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它一个种子，它会自己长出新的东西出来

　　叶一剑;云军

　　·农村的发展是，你给它一个力量，一个种子，他会自己长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且还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就中国乡村治理而言，向来是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各界也是观点纷呈，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对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较为深入的对乡村的“田野调查”。

　　·基于此，听一听一个县委书记的乡村治理观，有需要，也很必要。

　　1. 让农村成为一个市场经济

　　《21世纪》：无论是出于人才下乡还是资本下乡的考虑，长沙县试验的“市民下乡”都是好事，但在目前的体制和乡情背景下，表面上牵涉到户籍问题，背后其实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再次分配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长沙县对此有什么系统考虑吗？

　　杨懿文：我们将县里的农村地区按照距离城市（中心城区）的远近分为近郊、远郊、农村。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可能也是郊区），不予以户口的迁移，因为涉及到今后的拆迁，如果迁入户口太多，国家损失会很大。但是在远郊，城市规划区范围外，尤其是在主城区50公里以外区域（如开慧乡的板仓小镇所在地区），我们才做这样的设计，因为不会受到拆迁的影响。所以，你会注意到我们目前的三个试点乡镇都在离主城区较远的乡镇，当然，也考虑这些地方主城区辐射不到，如果能够取得一定成功，更具有在全国其它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进行推广，这是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有之义。

　　更具体的讲，市民下乡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通道，而这个通道目前是有一定体制障碍的：我国农转非有政策，非转农虽然公安部出台的户口迁移政策是允许户口自由流转，但城里人要变成农村人具体操作起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而且，我们发现一条，如果在农村搞房地产开发，把土地征了，卖给城里人，这不但涉及到户口迁移，而且这样与城里人需求不吻合，因为城里人下乡是为了过田园生活，而不是到农村继续过城市生活。

　　在某个特定区域，允许城里人下乡，这是完全符合政策的。当然，城里人迁为农村居民以后，能不能分配给他们一定的生产资料，这需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求当地老百姓的意见。不过这个障碍应该好解决，我们可以做工作，因为农民对城里人下乡也是有需求的，城里人下乡可以给农村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如雇佣保姆、厨师等。只有让农村成为一个市场经济，而不是小农经济，农村才会有更多的就地就业的需求，这个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一试。我们尝试的幅度不是很大，每个试点先定一百个名额。

　　《21世纪》：目前试点地区针对市民下乡的土地是怎么解决的？

　　杨懿文：村民的要求是不分田，但是政府可以作一个规划，给下乡市民一个宅居地（不占农田）。当然，他们如果愿意承包田地的话，可以自己协商从农民手里承包。

　　宅居地没产权，不过要上缴城市建设配套费，今年是25万一亩，以后可能还会上涨。也就是说，这钱交了以后，水、电等基础环境配套设施就能够达到。

　　2. 下乡的人要有农村生活情结

　　《21世纪》：您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政策推行以后，最终都是哪些人会选择到农村去住，会给农村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带来什么变化？这将对推进农村的变革带来很大影响。

　　杨懿文：这个问题我曾经和湘籍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探讨过，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尝试的最初的灵感也和韩先生有关。他曾经在汨罗县做过知青，后来到海南工作以后，每年的五一以后会到湖南这边生活，十一再返回海南。这就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什么人适合下乡。我跟他探讨，他说，第一，五十岁以上，第二，有钱，第三，孩子都已工作，没有负担，第四，要有车，往返城乡方便。如果要达到这么几条的话，这个人至少要有一两百万块钱。后来我想，还应该再加一条，就是很多下乡的人，都有农村生活情结。

　　《21世纪》：按照这个情况分析，下乡居住的可能更多是老年人，但从农村的人才需求和资本需求来看，显然，如何引导更多的年轻人下乡更迫切，更能带动农村的发展。

　　杨懿文：我赞同你说的，年轻人下乡更能带动发展。但年轻人为什么不下乡？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村没有充分的就业就会，如果农村就业机会不足，他们就没必要去。

