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时代的危险倾向

陈毅聪

　　最近盛行中美物价比较，有人惊呼美国物价比中国便宜，也有专家出来解释原由。比来比去，大家似乎都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全球最发达的富国之一。不知道从何时起，美国都成了中国的比较对象？这多少说明了人们对于生活水平、工资收入有着较高的期许，眼睛都盯着西方发达国家。

　　可是，当提及医疗、教育、住房制度时，有些人又喜欢回头看，追忆改革开放之前公费大包大揽的“盛况”。尽管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种回忆本身极不靠谱，当年公费医疗、教育、住房的实质是“高度短缺、低质服务”，即：价格确实很低，但供应量很小，服务水平很差。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收入较低，农村社会福利欠账非常庞大，目前如果走回老路，财政肯定不堪重负。就连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支付不起这些费用，被“福利社会”搞得债务剧增，引发了“欧债危机”。要知道，希腊目前的人均财政收入大约是中国的5倍，人均GDP高达2万多美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逐步将福利水平提上去，却不能放弃市场化改革方向，否则将遗祸子孙。

　　一些民众对市场化改革有意见，觉得那样意味着价格更贵。问题在于，医疗、教育、住房它们先天就是不可能便宜的东西，最终都得有人买单。医疗、教育是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领域，住房是可供投资的耐用品。要想享受较高水平的医疗、教育、住房，就必须有较高资金投入来支撑，古今中外皆然。你要么交钱给私人企业，要么向政府纳税、交纳社会保险、给医生红包、交择校费或赞助费。两者相比，很难断言哪一个更便宜，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者性价比更高，后者会有更高的行政成本、更多的跑冒滴漏、更为普遍的灰色交易、更差的服务态度。

　　所以，政府运用公共财政提供的医疗、教育、住房服务，应该只是基础性的、最低必要的保障，且主要针对社会的底层阶级、弱势群体。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因此而变得太庞大、太昂贵。然而，吊诡的是，在今日中国，很多人都宁可选择政府大包大揽，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往回退缩。就其心理来说，一来是不信任私人企业，觉得它们“太黑”；二来是对政府期望较高，希望政府可以减少贫富悬殊等社会不公平现象。

　　不管是“不信任”，还是“高期望”，其实都反映了政府工作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以往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显得不太成功，罪因不在于市场本身，而在于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管得太多或该管不管。例如，看病难、看病贵指向的几乎全是公立医院，上幼儿园难的背后其实是学校设立门槛过高、财政拨款分配严重不均，房价高的重要原因则是利率偏低、地区发展失衡、官员热衷经营城市。

　　我们生活在纠结的时代，忽前忽后、左右为难。此时必须小心一种危险的倾向：为了所谓的公平，为了更快、更为简单的取悦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回改革之前的老路。为此，一方面，需要针对普通民众进行现代启蒙。另一方面，政府在改进管理、服务职能之余，也需要反思：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以至于无法管好，引火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