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中国

　　文/李国卿

　　日本《朝日新闻》不久前在招工版介绍了加藤嘉一(微博)在中国的留学经验，说他的成功得益于留学生时代经常和小卖部的大妈聊天，最长一天聊8个小时；还和门卫交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取免费的《人民日报》。

　　一次会面时和作家萨苏(微博)说起这件事，萨苏说据他对日本的观察和了解，“加藤将来一定会从政的”。本来以加藤嘉一的出身和背景，要想进入日本主流社会并不容易，更何况从政；但现在他成了小有名气的“中国通”后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种名声对他将来的仕途设计并非只有好的影响，“亲中”标签也可能成为妨碍其长远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在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中，加藤已经在有意识地做一些预先消解工作—从而让观察者更加注意到他努力背后某种有趣的挣扎。

　　加藤的“老乡”和同龄人、近年在中国逐渐为一般民众所熟悉的铃木美妃则为我们展示了日本青年在中国生活的另一番图景。这位舞台剧童星出身的女演员，岁入行，十几岁就到达演艺的巅峰；她成年后最为焦虑的却是如何摆脱刻板冷漠、似乎一成不变、对于未来不能激发任何想象力的“主流生活”。2005年底，一次临时起意的中国之行竟让她就此留在了北京。在古老的胡同里，她心满意足地享受着生活的随意、人情的友善和明天的不确定。

　　这两个日本人的追求虽然大异其趣，但他们实现梦想的路径却有一段关键的重合—中国。同样的特点也出现在另一个外国人—吉乐？杜福尔(Gillesufour)的故事中。

　　这位大名鼎鼎的法国时装设计师全职加盟鄂尔多斯已经有三年了。刚开始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封闭小圈子称他的选择是“东方冒险”，当然还有洞明世故的评论说他只是到中国挣一笔养老的钱。冒险当然有一点，但养老之说却未必像听起来那么靠谱儿。了解他的人会知道，杜福尔多年的挣扎，就是想走出曾与之共事15年的Chanel灵魂人物—“老佛爷”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Legarfeld)的阴影，而中国并不是他的第一次尝试。在欧洲，他不仅加盟过其他的公司，甚至还曾推出个人设计品牌，但即便在与卡尔分手多年，甚至刻意不联系之后，人们在介绍他时仍以“拉格菲尔德的左膀右臂”作为开始，对此，圈内免不了还有一个封号送给他—“千年老二”。

　　中国让他有了不同的表现。一个引人发笑的细节是，刚来中国当“老大”的时候，杜福尔对待助手的方式完全亦步亦趋地效法拉格菲尔德当年对付他的那套手段。而后来的结局却是，杜福尔为了表示对团队的依赖和感谢，把以自己两个助手—Sarah和Bei为原型的卡通头像印在了大衣内衬上。“在这里，我们就像一家人。是吧，我的Bei！”这可以视为杜福尔在心理上摆脱卡尔？拉格菲尔德的关键一步—当然绝非唯一的一步。

　　因此，我们就要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话题，我们的话题乃是关于外国人如何在中国寻找和实现梦想；两年前让我们惊奇的也许还仅仅是中国向外国人提供商业机会，今天让我们惊奇的是中国甚至还能提供梦想和生活方式。虽然这与孔夫子“近者悦，远者来”的理想仍有相当距离，可也毕竟是一种值得玩味的变化。

　　就是最纯粹的商业层面，现在也有迥异以往的表现。蓝石(PierreDeVilmorin)初来中国，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暑期游客。那次旅游之后，他找了个机会重返并长驻中国，后来便是居停、创业。有人说这个法国小伙子骨子里其实是个温州人—他16岁时在杂志上看到一款中国女孩们喜用的手机链，就通过一个深圳的外贸公司趸了一批到法国去卖。最近，他引进Venteprivee.com模式开办的网上时尚品牌特卖会居然获得经纬创投与今日资本4300万美元的第二轮融资。经纬合伙人张纬在新浪微博(http://weibo.com)上评论说：“经纬从来没有投资过在中国创业的外国人，他是第一个。”从现有资料看，这“第一个”的纪录可能还不仅仅限于经纬。

　　时尚品牌特卖会这一商业模式并非蓝石独享，国内还有佳品网、尚品网和优众网等同业竞争者。但一个外国人，虽然是“染黄了头发的温州人”，从2008年年底开始创业，2010年就做到2亿左右的销售额，也难怪人们说经纬的投资其实就是投给蓝石个人的信任票。

　　关键还在于，无论人群还是商圈，新鲜基因的注入总是能带来整体优化的活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受益于此，世界上最活跃的经济体也不例外。当我们一门心思地走向世界时，实在不能忽略世界也在走向我们。在杜福尔的故事中，我们试图用两个词来把握这一进程：change和exchange：我们渴望改变，为此交换梦想；我们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世界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9月初在吉隆坡首次举办的大众车展上，新加坡籍的大众中国董事执行副总裁苏伟铭表达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他在行业内破天荒地邀请中国最优秀的汽车经销商参会，并承诺以大众体系的资源支持他们到马来西亚开店创业，而其中一个目的竟然是：让当地经销商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做事的。

　　在这期故事中，一个德国人的做事方式也让我们中国人大开眼界。傅伦(FloEysler)曾经来是跨国公司的在华职员—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这是极为优渥舒适的一个群体，但他却受不了大公司三点一线生活的枯燥封闭。为了能够“放心喝水”，他辞职后竟然自己创业在中国做起了鲜榨果汁生意。这本来也是投资人青睐的项目，但傅伦却总是对国内热衷的IPO愿景敬谢不敏，以至于中国朋友经常说他这样做生意太难太累，他则以德国人相信的“valueformoney”作为辩解：“好东西口口相传，我做的就是好东西。”

　　追根溯源说起来，“如果”鲜榨果汁(iFJuice)不仅仅是傅伦的生意，更像是他的生活。当初他来中国，就是因为觉得这里比刻板的家乡小城有意思；后来从公司辞职，则是因为上班生活没意思；现在自己做果汁，当然是为了在中国活得更有意思。

　　在世界与中国的exchange中，生意与生活，商业与梦想，哪个更有感召力？当《独自在13亿人中》作者柯立思(ChristianY.Schmidt)在2007年开始沿着31国道进行自己的首次中国之旅时，遇到质疑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想和赢家在一起。”今天面对我们的记者，他的答案已经有所改变：“我喜欢中国，我得留在这里，这里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

　　生意也是生活，商业当然需要梦想。而今天的中国不仅提供生意，还提供生活方式—这句话反过来讲同样成立。比尔？波特在《禅的行囊》中写道，他选了三样优秀而又不消磨意志的中国元素重新“搭建”了生活：中国古诗和佛经、乌龙茶以及午睡。并且评论说，这都是明显无害的。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三样东西与当前关系不大，那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事实：大约在他“搭建”这种生活30年后，正是由于两本与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书在中国大卖，这位每月领食物补贴的美国“低保户”才终于付得起女儿上设计学院的学费，并且重新装修了家里的卫生间。就连过去一再拒绝他的古根海姆基金会也同意赞助他的新旅行计划，发给他一笔巨款：5万美元。

　　其实这笔钱也不算太多啦！最新的消息说：《寻路中国》作者何伟(PeterHessler)因长期报道改革中的中国，刚刚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金50万美元。

　　吉乐？杜福尔Exchange&Change

　　文/赵杏儿

　　也许人们认为吉乐？杜福尔为鄂尔多斯集团工作是他职业中的一次“东方冒险”，但他想要的只是改变—找到自我并且远离卡尔？拉格菲尔德。9月1日，鄂尔多斯集团的摄影团队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前一夜的大雨只是短暂停留，带走了夏天最后的一丝溽热，此时天空湛蓝，秋高气爽，正适合他们开拍2012年春夏国际女装产品图册。

　　在北京郊外外景地近万平方米的草地上，他们临时征用了一个白色的婚礼帐篷—两天后这里要举行一场紫色调的西式婚礼。但现在，没有鲜花、红毯和香槟，这里只是个闷热不通风的大仓库，里面分列着10多个挂满春夏季新品样衣的展示架。

　　坐镇拍摄现场的是鄂尔多斯集团的艺术总监吉乐？杜福尔(GillesDufour)—一个曾为Chanel工作了15年的法国时装设计师。他曾是Chanel的灵魂人物“老佛爷”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Legarfeld)的艺术总监，现在的雇主却是一个中国的羊绒时装品牌。

　　杜福尔在中国为鄂尔多斯全职工作了三年，在这三年里，这个他们用于拍摄外景的北京老牌别墅区每平方米单价已比开盘价翻了四倍，外景地的场租更是不菲。但这和杜福尔心爱的超模刘雯的出场费用相比，显得不值一提。杜福尔只关心让自己的女装产品图册看起来尽善尽美，而年销售收入超过230亿元人民币的鄂尔多斯集团给他的预算十分充足。

　　事实也证明，刘雯是绝佳选择。站在草坪边缘起伏的松树林中，这个全球超模排名第六、亚洲第一的姑娘可以上一秒还在和工作人员打趣，下一秒就嘴唇微张、眼神到位地做出让摄影师满意的姿态。

　　“很好！就这样，对！”摄影师小梅放下相机，看了看苹果笔记本上显示出的成片，“换衣服吧！”

　　“Change！”摄影助理又喊了一遍。

　　Change“Change！”或许正是杜福尔的心声。

　　三年前他决定来中国为鄂尔多斯工作，外国媒体普遍将他的举动称为“东方冒险”，其实杜福尔想要的只是改变—他需要离卡尔？拉格菲尔德远一点。他们在一起工作了15年，人们每次介绍杜福尔都会从“卡尔？拉格菲尔德的左膀右臂”这种陈词滥调开始，完全不顾他离开后者也已经快15年了的事实。

