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般县域治理

　　金城

　　做一个县域治理的个案研究，一直是《国家经济地理》的一个愿望，应该说，长沙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绝佳的案例。

　　这不仅仅是因为，该县是一个中部地区的县——东部沿海地区的某些县或县级市，往往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从而能够很快地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它们的现状其实已不具备“县”的特点，而完全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如果不是囿于行政级别，我们已不能把它们当作县域来看待——反而中部地区，许多县具有悠久的县治历史，并且不具备突然涌入的外来投资迅速使其膨胀为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它们建立在相对缓慢的本土创业或投资基础上的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才更具有标本价值。

　　之前，说起本土生成型的工业化，我们往往更多想到的是类似长三角的江阴或珠三角的顺德。然而中部地区同样可以为我们贡献精彩的案例，比如长沙县。

　　这个面积与深圳差不多相当的县，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跃升为全国百强县之TOP20，以及位居中部地区强县之首。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的是，长沙县不是那种普通的农业县而工业化而城市化的案例，虽然它也有草根工业化生成的背景——由于邻近大城市，这里的居民较早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因而更多具有创业冲动和配置资源创业的能力或便利性。除此之外，它仍有特殊性，那就是：它是紧挨省城的一个近郊县，是最近5-8年中国省城崛起和大规模扩容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省会城市的大规模扩容和在区域经济中的崛起，我认为是近几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一件饶有趣味的一个现象。这现象既与最近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突飞猛进（房价飞涨）从而诱发的圈地造城运动有关，也与中国各个地区近几年因着“国进民退”而越发突显的行政权力经济有关，亦与近些年由省级政府推动的城市群规划发展热潮有关。

　　我把这一现象总结为“省城的繁荣”，并且在近几年里对这一概念津津乐道。所谓“省城的繁荣”，首先是由于一省的财富向省城集中，这在经济发达、权力分散的沿海省份并不明显，但是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则十分显眼：由于一省的政治权力中心也往往是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中心，这使得省城集中了最多的公共福利资源，也诱使全省的财富（无论是新兴资产者，还是体制中的贪腐者，他们集聚起来了全社会中的最多的财富）向省城集中，往往是通过“在省城买房-把子女的户口迁到省城并在省城上学-周末在省城的奢侈消费-经常性的在省城的幕后权力运作及交易”等一连串的“流向省城”行为而实现的。

　　像长沙县这样的省城近郊县，收割的其实是“省城的繁荣”之溢出：既有产业溢出（工业或物流业从市内迁出，扩散到近郊地区，从而获得规模的提升及效益的扩大），也有投资溢出（居住郊区化）。我们看长沙县近些年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大约总与“省城的繁荣”之溢出有关。当然，省城四周都有郊县，哪些县收割到最多的溢出价值，端视乎该县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决策能力，后者往往取决于某一任主政官。

　　长沙县固然有地理优势——京珠高速东移县境，以及黄花机场所在地，此外还有长沙市经开区的坐落。但长沙县显然抓住了所有的历史机遇，这不能不说有决策的因素在内。

　　同样，在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后，摆在县级政府面前的，仍然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难题：一个农业县和一个中小城市，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和模式，而在现实当中，调整最慢的也往往是它。长沙县能否让我们看到惊喜？或者是非要等到它撤县设区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