　　另外，我们看到，城市里的高档小区需要各方面的服务人员，而这些服务人员并不适合住在这些小区，这其实就是城中村的生态特点。我觉得城中村有这样的生态特点，我们就应该关爱这些人，而不是将城中村拆除了之。

　　而这也给我带来更进一步的思考：既然城市有这样不同的分工层次，那么，农村也需要这样，只是农村是反向导入，即如何将城里人导入到农村人中间去。

　　所以，我们对开慧乡板仓小镇的规划是，希望整个小镇2-3万人，最好是3000-5000户，这中间要分清他们的结构，比如说城市下乡的有1000户，打工人员可能是1000-1500户，其余是本地居民。这是最好的结构。我觉得最好的小镇不是要把小镇做大，而是要把小镇做精，小镇做成精品小镇，让大家觉得宜居、方便、国际化。

　　对于国际化的理解是，所谓国际化不是“大”的概念，而是指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概念，它是品质的要求，而不是规模的要求，也就是说，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要健全。

　　而我们现在的农村，没有旅店、邮局、电影院、咖啡厅等这些城市所拥有的设施，按理说这些农村都应该有，或者说这些元素都应该有，只是没有城市那么大的规模。

　　如果这些设施农村都拥有了，那么就会给农村产生一批投资机会。比如连锁酒店，可以在农村建立，每一个乡镇设一个，单个规模可以很小，但所有加起来就能够产生规模效应。

　　3. 下一轮投资机会在农村

　　《21世纪》：基于此，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比较倾向于在农村在解决“三农”问题，而不是通过更深入的城市化使更多的农民进城，在城市解决“三农”问题？

　　杨懿文：这么说吧，我觉得中国农村人口，如果全面进城的话，城市的公共服务支撑肯定就会崩溃。中国最大的稳定是农村的稳定、农民的稳定。我们不可能把农民转移到城市，我们应该想办法在更广阔的农村，让所有的人能够安定。如果农村都安定了，那么农村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把城里人或者城市的机构吸引到乡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农村的稳定应该为城市的稳定做贡献。

　　此外，中国从现在开始，新一轮的投资机会在哪里？上一轮投资机会全部都在土地上面，比如城市里面的房产开发以及工业园区等等。

　　那么新一轮的我觉得应该在资源控制上，也就是说谁控制了资源，谁将是新千年的老板。

　　而所谓的资源，比如水的资源，山的资源，田的资源等等，这些几乎全都在农村，城里面所有能够抵押给银行的几乎全都抵押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要进一步扩大它的业务，就需要继续开拓新的金融产品，而下一轮的新的金融产品，就是资源，这点，浙江已经突破。也就是说在农村，承包地可以贷款、宅居地可以贷款，山、水等都可以贷款，只是幅度小一点。这个过程是个必然趋势，现在不能贷款，不代表以后不能贷款。

　　所以，从投资的机会来看，资金会很快全面的进入到农村社会，这种暗流向农村涌动，我们应该迅速对农村进行规划，进行管理。

　　假设城市的机构可以很顺利地进入农村，城里人也可以很顺利的进入农村，那么在农村，就涉及到两个平台的建立：一个是承接机构下来的平台，也就是说投资机构到农村去投资，你要有项目来承接，另一个就是，城里人下乡，你也必须要有承接他下乡的点。所以，这两个平台的建起，我们目前都正在尝试。

　　《21世纪》：实际情况是，农村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农村没有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的配套，结果导致所有人都往城市跑，人才外流，也就没有人愿意往农村投资，农村也就没有了市场需求。

　　杨懿文：对，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因为长沙县现在的条件已开始在逐渐变好，所以我们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如果我们每个乡镇都有这么一个健全的公共服务系统，交通便利，通信无阻，人们在此生活的很温馨，那么住在小镇和住在城里就没什么区别，而且，推窗就可以见山见水，更加惬意。这个过程以后一定会实现。