　　杜福尔在2008年4月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深谙时尚产业之道的法国人立刻为自己找了一位中国市场经纪人。通过经纪人的安排，杜福尔一度在深圳、上海、广东考察市场，出席行业会议，还曾在深圳被某毛纺织产品研发中心聘为“名誉设计艺术顾问”。但杜福尔的中国拓展一直没有太大进展，直到2008年8月，他在中国企业500强的发布会上遇到了前鄂尔多斯集团执行董事张志，整个故事才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2007年左右，鄂尔多斯集团在年报中承认，纺织服装行业利润空间正不断被压缩。鄂尔多斯年产羊绒产品近1000万件，占据中国羊绒市场份额的40%；它有一半产品出口，占到全球市场的30%。但如此庞大的出口多为贴牌，毛利率只有10%，远远低于内销的毛利率。而且这种外销生意极易受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08年前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消费水平大跌，鄂尔多斯在羊绒产品上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4.21%。

　　处于低谷期的鄂尔多斯集团在2008年决定拓展国内市场。但做内销需要一位艺术总监开发新的时装系列。“鄂尔多斯不是一张白纸，它已经画满了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高手来挑出它的毛病。”这是张志的期待，至于找这个人的硬性条件，“至少是为国际一线大牌工作过五年以上的艺术总监。”

　　就在2008年8月30日的晚上，张志遇到了杜福尔。“你愿意为中国企业服务吗？”张问。这是中国人最爱向外国人提出的问题之一。但鄂尔多斯的这个要求比较特殊，他们希望对方全职为鄂尔多斯工作—过去中国的服装公司习惯于以项目制的形式与全球那些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或者他们的工作室合作。杜福尔表示非常愿意。鄂尔多斯集团随后派当时为旗下子品牌1436工作的张奕龄专程飞赴法国与他详谈，最终顺利敲定了这一纸合同。

　　比杜福尔小30岁的张奕龄现在成了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副总裁，也是公司聘请来的这些国际设计师的保护人—除了杜福尔，还有一位日本设计师在为鄂尔多斯设计男装系列。按照张奕龄的说法，2008年11月，合约都没最后签好，杜福尔就跑来北京上班了。“我要首先对企业认可，其次与我的老板相互信任，这样的工作我才乐意接受。”

　　杜福尔戴着墨镜坐在帐篷门口的树荫下，刘雯和摄影师在远处的外景地工作。天空万里无云，他脱掉蓝色的软皮平底鞋，光脚踩在草地上，“嘿！这草地真的很舒服，你们也应该试试！”坐在杜福尔身旁的是他最重要的两个中国助手，已经怀孕5个多月的Sarah和精通英、法、日语的Bei。杜福尔试穿了Sarah的球鞋，勉强只能塞下自己脚的一半，杜福尔努力地走了两步，大家都被逗笑了。

　　这是他们数天来难得的轻松一刻。

　　此前，杜福尔和他的助理设计师们为了准备外拍用的服装，已经在办公室忙碌多日。他们要把当季的所有样衣归类整理，并填写核对生产物料单。这是一季服装生产周期的最后时刻：经历了五个月的设计、打版、修改和模特拍照后，对于设计师们来说，再过一周就要举行的经销商订货会就像是一场期末考试。

　　但对于杜福尔来说，这些工作再繁琐也比在Chanel轻松。员工们一到下午就如临大敌，卡尔通常会在傍晚时候出现。虽然总会有人提前通风报信：“卡尔在路上了，所有人到工作室来，快！”但这只能让所有人神经更加紧张。

　　“在这里，我们就像一家人。是吧，我的Bei！”除了他的团队成员和老板，杜福尔就再没别的中国朋友了。“我的父亲是个股票交易员，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在我2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10年后母亲也走了，不过这就是人生。”杜福尔说，“所以，我需要有人和我在一起。每次来中国，晚上一个人住在酒店，我就觉得很孤单很糟糕。”

　　还好，杜福尔有Sarah和Bei，这两个人会随时陪在他的身边—他们三个人甚至共用一张办公桌。在北京西单鄂尔多斯大厦4层的国际女装部，在杜福尔镶满镜子的大办公室里，通常杜福尔坐在中间，Sarah和Bei就坐在他的左右。“这种信任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杜福尔说，“我无法告诉你其中的转折点，她们通过努力工作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信任的人，虽然我很难缠。”

　　有一次，杜福尔为了美观，要求把一款衣服前片和后片上的提花图案连接起来，以达到树叶和花朵融合为一体的感觉，但由于前片和后片上的图案大小、形态都不尽相同，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大批量生产时工人的工作量将会激增几倍。杜福尔和Sarah为此争得不可开交，他告诉她这是可以完成的。Bei和Sarah都需要在杜福尔的苛刻要求和满足大工业生产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除了过分追求完美以外，其他时候还是挺可爱的。我们私下会叫他‘myoldbaby’，因为他确实就像个孩子一样，对什么事都好奇。”Bei需要随时准备着记下杜福尔的灵光一闪，“他甚至看到一个烛台的花边，都会说‘哇，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案来做一个新的logo’。”

　　“你要知道，我是一个能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方汲取灵感的人，这是我的天赋，也是我的工作。我没有一刻是能够停下来完全不想设计的。”所以在杜福尔旅行时，在他观看演出、看电影、阅读、吃饭时，外部的一切都可能刺激他，最终通过某种方式出现在他的设计里。

　　“在北京，我最爱去湖广会馆。因为那里有为游客准备的京剧演出，你们可能觉得那没什么意思，但我就是对那些服饰上的色彩图案、演员的化妆和神态着迷。”杜福尔很清楚他在为中国消费者设计服装，而鄂尔多斯需要的不只是欧洲设计师，也需要有中国元素所触发的设计灵感。

　　卡尔的反义词

　　临近中午，草坪上出现了几个小黑点，一行工作人员和刘雯回到帐篷换衣服。“雯，我的天使，今天感觉怎么样？”杜福尔起身迎接她。

　　“很好，这些衣服都很漂亮。”刘雯今天的造型很简单，裸妆，过肩的长直发全部梳到右边。杜福尔为她选了一条有兰花图案的渐变丝质连衣裙，搭配有同样图案的长款风衣。换好衣服的刘雯显得十分兴奋，对着杜福尔做了几个新疆舞的动作，杜福尔哈哈大笑也跟着学起来。杜福尔又准确地从衣架上抽出几件衣服，递给搭配师。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款式，我希望先把它们拍了。你觉得这条短裙该怎么搭配，亲爱的？”

　　“我觉得来个白色衬衫就好了，非常简单那种。模特要穿平底鞋，黑色的。”搭配师开始把几十个手镯往自己的手臂上套，为了一会儿方便携带和替换。

　　“Bei，你可以帮我们找一下白色衬衫吗？”闷热的帐篷里，杜福尔开始流汗，他那天穿的深色牛仔裤和长袖衬衫看起来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你喜欢这件吗？”杜福尔拿出一件针织开衫，放在胸前，上面是鸟和花朵的线条。

　　“啊，我喜欢，它们看起来真可爱。”搭配师一只手提了一双10厘米高的坡跟凉鞋，另一只手拿着遮阳折叠伞—这个当天唯一做好充足防晒准备的姑娘已经准备好再次出发了。

　　“这件开衫的名字是鸟之天堂(BirdParadise)。花鸟在中国画中的运用特别多，所以我的衣服上也经常有这些图案。”他的缪斯，法国电影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Deneuve)甚至特意为他挑选了一款自己认为很适合中国人的花卉图案—杜福尔把这一图案用在了鄂尔多斯的花朵系列中。

　　杜福尔的设计一直以图案见长，无论是线条组合还是色彩搭配，而这则要归功于Chanel对他的训练。“你要知道，在时尚界，十年就如一瞬。每个品牌都有自己最辉煌精彩的瞬间。幸运的是，当卡尔？拉格菲尔德将我带入Chanel时，我们正在埃菲尔铁塔的塔尖制作时尚界的精品。我享受了Chanel最棒的时刻。”

　　外景地的草坪上偶尔有大群的白鸽飞起，在人工湖旁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在摆了半天姿势后两人的笑容都显得有点僵硬。新娘在换景时将纱裙拉起，露出了七分裤和球鞋。两个三四岁的孩子正追赶着横穿草坪，杜福尔突然跑回了帐篷。“他们太可爱了，我爱小孩子。”他在帐篷里找到自己的数码相机后，就对着两个小家伙拍了起来。旁边的家长执意要让孩子们“告诉爷爷自己几岁了”，但两个小孩子对“爷爷”没兴趣，只是对着镜头乐得更起劲了。

　　“哦，我想我的Victoire了。”Victoire是杜福尔的外甥女，已经成年，算得上是他的半个女儿。Victoire十几岁时父母离异，杜福尔把她带回巴黎的祖屋，在那里，Victoire跟着外祖母和舅舅一起长大。到24岁时，杜福尔将她引荐给卡尔？拉格菲尔德，继而成为了Chanel的首席配饰设计师。14年后，Victoire转投Dio门下担任高级珠宝设计师。

　　这也是为什么杜福尔每个月只来中国工作一周，“我的家人在法国。我不能离开太久。”杜福尔数码相机的照片里总是有家人的镜头：姐姐穿着鄂尔多斯的新款开衫，还有他最爱的两个外甥女—VictoiredeCastellane和MathildeAgostinelli，以及更多他在旅行中偶遇的孩子们的笑脸。

