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美对华贸易政策目标不明确_

　　作者:王孝松

　　2001年，“9·11”事件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走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2001年至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实行友好的政策，双边贸易进一步迅猛发展;但双方的贸易摩擦不断，且有升级之势，美国以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为借口，大举向中国施压，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的歧视性特征在美国贸易史上也绝无仅有。

　　从2002年至2006年10月，中国被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一枝独秀”，是排在第二位的印度的3.3倍;而导致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比例也高得惊人，达到了2/3;而中国被征收的平均税率为118.5%，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随着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美国在贸易领域针对一些敏感问题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第一个施压领域是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美国全然不顾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从未停止对中国关于该问题的指责，并且自2001年以来呈愈演愈烈之势。第二个施压领域是敦促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加快市场开放和体制改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2006年2月发布的中美贸易关系报告指出，除知识产权保护以外，中国还在其他几个重要领域未能有效履行入世承诺。这份报告同时指出美国今后将进一步监督中国遵守国际和双边贸易承诺，促使中国加快市场开放和各种体制改革。第三个施压的领域是人民币汇率。第四个施压的领域是纺织品与服装贸易。

　　在极为复杂的对华贸易政策背后，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政策形成因素。

　　一是利益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美国的工商业利益集团来说，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开辟广阔的中国市场是压倒性因素，不同的工商业组织对此都毫无异议。而在中国入世之后，贸易不平衡、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失业和不公平贸易成为工商业集团更为关注的问题。工商业集团内部对华态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中小企业控诉“中国制造”给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大型跨国公司则在中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工厂。前者成为中国“不公平贸易”的主要申诉者，或“中国特保措施”的主要使用者;而后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不断游说政府制定有利于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政策，其各种游说活动又对政府官员的思想乃至决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对华的态度也明显不同，而且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剧烈的变化，但究其根本，都是为了维护本企业或本集团的利益。这一阶段，劳工利益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显著的分化，而这种分化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一部分劳工团体坚持拥护民主党，希望能限制同中国开展贸易，从根源上隔绝这个威胁。另一部分劳工团体可以被称为“现实主义者”，他们甚至与工商业利益集团进行合作，用不同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两股势力汇合产生的合力，也是导致政策丧失明确目标的重要因素。

　　二是经济形势。2001年3月，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衰退期。由于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的财政赤字逐年走高，并且占GDP的比重也居高不下。双赤字状态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常常使政策决策者陷入两难境地。美国各界开始分析造成国内宏观运行不理想的原因，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便成为许多人纷纷抨击的对象，他们将美国国内经济困难的原因归咎于对华贸易。

　　三是党派纷争。这一阶段，美国的党派纷争异常激烈，国会议员的个人主义之风盛行，使得两党间在贸易问题上的争斗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并直接影响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有时使对华贸易政策朝着友好的方向发展，而有时却使政策充满敌意。但总体来看，党派纷争是自由贸易的大敌，会阻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

　　四是总统的个人因素。小布什上台以来，不愿受束缚的个性展现得十分明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布不利于中美友好的言论，这就为布什内阁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确立了基调，所以2002、2003年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且有升级之势。布什总统进入第二个任期以来，逐渐认识到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谨慎地处理中美关系，当然，总统的个人因素对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毕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但这又使得纷繁复杂的对华贸易政策走势在一定程度上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五是中国因素。这里所谓的“中国因素”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了一个稳固的法律基础，在解决贸易摩擦时可以在WTO框架下进行，但由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规定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和“中国特保措施”，为美国实施歧视性对华贸易政策提供了便利。二是中国入世后，经济发展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从而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了一些新的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