　　4. 长沙县的实验可以复制

　　《21世纪》：您说现在长沙县的城乡一体化试点之所以选择在离主城区较远的乡镇，目的之一是这样的试验更具有在广大的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推广。这其中其实牵涉到一个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差别，比如，因为长沙县现在的经济比较发达，很多本地农村人口可以在当地就业，但在更多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很难做到。县域与县域的情况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长沙县的探索是否可以推广到长沙县之外，或者说湖南省之外，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杨懿文：这又回到了我刚才所讲的认识到新一轮的投资在农村，反其道而行之的问题。如果农村的公共服务能够做起来，这本身就可以制造一批就业机会，而且这些就业机会，肯定会优先考虑本地老百姓。然后，如果服务经济慢慢起来的话，这个过程也可以消化一部分劳动力。还有就是，如果邻近的所有乡镇都形成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整个区域形成互动以后，每一个乡镇不仅仅是在为自己服务，实际上在节假日城市人下乡的动力会更大，那么外面来的消费力量会更强，这个力量又会给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农村的发展是，你给它一个力量，一个种子，他会自己长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且还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所以，我们这个板仓小镇的实验，如果再看一两年的话，有可能还会有爆发性的东西出来。

　　我们做了三个试点，近郊是榔梨镇，远郊是金井镇，新镇则是在开慧乡全新创造一个板仓小镇。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是可以复制和推广的。

　　打个比方，中国在乡村治理方面最重要的缺失是，所有的乡镇党委政府和村这一级，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的概念。原来他们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抽血，抽取农村资源支援城市，包括调粮，调棉等，都是按照上级抽血的指令来运行，还有一个就是维护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后来随着农业税取消，抽取资源的功能越来越弱，整个乡村政府没有转变到为老百姓提供基本必要的乡村公共服务上来，这也就导致大家不知道该这么做，完全是自然的，自发的，没有系统的、有规划的做公共服务。

　　所以，城市精细化管理应该延伸到农村。我们说农村有“三个管住”，管住了村干部就管住了农村稳定，管住了污染源就管住了农村生态环境，管住了农村地区的政绩考核就管住了农村的科学发展。所有乡村政府不要再去搞招商引资，不要再劳民伤财的搞经济发展，它是发展不起来的。它就专搞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乡村党委政府的第一要义，然后用城市精细化的管理理念建设新农村，用工业化生产的办法来抓农业生产。

　　这些都是普遍性问题，我们探索的也是解决这些普遍性问题的方法。

　　《21世纪》：在乡村治理中，长沙县是怎么使用大学生村官的？

　　杨懿文：截至目前，长沙县大学生村官有五百个，这一期有十七个大学生村官进了所在村村支委班子。

　　这也是我们改变农村结构、改变基层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希望始终保持五百个大学生村官在基层，有可能有些人每年要考出去，那我们就补充。

　　另外就是这些大学生村官，怎么样让他们安心在基层工作，把村官的这个岗位做成自己的一个事业平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正在研究，按照劳动合同法，搞个六年聘期，如果在这六年每年都合格，六年以后，就直接解决事业编制。

　　这样的话，大学生村官就可以一辈子在这里服务。

　　我们每个乡镇成立了一个村级事务中心，就好比社区事务中心，他们目前就是由这个中心派到村里面去。六年以后，他们编制就在县政府，不过工作还是在这个村。我们鼓励他们今后去竞选村主任、村支书，不过这需要三五年。

　　此外，目前长沙县整个农村所有的团支部都已建立，团的工作都是那些大学生村官在做，每个大学生村官都兼任本村的团支部书记，同时他们也有的是村支部书记的助理。

　　另外，因为他们懂网络，我们建立了远程教育，网络全部都是由他们在管。还有，所有上面需要做的表格、统计数据等资料，全部是他们在做，这样以来，通过大学生村官就把整个长沙县的基础工作一下子全部都升级了。