　　“虽然我喜欢和人待在一起，大家也觉得我很爱社交，但我从不轻易给予别人友谊。”杜福尔是第一次听说中文里有“办公室政治”这个词，但对这种事，他知道得实在太多了。“欧洲的时尚界就是如此，大家每天如履薄冰，因为陷阱重重。”

　　卡尔？拉格菲尔德对他喜欢的人只有一种做法—送给他无数的礼物。尽管身边的人来了又走，总是有新面孔出现，但卡尔的做法是一贯的。以至于在过去50年内，回想起关于卡尔的一切，与他熟悉的人都能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礼物。一位时尚杂志编辑回家时，发现门口堆着几袋子卡尔买给她的书；另外一位编辑收到的是颗珍珠；Victoire会时常拿出发黄的宝丽莱相片，赞叹着“他总是爱打扮我，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卡尔是那种自己买了20件Turnbull&Asser衬衫，就要给我10件的人。”杜福尔说。

　　但这位时尚教父多数时候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卡尔曾经为他办公室的成员们画漫画，每个人拿到画像都高兴不已，只有一个姑娘面色大变。那幅画上的她一只手拎着颗淌血的人头，卡尔还提了字：“给赛琳—作为这次服装秀的纪念”。此后，这个姑娘再也没有在办公室出现过。即使杜福尔离开了Chanel，但他有时仍会被这种极端神经质的东西所困扰。

　　比如，1999年9月9日的那个晚上，在他离开Chanel加盟PierreBalmain(皮埃尔？巴尔曼)的第一年，杜福尔在美国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里首次亮相，以庆祝他为设计Balmain的成衣系列将在包括达拉斯和比佛利山地区的五家精品百货店中出现。面对媒体，他止不住地加快语速。这种演讲速度只能让媒体想到一个人—卡尔？拉格菲尔德。“就是卡尔！”杜福尔也意识到了：“但如果我讲话的速度不快，我怕自己会听起来很傻。”接着，杜福尔在畅谈自己设计理念时突然像没了脉搏，缓过神来之后他说：“这些好像和我之前说过的重复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标志性动作—右手做出数字8的手势，抵在下巴处，然后微笑。在刚离开卡尔的那几年里，杜福尔总是显得过分谦虚甚至自卑，但他同时又急切地想要让别人记住自己，以便在成衣消费市场上刻下自己的印记。在1999年9月8日举行的私人庆祝晚宴上，他将自己打扮得活像个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电影明星。在那一晚，他收到了来自马克？雅各布斯(MarcJacobs)和迈克？科尔斯(MichaelKors)的祝贺卡片。“美国设计师们都表现得很支持，但法国设计师们没有。”他耸了耸肩，笑了笑：“当然，我没那么天真。”

　　杜福尔在Balmain确实做到了大胆突破。他就像刚刚摆脱家教束缚的叛逆小子一样横冲直撞，企图用离经叛道来证明自己的独立。在2000年Balmain秋冬季时装发布会上，杜福尔成功地让名模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Schiffer)穿上了自己设计的胸前写有“Bitch”(婊子)字样的T恤，当然留给其他模特的还有“Whore”(荡妇)字样的同款。但就在时装秀完成后，杜福尔和他的助理一并被辞退了。

　　2001年的时候，杜福尔创立了自己的品牌GillDufour，他承认，自己更擅长做设计师而不是老板，最糟糕的是，他一旦为自己的品牌设计，就会缩手缩脚。后来他接受了Gripoix(有百年历史的全球顶级珠宝定制品牌)的邀请，担任首席珠宝设计师。随后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针织领域，在英国高级羊绒品牌Pringle(普瑞格)担任艺术总监。

　　杜福尔一直试图把自己变成卡尔的反义词：“我和卡尔的友谊已经终结了。如果说他喜欢喝零度可乐，那么我就要完全和他相反，我要喝真正的可口可乐，哪怕我有糖尿病。”

　　就在他始终处于与卡尔？拉格菲尔德微妙的爱恨纠结中时，幸好，有人出现了—张奕龄和鄂尔多斯解救了他。

　　Exchange

　　第二天拍摄的时候，张奕龄前来探班。他亲密地和杜福尔行贴面礼，一边一下。

　　张奕龄是杜福尔现在的缪斯之一，另外两位是刘雯和凯瑟琳？德纳芙—后者也是伊夫？圣罗兰(YvesSaintLaurent)的灵感源泉。

　　在张奕龄眼里，杜福尔来到中国之后，状态是“越来越放下，越来越打开”。杜福尔刚刚来中国时，潜意识里似乎一直紧绷着，时刻在提醒自己“小心一点”。闲下来他还想教张奕龄几招。“他之前跟我讲在Chanel团队里的一些人事斗争，还会提醒我不要一下子对人那么好。”他告诉张奕龄，同样的一件事卡尔会如何处理，比如应该先训一个人，然后再安慰对方，以显示自己的控制力。张奕龄听后直乐，这些比起中国人的“办公室政治”来说实在太过于小儿科了，“万事只要大智若愚就行，况且，这里又没那么多事”。

　　“他刚来带自己的团队时，确实只会用这种手法。最开始的一年里，其实Sarah和Bei也挺难受的。”张奕龄只会讲大道理，不太会安慰员工，只好拉来负责品牌的副总经理戴塔娜帮忙做工作。“但杜福尔后来也发现，在这里他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些手段来管理团队，最后也就不设防了。现在他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后来，杜福尔为了表示对团队的感谢，还把以Sarah和Bei为原型的卡通头像印在了大衣内衬上。

　　这天上午参加拍摄的是两位女模特，刘雯并没有到场。

　　张奕龄在帐篷里和杜福尔沟通关于产品的定位问题。张奕龄将几款羊绒开衫样衣列成一排，这些都是深色系的常规版式，但亮点是杜福尔在袖口和领口用了1厘米的桃红色，这一设计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这种款式40岁左右的客群接受起来没问题，但一个桃红色又可以把年龄延展到25岁。”张奕龄继续浏览样衣：“为了拓展内销，鄂尔多斯过去只卖秋冬一季，现在则把产品线延伸到四季，增加了T恤、丝质连衣裙、短裤、西服等多种服装。”

　　但面对一件女款西服时，张奕龄有点异议，“我觉得这个更像是BlueErdos的风格。BlueErdos是集团针对更为年轻客群所设立的品牌”。这件藏蓝色的西装在每一条布料接缝处都用红色双线加以突出，而之前杜福尔对这件设计颇为满意。“我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但对于产品定位，理解的偏差越小越好。”张奕龄说：“这是我们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包括每一季服装完成的时候，都要讨论的事。”

　　这是个漫长的博弈过程，同时也占据了张奕龄处理具体工作时的大部分时间，“杜福尔为Chanel做设计时是为少数精英服务；但现在他为鄂尔多斯工作，我们希望发挥他的长处，形成视觉创新，但前提是定位要准确。”杜福尔刚来中国的时候，张奕龄就带他去逛商场，看看国内各个羊绒品牌的专柜。然后俩人站在电梯口，张奕龄一个个顾客指给他看，什么样的人是鄂尔多斯的目标客户，什么样的人不是。

　　在中国，尽管羊绒产品毛利率接近50%，但它通常会被看成是中年人的服饰，并且只适合秋冬穿着，柜台也设置在商场中很不起眼的地方。在杜福尔以羊绒为主，辅助以丝绸、棉等面料设计出相对完整的服装系列以后，张奕龄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让鄂尔多斯在各个百货商场寻找黄金铺面开设男装和女装柜台，这还需要不少时间。为此，他正驱使旗下的100多家营销公司以每年多开20%家店面的速度快速增长。

　　“鄂尔多斯现在不只有杜福尔，同时也有日本设计师在设计男装，他们为鄂尔多斯带来了产品意识形态的丰富，这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改变。”作为杜福尔的忘年交，31岁的张奕龄是理科出身，与时装设计本不相干。“我不会给他预设一些东西，这样只能束缚他的创造。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我也没有必要请他。在这里，杜福尔有足够的自由。”

　　而鄂尔多斯也收获了它想要的—一张走向国际化的通行证。2009年，包括杜福尔的设计在内，鄂尔多斯的销售额增幅为17.6%，远高于前几年。不少杜福尔设计的衣服，刚一出炉就大受公司内部员工和经销商本人的欢迎。“杜福尔在国际成衣界的地位和声誉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合作伙伴。无论是代工工厂还是上游供应商，现在都在向我们聚拢。”时尚界对鄂尔多斯签下杜福尔的评价是“这确实是个性价比很高的生意”。

　　在鄂尔多斯开始寻找纯棉衬衫代工厂时，张奕龄想找一个位于东莞的全球最好的代工企业来为自己贴牌生产，这个工厂为全球30多个知名品牌(例如HugoBoss、Nautica)生产纯棉衬衫，一般拒绝接受产量太小的单子，但杜福尔的个人品牌让这个工厂为鄂尔多斯破了例。鄂尔多斯时装系列中曾经有极少量的晚礼服是在法国给Chanel加工服装的工厂里加工的。还有少量的配饰品，比如项链，则出自Chanel旗下的7家顶级手工作坊。

　　杜福尔对他周围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要求在办公室里摆放鲜花、香薰，甚至督促其他办公室的同事整理和清洁自己的位置。他从一开始就坚持挑选一个试衣模特与自己一起工作，这是个有张忧伤的东方面孔的女孩子。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不喜欢直接看模特，而是要看模特在镜子里的影像，这样更方便他捕捉一切。“有次我陪他去看《堂吉诃德》，他会给我讲解，第几幕是高潮，哪里要注意看。”Bei十分佩服杜福尔的艺术修养，“他甚至号召我们在办公室里看威廉王子大婚”。

　　杜福尔偶尔也会对整个公司的审美观发表下意见：“大厦门口的树上怎么可以缠塑料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鄂尔多斯是一个时尚品牌，处处都应该体现出我们的品位。“一楼大堂也应该重新装修下，现在就像个三星级的宾馆。”

　　午饭后，男模Jason开始化妆了，张奕龄对发型师说，“我想要精英范儿的那种背头，但是要有点蓬松”。他递给杜福尔一本翻开的i-D杂志，让他看其中一个男模的造型。

　　“至于男装，我想要精英的感觉，Elite！你懂吗？”张奕龄有点兴奋，但杜福尔显然没完全明白。

　　“就是年轻的成功男士！Successfulyoungman!”

