雷区里的地雷来换钱。孩子王“卫星”周旋于此，他懂几句英语，能告诉当地人卫星电视里英语新闻的内容；同时能组织起大群孩子捡地雷，出面交涉之后卖个好价钱。这是疯狂年代的悖论，当地人既需要知识解读信息，又对教育漠不关心。

　　新来的难民中有兄妹二人，妹妹背着一个小孩子。卫星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但是她的举止反常，就是总在想办法要杀死背上的孩子。卫星虽然数次出手相救，但最终悲剧还是发生。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时刻，孩子沉水而死，女孩跳崖身亡。原来这个孩子是女孩在战乱中被士兵强暴所生，对无法面对过去又看不清未来的懵懂女孩来说，死是一种解脱。当卫星身后穿行的武装力量变成美国大兵的时候，对他来说这不是一种解放，因为他的明天依然被漠视。外来的强权终有利益，本国的上层自有打算，但在苦难中轮回的穷孩子却看不到希望。

　　教育恐怕是穷孩子最好的上升通道。一个社会可能糟糕到漠视底层的教育状况，但更可悲的是底层的孩子疲于生存，无暇受教育，或者说一个社会板结到一定程度，让人产生读书无用的感觉。

　　在伊朗电影《黑板》里，化学炸弹爆炸之后，一些库尔德难民教师背着黑板四处寻找愿意在边境上学的孩子，他们藉此为自己挣一碗饭吃，同时希望知识或者哪怕是文字能改变一些孩子的命运。其中一个人遇到一帮背货物的孩子，他们说自己是“骡子”，知识对他们来说不能当饭吃。另一个遇到一队难民，他的黑板被用来当成抬伤员的担架和躲飞机的掩体。在这里，教育既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更没有条件上的支持。这些孩子和难民逃来逃去，你却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仿佛只是本能驱动地活着。

　　在以上的这些环境中，很难有所谓的个人奋斗。个人奋斗成为一面旗帜，成为改变命运的口号，需要基本制度的支持，需要公正的竞争起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讲天分，讲努力，讲穷孩子也有春天。

　　《舞动人生》的背景被设置在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初，当时英国社会矛盾激烈。但不管社会矛盾激化到什么地步，正常的教育是没有受到波及的。街上罢工风起云涌，比利照样安心上学。同时也不会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是罢工的中坚就被“另眼相看”。而且当时社区的各种兴趣班有序进行。教育自成体系，并没有在那个对抗的年代随波逐流。在基础教育上也看不到穷孩子和富孩子泾渭分明。倒是穷孩子比利，他的父亲让他去学拳击，为的是能“参加战斗”，而来自富人区的女芭蕾舞老师看到这个男孩子身上有跳芭蕾舞的天赋，于是推荐他面试皇家舞蹈学院，甚至可以为他出车票钱。

　　保证来自各阶层的孩子能够受基础教育应该是共识和底线，在这一点上只能想办法，不能设门槛。于是我们看到上学对来自底层的比利来说不是问题。他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自己的天赋，如果足够优秀又努力，可能借此改变命运。同时，什么样的心态会让人在同一个国度里对底层的孩子漠不关心，让他们“漂泊的童年里放不下一张安稳的课桌”？说白了就是根本没把这个阶层放在眼里，没把他们的明天当回事。如此，为了某些短期的利益，这些穷孩子的教育当然是可以被暂时牺牲的。更不可能期待会有人给比利那样的穷孩子出一张车票钱。

　　比利足够幸运，接受最基础的教育对来自底层的他来说是天赋人权，在进阶的考试中他能公平竞争，穷孩子有了成功的“个人奋斗”，若是生活在伊拉克，物质上就堵死了他的前途。而如果他的父亲是一个漂泊的“农民工”，那他的前途还真成了难猜的谜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