　　《21世纪》：为什么是三五年之后？是不是因为现在他们还很难应对农村复杂的局面？

　　杨懿文：目前不能够拔苗助长，因为我们对村的治理，三五年之后效果会发展的更好。

　　你给它一个种子，它会自己长出新的东西出来

　　5. 我们愿与村支书一起探索

　　《21世纪》：讲到乡村治理，您说管住了村干部就管住了农村稳定，我之前看长沙县的相关材料的感觉也是，对于乡村治理，长沙县是比较积极、主动的介入，并处理了一批村干部，思路可能更多体现的是在掌控之内来完成换届。社会上更普遍的看法是，应该更多的赋予村民自主选举的权利，主要是用这样一种制度来平衡、监督乡村自治。当然，我本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基于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传统，如果在一种完全没有外力或制度参与的情况下开展村级自主选举，很容易产生一些“村霸”，这也是目前村级选举中存在较多的现象。长沙县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杨懿文：你这个可能会让人容易讲一些犯错误的话了。民主是个上层建筑的东西，整个民主制度是上层建筑，那么上层建筑最好从上层建筑开始。上层建筑的东西，要从下层建筑开始搞起，不是搞不成，也可以搞，但是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更大一些。我们之前连续几届村民选举都是走了很多弯路，我们自己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才在实践中来改变它。

　　比如，原先我们是先选村委、后选支委。选了村委，这个人当了村主任之后，他要是党员的话，就自然兼任村支部书记，那么他对党就没有感恩之心。他觉得他是大家选出来的，而这个支委是他兼任过去的，所以他觉得他首先还是要对村民负责任，当然这没问题，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甚至是一些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问题上面，他可能就会带着村民蛮干，整个和政府对着干，所以这三年，我们法办了十八九个。

　　《21世纪》：但有一个问题，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看到，来自基层的利益相关者，他们进行了一些突破性的探索，当时看来可能是犯法的（正如小岗村当年搞土地承包），但后来被证明是推动了整个中国农村的变革。对于基层的自主探索是不是应该更加包容一些？

　　杨懿文：这个观点我赞同。但我们这里的问题是，比如土地，违法用地，本来是农田，这个村支书把它毁了，然后随便就租给别人。我们抓的这十八九个村支部书记，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个人的经济问题。如果说像小岗村那样的探索，那我愿意跟他们一起探索，对制度方面好的突破，我们是坚决支持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当了村支部书记，我给大家付了钱，那我首先得把这个成本弄回来。而且要把成本弄回来，他首先肯定就得搞项目，搞项目的时候，就先让自己的亲戚来做，还有就是把工程做大，从中拿好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得惩戒。目前主要是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为了捞工程，带领村民阻工。很多大的工程，比如铁路修建，过他们村的部分就得让他们村来做土方，否则就阻止工程。很多村干部就承担了这样一些角色。

　　所以我就觉得，在村民选举的事情上，通过上层介入会好点。比如去年（因为今年要换届了），我们就对两百多个村委会进行审批财务审计，这个以前是没做过的，通过审计就先清除一批害群之马。我们推动这个过程，有三个步骤：第一，对于特别优秀的村支部，直接提拔，录用为公务员，担任副乡长、乡党委副书记。第二、清理害群之马。第三,我们自己还研究一种制度，就是所有村支部书记的任命，必须事先给县委组织部备案。通过去年的铺垫，现在这个迹象很好。

　　《21世纪》：但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和村民自治的方向相背离。

　　杨懿文：不背离，这只是针对村支部书记，等于我们是在村支部书记上面进行加强管理，然后村支部书记再作为村主任的提名人选，那么接下来由大家自由选，是完全民主的。也就是说民主要有主导，民主要有方向，民主部分的也还要有集中。如果说先选村主任，那方向就错了，而我们是先选村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符合条件的，兼任村主任，选不上的，还可以再选村主任，这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