　　“啊，是这样。”杜福尔亲自为男模把T恤领子竖了起来。

　　“你知道电影《教父》吧？里面的男主角DonMichaelCorleone，那就是我想要的。”张奕龄想到了一个自己非常满意的比喻，杜福尔这下完全理解了。看着正在吹头发的Jason，杜福尔评价说：“我的男装很少，每次还是以女装为主。但中国的男模确实越来越高大英俊了。”

　　这时，张奕龄注意到杜福尔脖子上戴的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上穿着一颗水滴形的红宝石，“这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杜福尔用手摸了摸，“另外这个椭圆形的是天主教的铭牌，我在巴黎的教堂找到的，纯金的”。

　　“那你下次来能帮我带一个吗？”

　　“10月份？我想没问题。”

　　“对，10月份。我们到时候会再见。”

　　“如果”只有24小时

　　文/张卓

　　只有德国人才能在中国卖保质期只有24小时的果汁—这需要有超强的责任心和把控细节的能力，还要能抵抗住中国人喜欢高速扩张的诱惑。

　　“我不知道外面的水怎么样？现在也不太愿意喝别人做的水。”德国人傅伦(FloEysler)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用力吸吸管。

　　在中国，傅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不好”：首先，他屏蔽了那些在北京专门为外国人配送的西餐，因为“味道不好”；其次，他拒绝食用赛百味的三明治和麦当劳(微博)的汉堡，这类大型连锁快餐都被傅伦定义为“没营养”；中餐，他不喜欢油腻，最爱吃的是“宫保鸡丁”和“煮毛豆”。在“喝”的问题上，苦恼更多。欧洲的矿泉水多为气泡类，来到中国后，傅伦必须让自己适应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去超市选购果汁，他阅读完包装背后的成分说明后摇头，这与他定义的新鲜健康相差甚远。于是，他只好喝啤酒—来中国的这几年，体重骤增。

　　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傅伦喜欢自带白开水：无论在咖啡馆、办公室还是走路时，一口渴，他就会旁若无人地掏出水壶。大部分中国人会“嘲笑”这个34岁，身高近一米九的外国男人，但他毫不在意，毕竟，自己做的水才放心。

　　9月2日中午，傅伦谢绝了中国下属一起吃饭的邀请，从硕大的黑色的双肩包里取出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午饭：黄瓜和西红柿搅拌成碎泥，一片德式奶酪，两片黑麦面包，配1升的白开水。

　　从小，傅伦的父母就禁止孩子们食用麦当劳、肯德基(微博)，这个德国家庭对“糖类”的摄入持有苛刻的观念。“我知道中国人都觉得吃糖没有大问题。你们最关注的是少盐少油。但在德国，我们是不吃不喝有太多糖的东西，我妈妈很小心糖，”傅伦说，“她教给我，超市里的各种饮料不过是有糖的水，喝咖啡时也不要加奶或糖”。

　　德意志家庭坚固的饮食观让傅伦在中国面临着“无饭可吃”、“无水可喝”的窘境—这也是他和他的鲜榨果汁生意“如果”(iFJuice)的前传。这个生意的起点是解决“个人温饱”。五年前，他问朋友：“在中国，我要做当日鲜榨的果汁，保质期不长，为的是供应给和我一样注重健康的人。这样能不能赚钱？”绝大多数答案是“不能”。

　　“正因为都说‘不能’，我才决心做。”傅伦说，“那时，没有人可以想到我的果汁可以发展成这样，中国发展得太快，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当日鲜榨”的果汁

　　临近黄昏，是傅伦一天里最紧张的时刻。他的鲜榨果汁目前只有一天的保质期。这意味着，过了晚上六点，卖不掉的果汁将被退回。配送员将果汁运回公司，供傅伦和他40多个中国员工任意享用。但显然，每喝下去一口，大家的情绪都复杂而微妙。

　　创办“如果”的第二年，傅伦在新发地租下了一个400平方米的工厂。每天下午两点，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橙子、山东的西瓜、泰国的芒果经由水果批发市场集中到工厂。水果被塞进一台专门负责清洗水果的大型机器中，一阵轰隆隆过后，三台美国进口的榨汁机会将成吨的水果去皮榨汁，无菌工作车间，五六名工人调味装瓶，包装分两种：小的300毫升，大的1.5升。

　　9月2日，周五，350升的果汁被装进大大小小500个密封瓶中。晚十点，榨汁工作结束，新鲜果汁半成品等待第二天清晨被送往位于新城国际的店铺，或送往高档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咖啡店和提前预订的会员家中；小部分摆放在店内。据傅伦介绍，现在50%的零售客户是中国人。

　　每年的3月至9月是“如果”营业额最好的时段，每天退掉的果汁占总产量的5%。入冬后，因为货源不足和北方糟糕的气候，“如果”的业绩略显消沉。

　　大量的新鲜橙汁、芒果汁被倒掉。曾有人建议：干脆让“如果”鲜榨果汁变成在48小时内饮用，因为它的质量是没问题的。傅伦立刻就像个孩子一样生起气来：“我的品牌一直告诉大家是‘当日鲜榨’，这一点绝对不能造假。否则，就变成了一件骗人的事情。”

　　一瓶300毫升的“如果”鲜榨橙汁定价18元，要从4个橙子中榨取—两个是美国的夏橙，两个来自湖北。前者甜度高，后者酸度高，初秋季节，这两种橙子被认为是“完美搭档”。

　　“我的果汁不添加任何糖分，所以要用果味调果味。”傅伦说，“你喝大品牌的果汁可能一年四季的口感是一样的，但我们的果汁在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口感。”

　　“如果”的采购员保罗来自西藏，常年泡在新发地选购水果。9月，海南的香蕉断货涨价，保罗选用菲律宾的进口香蕉替代。有关水果，他是半个专家，靠口感就可以检验出水果的优劣：“9月，北京最好的苹果是山东产的，西瓜是海南的够甜，在这个季节，国产的橙子不好，高品质的要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进口。”

　　周五，傅伦奔赴新发地，目的地是“如果”的生产车间—20公里的路程，每两周一次。傅伦一边用iPhone回复邮件，一边交代坐在后座的助理琳达催促上海工厂尽快将果汁瓶发到北京。“上海工厂回复说周一没有那么多量，可能发不了货。”“琳达，我建议你再催一次，实在不行，就让他们有多少发来多少，好吗？”对下属，傅伦的态度多是“我建议”、“我认为”，然后会在结尾加一个大大的“反问”。

　　琳达喜欢傅伦的温和有礼，但也见识到了他德国式的工作节奏。2010年年底她来到“如果”公司工作，几个月前开始做傅伦的助理。某天早晨她打开邮箱，看到傅伦连续发了两封邮件，时间分别是凌晨和早上六点。“他难道不睡觉吗？”琳达疑惑。

　　金牛座的傅伦很享受“工作狂”的外号，他的生活圈子基本围绕在“丽都(家)—紫荆豪庭(办公室)—新发地(工厂)—新城国际(直营店)。”没有周末，也绝少有业余生活。有时他和家人朋友吃饭，琳达也会接到邮件：“琳达，我今天去的这个餐馆很不错，也许适合果汁的售卖，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车开过四方桥，周遭的景象发生变化：高档写字楼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大货车和路边各类嘈杂的露天杂货市场。傅伦忽然感叹：“这里(南城)和朝阳太不同了，但西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城市太有意思了。”

　　德国人的生意

　　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傅伦总也搞不懂中国的市场和政策，有些问题来自他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相关部门一面认可“如果”的新鲜，一边担心“太过新鲜的东西是否绝对安全”。傅伦同意安全对于食品来说最重要的，但是不需要牺牲营养，他要提供的是既安全又有营养的果汁。有一些人劝傅伦：“你做兑水的，加入防腐剂反而简单，麻烦少很多。”

　　傅伦后来才明白，这个市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任：“人们给孩子买牛奶害怕，买蔬菜、水果只敢选择有机的，可有机的也经常是骗人的。我最烦心的事是孩子们没有真正可信赖的食品。麦当劳、肯德基对身体太不好了。”

　　“回扣、返点”这些中国的商业潜规则傅伦已经习惯了，他的财务和销售再也不用在办公室里苦口婆心跟他沟通商业规则里的中国奥秘。今年中秋，傅伦主动问销售：“要不要送点月饼给客户？”

　　傅伦耸耸肩：“很多事我都懂了，但我绝不做违法的事情。”

　　2003年，傅伦去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实习，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从虹桥机场到大众公司所在的安亭是一个半小时车程，他算了算，在德国，这段路程可以从慕尼黑开到纽伦堡，足以跨州。儿时，他出生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城市美因茨(Mainz)，长大后，随父母搬到了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大学期间，他去伦敦旅游，回来后觉得慕尼黑“太小，太没意思了”。

