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能力》：幸福根源于人的能力（之二） 人性尊严要求的十种核心能力

　　田雷

　　在努斯鲍姆看来，能力即自由。但作为能力的自由并不是政府消极无为、个人自由放任的形式自由，而是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实质自由”，具体表现为一组相互关联的选择和行为机会。能力的根据在于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尊严，因此区别于作为福利经济学和功利主义哲学基础的主观偏好。能力理论的问题意识直指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我能够成为什么，又能够做到什么”。也就是说，人不仅要有能力形成自己的需求和理想，同时更要有能力将所形成的理想变为现实，让所提出的需求得到实现。

　　在现代社会内，人的能力应当是一个复数概念。“我通常使用复数的capabilities，正是为了强调人的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元素是多元的，可以在质上做出区别：健康、身体健全、教育以及个人生活的其它方面，如果被化约为一种单一尺度，必然会发生扭曲。”复数的能力意味着能力之间通常无法相互通约。聪明的头脑或者良好的教育并不就等同于健康的身体状态。或者如同人们常言所道，“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努斯鲍姆认为，人性尊严要求现代人应当具备如下10种核心能力：（1）生命：正常长度的预期寿命；（2）身体健康：良好的健康，充分的营养、体面的居所；（3）身体健全：迁徙的自由、免于暴力攻击（包括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安全、性的满足以及在生育事务上的选择机会；（4）感觉、想象和思考：大众基础教育、言论自由、宗教自由；（5）情感：有能力去爱、有能力去痛，在没有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下发展情绪；（6）实践理性：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价值理念，进行有关人生规划的批判性思考；（7）归属：生活在所归属的团体内，发生各种形式的互动，表达相互之间的尊重，不存在基于

　　种族、性别、性倾向和宗教信仰的歧视；（8）其它物种：人与动物、植物、自然界和谐相处；（9）娱乐：闲暇、娱乐、享受休闲活动；（10）对环境的控制：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权，物质意义上的财产权和工作权。

　　以上概括的是努斯鲍姆版本的核心能力。为了让她所认定的核心能力具有一种跨文化的普适性，努斯鲍姆在表述时运用了尽可能抽象、中性，甚至有空洞之嫌的语言。同时，为了避免“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努斯鲍姆特别指出，以上的能力清单并不是终局性的。而且，究竟如何细化以上10种核心能力，这将是每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通过政治过程解决的问题。最后，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核心能力的门槛标准也应当有所区别。但在高低之间究竟如何选择，这也应当交付每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

　　所有的自由都是积极的

　　人类发展理论反对以GDP为指标的经济社会发展论。首先，人均GDP在统计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是用“平均人”的概念遮蔽了生活在当下的活生生的个体。例如，南非虽然有发达水平的人均GDP，但社会中却存在着被剥夺和边缘化的多数黑人团体。其次，因为人总是在多个社会领域内生活着，所以单一数字不可能描述生活品质的全部内容。两个国家可以在人均GDP的数字上相差无几，却在人民的医疗保障上存在天壤之别。也是在这里，努斯鲍姆发出了对中国的警告，“GDP模式经常鼓励了不加分辨的中国崇拜症：如果经济增长如此有活力，那么那里的情况必定一片大好。”

　　人的能力理论也修正了现有的人权理论。当然，努斯鲍姆承认在能力理论与国际人权运动之间的关联，甚至承认能力理论可以构成人权理论家族的一个变种，因为它们的共同立场在于将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但在这一基础上，努斯鲍姆批判了人权的两代分期理论。在她看来，两代人权的区分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即第一代人权（政治与公民权利）并不需要社会与经济意义上的前提。但真实世界内的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都要求积极的政府行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社会经济权利。“‘消极自由’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说不通的理念：所有的自由都是积极的，都意味着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的自由；都要求禁止他人的干预。在美国，这是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因为美国人有时在幻想，最好的政府就是消极无为的政府。”归根到底，如果说人权理论总是在想象着主权和人权的悖论，能力理论却在告诉我们，只有国家有能力，人民才能有能力。

　　幸福根源于人的能力。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能力还处于未发展的幼小阶段。只有得到外部环境的支持，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营养补给，更有心智发展所必需的教育，我们内在的能力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形成生活的理想，才有能力追求理想的生活。回到亚里士多德，“最好的政治秩序”应当保证“人活出积极向上的丰满人生”。

　　（编者注：本文所评书籍为Martha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第一部分发表时将书名译为“创造能力”，此次发表的部分改用“培育能力”这一更妥帖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