　　来上海前，他对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很好奇：“我喜欢Urban(城市化)的地方，在德国，只有柏林有一点这样的气质。其他城市太小了。记得我刚来上海，一下飞机看到这么多人，就想，这个城市一定很有意思。”

　　2003年3月，傅伦结束实习回国。半年后，拿到经济学学士，申请加入大众，被派到中国。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换成了北京。在大众，傅伦负责采购，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在出差，从江苏到湖北、东北，飞机降落后进酒店，开完会走人。在大众工作三年，他没能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少数的娱乐是和德国同事去三里屯喝酒，能说的中文仅限于打车指挥司机“左转，右转”。

　　2006年，公司内部调整，加大汽车零件出口业务。傅伦对工作失去兴趣，想换到其他部门，未果。他决定辞职，而且计划先好好学中文。

　　在一次聚会中，他认识了德国人汉斯。汉斯是一名律师，素食主义者，两人见面不约而同地抱怨起中国的饮食。“我和汉斯之前的工作和吃喝一点关系没有，但我们都比较注意身体。聊完天，我们决定在中国做一个能让人放心喝下去的鲜榨果汁。”

　　对于两个德国人来说“放心喝下”的鲜榨果汁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无浓缩，当日鲜榨，100%新鲜水果，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傅伦形容“就像小时候妈妈为我榨的果汁”。

　　从2006年5月到2007年年底，傅伦和汉斯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创业。他们用典型德国人的认真态度学习不同种类的水果，比较榨汁机器，了解加工过程，研制果汁口感，去中国香港和泰国考察鲜榨果汁市场。诞生于英国的鲜榨果汁Innocent给他们很大启示：但英国公司是找人代工贴牌。在中国，傅伦没有找到这样的工厂。朋友向傅伦推荐过一家中国知名果汁生产厂，参观后，傅伦很生气：“他们说是纯果汁鲜榨，但用了别的东西，包装上也不写明，这绝对不行。”

　　绕了一圈，傅伦发现：自己想做的这个果汁的确很难，从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2007年底，傅伦和汉斯共拿出30万人民币，成立了“如果”鲜榨果汁。傅伦负责销售经营，汉斯掌管采购研制产品。他们首先需要抵抗的是来自中国朋友们的善意劝告，一个中国朋友告诉傅伦：“你一瓶果汁必须定价50元，中国做生意面对两类客户，一种很有钱，一种很穷。”傅伦害怕：“一个公司如果只为赚钱，东西只卖给有钱人，我真的不敢做。我们想把产品介绍给更多的中产阶级，那才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群体。我们需要让这些人了解一种新的产品，就是真正的鲜榨纯果汁，我们需要培育新的市场。”

　　生意的转机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前，丽思卡尔顿希望“如果”为酒店提供早晨的果汁，但不能用“如果”的品牌。此前，“如果”一天的果汁产量是50升，果汁加工在新城国际30平方米的小店里就可以做。丽思卡尔顿则需要30至50升果汁—果汁机器被搬到酒店厨房。随着奥运会来临，更多的五星级酒店找到傅伦，产量的成倍增长促使他们在新发地租用了工厂。

　　酒店的需求摊薄了“如果”的成本。“夏天，我们在中国找不到上好品质的橙子，需要从美国进口。一个集装箱是10吨，单靠做品牌，小企业根本消化不了这个量。酒店的大量订单让‘如果’有了规模效应。”傅伦说：“但这不是我做生意的目的，最终我还是要做自己的牌子。”

　　“钱来得越快越坏”

　　傅伦刚得到一笔1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购买专业的果汁杀菌和自动包装设备。这样一来，他就可将一天的保质期延长到两天—保质期延长意味着果汁销售渠道的扩展。但他还在找至少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品牌建设和开更多零售店。

　　傅伦在这期间约见了很多投资人。大部分人的口径如出一辙：两年后我可以帮你IPO。傅伦听了这种话总是很紧张，摆摆手说：“好好好，感谢你，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按照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傅伦坚持认为“钱来得越快越坏”，自己也会受不了，所以他很紧张。他发现现在在中国找钱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他要的是一种信任关系，只有相处时间越长，人和人之间才有信任。中国朋友经常“责备”傅伦，说他这样做生意太难太累。但他辩解说：“德国人做生意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喜欢做市场营销，我们相信‘valueformoney’—好东西口口相传，我做的就是好东西。”

　　9月5日早上9点半，在新城国际小区的“如果”店前，配送员小朱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跨上一辆橘黄色的电动自行车，开始一天的送货—傅伦并没有要求小朱一定要穿正装，但小朱喜欢这样，因为“显得正式”。

　　配货员小朱卖过菜，摆过路边摊，2011年生意不好经朋友介绍来“如果”当配送员。现在，小朱在忙着考驾照，按惯例，报驾校的钱是公司掏的。“我没有去大型快递公司，是因为喜欢傅伦。而且在这里做配送员还是有盼头的，据说现在的生产和采购经理一开始就是干配送的。”

　　在为几家位于三里屯的咖啡店和外卖店配完货后。十点，小朱敲开了住在盈科中心的一家美国会员的家门。他们是“如果”的常客，今天，他们订购了一桶西芹青柠汁，每隔一天，女主人都会订购一桶果汁，家里有聚会时会买得更多。对常居北京的外国人来说，“如果”满足了他们对“新鲜健康”的要求—经由她介绍，很多朋友都成为了“如果”的会员。如今，“如果”有100多个会员客户，其中有演员何冰、宋丹丹。

　　琳达2010年年底来到“如果”，她是被傅伦的真诚和笑容打动的，更为重要的是，她信任这个德国式的企业。“当你为一个好产品工作时，是受人尊敬的。”琳达说，“我也有朋友做国际倒爷，一年100多万，但我不喜欢”。之前在大公司，她只干自己份内的事。在“如果”，她的工作会涉及人事、采购、客服。最近，傅伦谈客户也带上了琳达。

　　从2007年两人用30万元的创业资金创办“如果”到2011年的若干股东、300万元的总投资，如今，“如果”在北京有20个售卖点，180个会员，为10多家高档酒店、20多家餐厅提供产品。2010年，“如果”年收入超过300万元，共售出12万瓶果汁，相当于每天销售300—350升果汁。2011年，傅伦的目标是一年生产20万瓶果汁。

　　但琳达的朋友还是经常问她：“你们公司都四年了，还这么小，没前途啊。”琳达说：“我觉得中国社会太浮躁了。

　　2011年9月，因为配货量增大，“如果”的发货地点从新城国际改到新发地，公司内部就经历了短暂的混乱：改变配送路线；重新调整发货程序等等。最大的难题是傅伦在犹豫是否要找第三方物流配送。最后，尽管成本比较高，他还是选择自己来做：“我的果汁是鲜榨的，运输要冷藏，我不相信第三方物流能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做的果汁肯定是一个好产品，之前的中国没有这种东西。”琳达为自己的老板辩护。对她而言，“如果”每天都在进步，今天谈成了一家咖啡店代售，明天多了一个会员客户，后天引进了新的设备，“一切都为她带来一种‘实打实’的欣喜”。

　　不能被复制的模式

　　上个月，傅伦为自己发的工资只有几千块。

　　对物质，傅伦没有太多要求：“我现在赚的钱当然没有为大众工作时多，很多钱我又投进工厂里去了。我有10万，你有1000万，其实我们生活没太大差别，无非是你开玛莎拉蒂，我开大众。但我每天一想到是在为自己做事就很高兴。我不想给别人打工了。”

　　“如果”的办公室最初在新城国际，是傅伦跟一个德国朋友借的地方；后来他们搬进了东大桥的一所旧式民宅，2010年正式搬到紫荆豪庭。2006年，傅伦买了一辆蓝色丰田车，他觉得没必要买德国车，太贵。只有去新发地工厂时，汽车才会派上用途。每天上班谈客户，他绝少打车，地铁是主要代步工具。

　　年轻时，傅伦在德国曾和朋友一起组过电子音乐工作室。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艺术家。34岁的傅伦在中国已经待了8年，身上早没了那种放荡不羁的浪子气质，偶尔手痒，才会在北京的酒吧“搓搓盘”。

　　“这当然是一门纯粹的中国生意。”傅伦说。据2008年《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快餐业(包含果汁吧)的市场潜力为2千亿元人民币，年平均增长率为25%。傅伦的机会来自于“中国消费者财富的增长和其日益增长的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最让傅伦自豪的事情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公司能够轻易COPY“如果”的生产模式。他说，这真的是一件“只有德国人才能做成”的生意。不但经营理念四平八稳，“老板还要负责采购、生产、品牌、销售，很多时候要事必躬亲，只有我们德国人才有这么强的责任心”。

　　傅伦计划40岁时去做点别的，那时，“如果”肯定已经走上了正轨，他需要更新鲜的东西来刺激自己。对他来说，生活中从没有“relax”这个词，只有不断的“challenge”。

　　十年后，只有两件事情傅伦可以确定，首先他绝对不会从事互联网、投资行业。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喜欢“握在手里的东西”。其次他的生意还要放在中国，因为中国市场很大，有太多“不可能”在等待傅伦将它们变成“可能”。

　　蓝石：“法籍温州人”

　　文/刘洲

　　蓝石之所以在众多时尚电子商务网站中备受投资人青睐，源于他的生意头脑和时尚DNA。

　　蓝石(PierreDeVilmorin)扭着脖子，看了一会儿台式电脑屏幕上的数据，再转回白色苹果笔记本电脑上检查邮件。他刚敲打了几下键盘，工作电话就打了进来。等他放下电话，电脑上显示着时间：早晨8:27。蓝石端起白色的马克杯，喝了这天的第一杯黑咖啡。

　　蓝石是这位31岁的法国小伙子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通常他总是第一个到公司—这是他在2008年创建的网站ihush。蓝石每天的咖啡定量是七至八杯，等他喝完最后一杯咖啡，一般是12个小时以后的事了。

　　“干柴烈火”的生意

　　ihush的近300多名员工搬进新装修好的2000平方米办公室刚刚五天，新办公地点就设在上海静安区延平路一栋旧厂房改造的小楼里。选址在静安区是蓝石坚持的，他觉得这样可以和品牌商们离得更近—hush是做时尚商品网上限时特卖的公司，要追着潮人们的喜好走。这个办公室的空调开起来像发动机一样嗡嗡作响。蓝石就在这个发动机的背景声音里和一拨一拨的人谈事，时而翻翻手头的《经济学人》杂志，以查证某个数据。

　　他做的生意在他的投资人—经纬中国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邵亦波眼里，简直就是“干柴烈火”样的买卖。曾创立易趣网的邵亦波在ihush的第一轮融资中就有投入。

　　“干柴是时尚品牌商，他们平均每季有10%至30不等的过季商品需要处理。拥有网购习惯、对品牌又有需求的80后则是烈火。”邵亦波这么形容ihush的商业模式。

　　“以往，过季商品通常有三种传统处理方式，”今日资本总裁徐新说，“首先是在大城市的品牌店以七八折的价格打折卖掉；然后，转移到二三线城市的品牌店内以四五折的价格卖掉；最后，这些品牌会在类似八佰伴的大商场顶层开特卖会，以两三折的价格卖出。”她曾投资过京东商城(微博)，同时也在ihush第二轮融资中领投。

　　出于对品牌的保护，厂商采取这三种方式的时间都很短，尤其是最后一种自由市场式的特卖会，往往只持续几天。

　　“把八佰伴顶层的特卖会搬到网上—这就是hush，网上的特卖会。”徐新解释说。

　　是蓝石想到了把特卖会搬上网的点子—他因为极富经商头脑被合作伙伴称为“其实就是一个染了黄头发的温州人”。但这一商业模式并非他的专利，佳品网、尚品网先后于2009年和2010年7月也做了网上特卖会，前MSN副总裁陈啸和前淘宝网总裁孙彤宇也加入到这种“干柴烈火”模式的阵营里来，在2010年共同创立了优众网。

　　这些人无一例外选择了走奢侈品特卖会的路线。而“法籍温州人”蓝石则认为，在中国，网购人群基本在30岁以下，从淘宝成长起来的用户，习惯购买价格比较低的潮流商品。因此，他一直坚持选择年轻人喜欢的牌子，要年轻、时尚(YoungFashion)。从2008年年底至今，ihush与500多个品牌商进行过合作，注册用户超过200万，2010年的销售额在2亿元左右。ihush的长处在于一开始就定位为年轻时尚，未来它对采购资源的整合和时尚敏感度会是重要的制胜环节。

　　“蓝石天生就有品牌的DNA。”徐新说，“他选择的品牌都很有调调，他也知道哪些品牌之间的调调类似，可以放在一起。”蓝石甚至把自己位于宝山几万平方米的仓库外墙也刷成了粉红—这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他父亲在法国专门从事高端时尚品牌的运营。

　　“一个有比较好的历史和形象的欧洲时尚品牌，商品也还不错，可能会经营管理不善。在法国，专门会有一些风投来投资这类品牌，然后聘请我父亲这样的人来管理和经营。”蓝石说。他从小就在品牌堆里摸爬滚打，这是除去聪明勤奋之外，蓝石在投资人眼里最为宝贵的一点。

　　到ihush第二轮融资时，经纬和今日资本集团一共投入了4300万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蓝石本人投的信任票。

　　做中国的生意

　　蓝石的办公室和创业伙伴戴磊仅一墙之隔，他办公室的白色墙壁上镶嵌了一块玻璃，玻璃周围镶有厚厚的褐色木质边框。

　　“这些木头都是从安徽运过来的，很老的木头。”蓝石说，“我喜欢有历史的东西，感觉很有文化。”他的中文很流利，甚至带有一些京腔，谈话中几乎不夹杂任何英文单词。当他略微停顿的时候，往往并非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是在思考使用哪个词更准确。他的同事说，他还能根据对方的身份不同，自如变换中文语境，比如他和雇员说话就跟与工商部门的人打交道时的口气完全不同，简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一直很喜欢做生意。”蓝石说。而且他第一次做的生意就和中国有关，那时他16岁。尽管当时蓝石已经跟父母去过很多国家，但对中国的了解还仅限于媒体报道。有一次，他在一本法文杂志上看到一篇讲述中国通信行业的文章，内容并不出奇，但蓝石注意到图片中有一个女孩正在使用的手机上有个卡通挂饰。

　　“那是细细的一条链子，闪闪发亮，我想女孩子们肯定会喜欢。”蓝石立刻决定从中国进货然后在法国卖。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我是通过GlobalSources进的货，那个公司在深圳”。这个故事也是蓝石被称为“法国籍温州人”的主要依据之一，他很小就有发现商机而且着手将其变为现实的天赋。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蓝石20岁。那是2001年，他在大学假期里去印度旅行，路过中国。在北京的雍和宫附近，蓝石找了个小型的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文，结果一待就是三个月。

　　事实证明有时候三个月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回到巴黎后，蓝石在第二学年伊始就找了份在北京的实习工作—这一次，他不再是背包客，而是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做记者。彼时中国正在为加入WTO努力。从2002年到2004年，当巴黎人打开这份推崇“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报纸时，他们所看到的部分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就是蓝石住在北京灵境胡同里一边学中文，一边追踪来华考察的法国通信和能源企业负责人们写出来的。

　　“20岁之后学语言能达到如此流利的水平，需要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邵亦波回忆起2008年第一次见到蓝石的情景。这位曾靠全额奖学金进入哈佛的“神童”对蓝石印象颇佳，就在上海长乐路的CoffeeBean里，邵当即决定作为天使投资人，为蓝石投资。

　　2008年，蓝石27岁，比邵亦波创办易趣网时大一岁。他已不是《费加罗报》驻北京的实习记者—蓝石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奖学金，当了一年半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蓝石尽可能多地选修商学院的课程。他说：“你开始做生意时可能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就会有目标。”

　　见到邵亦波之前，蓝石在上海有过两次创业经历。2006年，蓝石刚回中国，他的一个巴黎老乡正在琢磨着把欧洲高端花店的连锁模式搬到上海来，蓝石觉得这个想法挺有意思，于是就参与了创业。

　　“通过重新包装，我可以推出一个有特色的花店品牌。”蓝石说。从创业初期开始，他对品牌就十分敏感。

　　“平台型的电子商务需要铺货，管理好物流，事无巨细，甚至要跟司机打交道。这种生意需要的是刘强东(微博)(京东商城创始人)、陈年(微博)(凡客诚品创始人)。”徐新说：“而网上特卖会的形式，就需要创始人对品牌之间的关系特别敏感。你去到商场里转转就知道了，品牌商其实非常关注自己的邻居是谁，在卖什么。”

　　不过，这种敏感并没有让蓝石一开始就所向披靡。他参与的花店项目，在一年之后关张大吉。蓝石后来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自己对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不够了解。尽管上海消费水平较高，但对鲜花的消费习惯，中国和法国有着明显的差别。在上海，鲜花的假日消费比平时要高出很多，而在法国，鲜花是日常消费品。

　　“花店的市场调研，我的朋友做得比较粗糙，换了我，要求得可能会更细。”蓝石的行事特点是事必躬亲，极为重视细节。他到办公室打开ihush的网页，一看到不合意的东西，早上8点多就会给下属打电话，批评他们没有足够的品牌意识：“这个Banner也太土了，商家看到会不高兴的。”

　　快、快、快

　　2008年夏天，蓝石家经营的一个男装品牌与中国的经销商合作在中国搞推广。

　　“这个牌子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销售情况也不是很好，最后剩下了一批过季的服装和配饰。”于是蓝石决定帮这个品牌做一个特卖会。这是他在上海的第二次创业尝试。

　　因为是第一次为家里人做事，他认真地筹划了几个月，想了很多法子来推广特卖会：比如花了几千块钱聘请了专门发送特卖会信息的EDM(电邮广告)的公司；特卖会之前的一个星期，他印了数千张传单，每天晚上下班，把传单装进提包里，和一个法国朋友一起若无其事抬头挺胸地走进静安区、长宁区的高级社区，然后打开提包大发传单。

　　他把特卖会设在上海希尔顿酒店，花钱租下一个200平方米的厅，聘请了20个销售人员。一共9000件男装，价格两折，结果一个周末就卖掉了近90%的货物。蓝石赚了差不多10万元人民币，收拾好场地的当晚，他就开始琢磨，这种事为什么不能在网上做呢？

　　蓝石跟父亲讲了自己的想法，父亲告诉他，在法国，已有人把特卖会搬到网上做了，并且家里负责经营的品牌与后者有过几次合作。

　　Vente-privee.com便是蓝石父亲提到的网上特卖会。此后，蓝石经父亲的介绍，认识了Vente-priveecom的创始人，反复请教各种细节—他自己都记不清楚那时候在巴黎和上海间往返的次数了。蓝石甚至跟着Vente-privee.com的员工一起拜访品牌客户，调研客户的库存，熟悉渠道，“我学会了如何看数据，根据数据制定预算，也学会了如何控制支付、物流等每个环节，”蓝石说，“他们(创始人)是犹太人，很喜欢做生意，教会我很多东西。”

　　“法国只有7000万人口，Vente-privee.com当时已经成功融资，销售额过亿欧元。”蓝石觉得，在法国复制一个Vente-privee.com几乎没有可能。从十年前，蓝石第一次随法国企业高管考察中国开始，他就认定中国市场很大，最终决定把网上特卖拿到中国做。

　　蓝石从家人亲戚那里筹到200万欧元，作为网上特卖会的启动资金。他计算了一下，了解品牌、熟悉Vente-privee.com模式是自己的优势，但对中国电子商务行业不熟悉是他的劣势。

　　“我之前没做过互联网，什么都不懂。”蓝石从WPP辞职后，决定寻找合作伙伴。见过很多人之后，通过一个在丝芙兰工作的朋友介绍，蓝石接触到了戴磊。“他很成熟，对数据很敏感，又在国外待过，想法和我很合拍。”戴磊不仅做过电商，还在国外做过金融行业。他和邵亦波是中学同学，在一起读了六年书，彼此知根知底。

　　见过几次之后，蓝石正式向戴磊递出了橄榄枝。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蓝石是一个很有胸怀的人。”邵亦波说，“他给戴磊的条件很优厚。他的做法很像中国人，起初不会完全信任你，但是建立信任之后，就愿意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你。”

　　现在，每天中午12点，ihush的页面会上线五到八个新的特卖，每个品牌特卖三到十五天。蓝石在宝山有几万平方米的仓库，品牌商把产品运送到这里，贴上ihush的粉红贴纸，由公司发往各地。

　　当年第一家和蓝石合作的品牌商是阿迪达斯，当时他和戴磊穿着运动服，把鞋子一箱一箱搬进ihush最早的办公室—西康路90平方米的一间民居。“有间卧室在20平方米左右，就是仓库。”蓝石回忆说。两年后的ihush与500多家品牌商签署了合作协议。2010年12月，运动品牌NewBalance上线特卖3小时，销售额突破200万元人民币，刷新了该品牌在网络渠道的销售纪录。

　　ihush正在不断招人和扩张，在新装修的办公室里，前台处总坐着三四名等待面试的年轻人。蓝石既想做好现有业务的运营，也忙于开拓新业务—而且他的新点子层出不穷。从建立之初的服装、箱包特卖，到最近上线的香水、化妆品特卖，蓝石准备开拓酒店预订业务。

　　“在淡季预订不出去的酒店房间也相当于库存，可以通过ihush的平台特价销售出去。”

　　与蓝石一墙之隔的戴磊身穿红白条纹的休闲Polo衫，满脸笑容，十分从容，毫无曾为外资银行服务过的金融家派头。在吃饭时，戴磊乐呵呵地模仿起蓝石：“他从来不看菜单，一坐下就说‘蘑菇Pizza，快，快，快’。”

　　蓝石是公认的急性子，稳重的戴磊能稍许平衡这位搭档的急切—他连招聘的速度也是飞快的。这天下午4点，蓝石面试一位数据业务工程师，进来一位30岁左右的男士，蓝石上前握手，客气地请面试者介绍自己和工作经历。

　　七分钟后，蓝石翻动着对方的简历，开始提问。六分钟后，蓝石已经做出了结论，对方不适合ihush。

　　这种高效率，或者说急性子导致他在和徐新见第一面时，连三分钟都不到就被她批评了。徐新说，Pierre，你怎么这么快就不耐烦了。蓝石解释说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如果你来找我说话，讲了几分钟，不能一下子说到重点，我就会打断你。”蓝石说。

　　“他们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十年的发展路径，”徐新表示理解，“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蓝石的压力也很大。”

　　不光蓝石如此，中国的电子商务创业者们基本都这样。易观国际分析师陈寿送评价说，线上的奢侈品市场容量有限，一些模仿国外名品限时特卖模式的网站已经在转型，不再单纯地做奢侈品。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行业中不会有太多的幸存者—因此目前谁先做大，谁的幸存的可能性就大一些。蓝石的预期是，“ihush会在2011年完成5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当然，快速的决策和发展可能造成损失和错误。

　　“但这也是他们的必修课，是创始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徐新说。

　　铃木美妃：悠长假期

　　文/汪若菡

　　这个曾是日本童星的女演员现在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与害怕在日本陷入刻板的未来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写铃木美妃可能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的日本女演员在新浪开了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她发了几千条内容，有将近两万多个粉丝—其中就有我的同事和朋友。

　　这些微博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在中国拍戏、找房子、跟朋友出去玩、自己做饭、看超女、逛超市、谈论音乐和看过的电影电视剧等等。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

　　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铃木说，她到中国来看的第一批小说是王朔写的，那时候她完全看不明白老北京的这些俗语，但又觉得很好玩，于是就买了本《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对着使劲练—难怪了。

　　她的粉丝不叫她铃木，很北京地称呼她做“木姐”。木姐的微博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内容是她每天事无巨细地写自己怎么做饭，京味十足，透着一股率真活泼的家常劲儿，让人没有距离感，上传的饭菜照片也挺诱人。

　　开微博第一天，铃木就汇报说：“今天做了泰国咖喱。”之后只要在家，她隔三差五就会做各式面条、炒家常菜、包饺子—总之是每做一道菜必上传照片或发表“吃撑了”、“味道很正，我很得意”、“吃饱了很幸福”的感言。

　　这姑娘在北京待久了，口味似乎完全中国化了，经常在家炒麻婆豆腐。有一次她包出一大锅胡萝卜蘑菇馅和茴香豆腐馅蒸饺，煞有介事地说：“素饺子不适合煮”—从2010年起，铃木成了素食者，理由是年纪大了，吃肉的欲望自然就降低了。8月份的时候她学着做凉面，很得意地传授秘诀说这是贵州朋友教的方法，要“先煮后蒸”。我同事看着微博上的那一大笸箩面直纳闷说：“她自己吃得完吗？”后来她解释说，那是在朋友家聚会的时候做的8人份，“我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我还得减肥呢”。

　　她的微博还直播了一次北京暴雨惊魂夜。5月份的时候，铃木住的公寓租约到期，发动朋友帮她找间平房。她的好朋友小松帮她在老城区找着了一间“房租2000元以内，带卫生间带厨房，安全而且比较独立的小平房”。

　　7月26日，铃木在晚上11点45分时发微博说“屋外大雨，屋里小雨”。

　　她后来跟我说：“我整晚都在担心，心想这屋顶不会塌了吧。”结果，12点半的时候，不停漏雨的屋顶还真的“哗啦”一声塌下来一角，幸亏是砸在放洗衣机的那个角落。她顺手发了张照片放上微博，这条消息引来一片留言，大伙儿纷纷说“保重啊”、“我来帮你修屋顶”、“干脆来我家住算了”或者是“原来演员也这么苦啊”。

　　还有人说：“你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观了。”

　　她豪气地回答说：“我没事，放心吧，当长了次经验。”

　　“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的缘故。”铃木说。她最早接触中国人是在25岁前，那时候她在日本当演员。铃木出身单亲家庭，妈妈曾是舞台剧演员，退出这一行后在东京开酒吧，常有相熟的中国留学生去那里喝酒。她工余会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在那里认识的几个中国朋友一直让她感到十分亲切。

　　“日本人的亲切是种很矜持的有礼貌，骨子里跟人有距离感，”她说，“但中国人如果接纳了你，就会真的把你当成家人”。

　　这个印象在后面的5年里一直没有改变过。2006年，铃木中断自己在日本的演艺生涯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那时她26岁，和中戏06级表演系本科班一起上课(她的同学里现在比较出名的是在《新还珠格格》里演五阿哥的张航睿)。“同学都比我小很多，但都很照顾我。”铃木那时候只上了半年多的中文补习班，说话还不大利落，出去办事吃饭，同学都抢着帮她说。她说：“我总觉得他们拿我当妹妹看。”她当时在北兵马司胡同的房东大妈把自己出嫁了的女儿住的屋子(也是平房)租给她住，每天早上还会按时叫她起床上课。

　　“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好。”铃木说，这种善意让她感到舒服，“北京人尤其这样”。

　　她的微博粉丝确实也都挺护着她的，大多数留言都很亲切。有粉丝还挺为她的事业担心：“木姐，你怎么每天都在家做饭，你是不是没工作啊？”

　　宅在北京

　　铃木身材纤细，动作灵活，把棕色瀑布样的长发随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朋友送的深蓝色手工苗绣外套，每天骑着自己的永久自行车到处转悠，皮肤已经被夏天的阳光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卖水果的阿姨问她，你不是汉族吧？她问对方你怎么知道？阿姨说看你的皮肤颜色，还有听你的口音就知道肯定是少数民族。她哈哈直乐，“反正她说的也算是对的？?”

　　我见到铃木的时候，正赶上她把“宅女”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她接的一个电视剧在6月杀青，原本北京旅游局有一个对日本播出的体验北京的节目，每年会找她在6月到9月担任出镜主持人，介绍一些关于北京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但今年正好赶上日本地震，这档节目没有录。她没有再接活儿，准备欢乐地过其“悠长假期”。

　　在北京时，铃木天天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候在朋友家的聚会里和几个人一起鼓捣出够七八个人吃的菜式来。她长时间散步，去看朋友的演出，“认真地发会儿呆”，或者在家上网。铃木顺便接了点翻译工作—一些剧组里用日本演员，需要她把他们看的剧本翻译成日文。她翻译累了偶尔会在微博上发发牢骚：“我想跟编剧大师们说一件事，你们写抗日剧本，我看的都很精彩，不过明明给日本兵起了名，可描述他的时候都用‘突然鬼子拿起枪来？?鬼子说？?突然鬼子看她’干脆别起名，直接叫鬼子甲或鬼子乙更省事儿嘛。”

　　她的状态看起来十分悠闲，但也确实挺让旁观者疑惑。且不说演艺圈竞争有多激烈，现今社会里，不管你想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都必须先“劳其筋骨”。她那位正在媒体上大放异彩的老乡加藤嘉一在北大念书时的时间表是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上完一天的课后在晚上7点坚持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此人凭借这种近乎严酷的自律和努力获得了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谈判者、中国通等等。他每日找人谈事、查阅新闻、处理邮件，除了给媒体供中文稿还要写博客，平均一天只睡几个小时。

　　但铃木却说：“夏天不工作多好啊。”尤其2011年夏天雨水多，不热，住在胡同里挺舒服—年初的日本地震后，她想住得离地面近点，于是就租了间平房。来北京5年多，兜兜转转换了七八个地方住，她还是最喜欢老北京住胡同的感觉，“这样更接地气”。

　　我开始以为铃木是属于想领略中国文化或北京风情的那种外国人，所以问她的问题有点像问小资或者旅游者。比如，你觉得北京最好吃的餐馆在哪儿啊？她回答说：“我很少出去吃饭，通常都在家里自己做。”

　　我不甘心，继续问：“北京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她说：“其实奥运会后北京修得有点过了，把老房子拆了盖成仿古的，这样不好。”然后她问我，“胡同里平房的房顶你爬上去过没有？”我摇头。她说如果爬到房顶上去看看，就会发现一片片的屋脊此起彼伏还是挺好看的，这是她觉得“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不过她自己家的屋顶刚塌过一次，爬上去不方便。

　　到最后，我终于有点弄明白了，她确实是打算在北京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一直在这里这么生活下去，”她颔首，“不回日本了”。“这么生活下去”的意思是说，当她不在外地拍戏回到在北京的家里时，每月的花费基本不超过500元(这还是包括了房租在内)，自己做饭洗衣服、喝很多茶、坚持素食、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很少逛商场买衣服。“但我喜欢逛超市，”她说，“每次都能逛上两三个小时”。铃木的朋友圈子不大，跟演艺圈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实际上，这个圈子里知道她的人不多，她也承认：“我基本上是和他们分开的，是刻意的。我介入不进去，也没必要进去。”她的固定好友圈里，最常见的是艺术家、音乐人和自己开小店DIY的手工艺人—她戴的耳环就是朋友做的，而且这些人都是中国人。

　　“我要想认识日本人，我干吗不在日本待着啊。”我问她怎么规划自己在中国的演艺生涯，有经纪人吗？

　　她回答说，没有啊，我自己接活儿。

　　大多数找到铃木的剧组，都是请她演一类角色—日本人。“我特明白这事，中国演艺圈有多少演员，怎么会挑我来演中国人。”她能遇到的角色大多和抗日或者伪满国历史有关(她在中国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由于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挑选自己觉得有趣的角色，所以她在中国有一半时间要做出镜主持人，也会给中国电视剧里演日本人的中国演员配配音。

　　铃木在中国接拍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中戏念到第二年时偶然找上门来的《中国面之旅》，为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的面条。“从陕西到新疆，我吃了好多好多种面条，”她说。在那次旅行里，她不但喜欢上了中国的面条，还爱上了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还保有唐朝的余韵，和日本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渊源。

　　铃木来中国后演出的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基本都是误打误撞碰上的。一个是《蜗居》里的正雄妈，那个角色设定本来比她的年龄大很多，但是导演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快开机时不得已找她来救场。演完《蜗居》之后，铃木上街买菜，会有路人抓住她问，你是不是演过电视剧里的日本人啊？

　　另外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是《神探狄仁杰4》里的遣唐使有则理惠，她之前为导演钱雁秋的另外一部抗日背景的电视剧配过音，算是老熟人。2009年钱雁秋找她拍这部古装戏时，铃木挺兴奋—她的合作者大多是中国顶尖的话剧演员，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梁冠华老师(她叫他“胖哥”)和吕中老师，这让同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她很享受这次拍摄。

　　《神探狄仁杰4》播出后，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店员热心地问她：“您是有则将军吧？您需要停车票吗？”有则将军想了想回答：“我？?骑马来的。”

　　“你不想让自己更成功点吗？”我问。

　　“在工作上我更相信随缘，”她说：“反正有事打电话就能找到我。”

　　但要命的是，她在百度百科的介绍词条里写着“铃木美妃？?习癖：不接电话，熬夜”、“做事都凭直觉”？?我约她做采访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不到人，最后靠发短信才联络上。她平时上午和晚上会把手机调成静音，而且像所有的宅人一样，没接到的陌生电话她很少打回去，理由是“要真想找我，总是能找到的”。

　　这哪有一点像积极推销自己的样子啊？这样能出名吗？我简直有点开始替她着急了。

　　“我这样挺好啊，”她安慰我说，“我要是真过成了你说的那样，我不就等于又回到日本了吗？”

　　谁更像日本人

　　对她的这种放松状态觉得疑惑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比如，第二次和我一起去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也挺纳闷。

　　铃木有礼貌但很坚决地拒绝在她住的院子里拍照：一个原因是那是大杂院，她怕干扰街坊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住的院子四周景观很有特色，明眼人一看照片可能会猜出她住在哪儿—看得出来，她在相当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铃木后来借了好朋友山人乐队的乐手符特(朋友们都叫他小不点儿)的家来拍照—这是从大杂院中隔出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小院。符特和家人已经在这里住了3年，他在天井里铺了木地板，还种了爬山虎、茉莉、薄荷和辣椒。院子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大大的木几案，上面放着喝茶的用具和他在旅行中捡来的各色好看的石头。院子里的各种用具都很普通，但灶台和房间里一尘不染，透着股家常过日子的舒适劲儿。摄影师想拍铃木在厨房做饭，她几分钟就切出了一堆细细的胡萝卜丝—“留着晚上做饭用”。我后来意识到，这就是她跟朋友一起做8人份贵州凉面的地方。这个院子里的其他街坊也都认识她，她见人一口一个“阿姨”、“叔叔”。

　　符特跟我说：“她嘴甜，人缘好。”

　　摄影师拍完她后也问：“你就这么喜欢这种生活吗？”我理解他的意思，铃木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实在太普通了。她自己也说，房子车子这些东西，跟她从来都无缘—这种态度和北京多数雄心勃勃想买房买车的年轻人相比显得过于无欲无求，都有点不真实了，尤其她还是个演员。这种疑惑其实很普遍，比如，她租到这个月租1200元的小平房时，粉丝里就有人很纳闷地问：“你要是在日本发展条件不会这样差吧！这是为啥呀！”

　　铃木小时候是熠熠发光的明星，她5岁就开始演舞台剧—舞台剧一直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日本的电影电视演员成名后无不以参演舞台剧为荣，认为这才是对自己演技的最终肯定。而铃木11岁就在东京的帝国剧院演出音乐剧《OLIVER!雾都孤儿》—帝国剧院是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之一。她11岁之后成了一系列百老汇音乐剧的女主角，比如《孤女安妮》、《草原小屋》等等。14岁时，她在话剧《奇迹的人》里扮演聋哑的女一号海伦？凯勒，舞台表现力可见一斑。

　　在她的作品年表里，15岁到18岁前后是空白。铃木说那时她特别想上学。“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上学，我就很委屈，”她说：“我从小忙着演戏，没有完整的念书时间，我想过普通人的学校生活。”于是，整个高中时期，她推掉所有片约，认真念书准备考大学。

　　铃木的性格在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初露端倪，她的经纪公司和妈妈都不理解她的选择，但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他们觉得我就该是个演员”，但铃木显然更想弄明白的是“自己是谁”，“除了表演以外还能做什么”。苦读三年后，她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她在大学念了一年以后选择重回舞台—一方面，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她真心喜欢演戏。新的经纪公司把她很普通的名字“铃木奈央”换成了“铃木美妃”。就这样，在20岁前后，她以成年人的身份进入了演艺圈。

　　在日本，舞台剧演员的境遇其实和中国一样，很受尊重，但因为比较小众，挣钱不多。为此，经纪公司帮她接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来演，期间她还因为电影《WildFlowers》得到过电影新人奖。

　　但这样按部就班地接戏演戏，到了2005年，铃木感到精神危机在逐渐迫近。

　　她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好像能一眼看穿自己未来10年、15年后的生活，“和现在一样，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任何变化”。铃木最宝贵和赖以生存的东西也受到了威胁—这种情绪甚至导致她对表演也逐渐丧失了兴趣，而这恰恰是她最不想看到的。这个低谷期的出现有部分原因是日本演艺圈内竞争极其激烈，超负荷工作后她还要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几乎没有私人时间。另外，铃木少年时代的成绩太耀眼，导致经纪人和家人对她的期望建筑在一个过高的起点上，这也对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她无法回应这些期待，觉得活得太累了，而且“这不是我，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段时间里，能理解她而且陪她聊天的人，恰好是之前认识的中国朋友，“我一直很好奇，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最终，2005年底，她决定选择来中国作为逃离日常生活的出口。

　　她到中国不久就得到了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的机会，于是向经纪公司告长假。公司和家人都很奇怪，要进修也该去美国镀金学英语啊，跑到中国上学干吗？“但经纪公司的人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所以就说没办法啊，你去吧，”铃木说，“不过他们只给了我一年时间。”

　　中央戏剧学院头一年的学习生涯给她日后的中国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她每天早上跟同学一起去跑步，而且花大量时间进行最基础的发声和形体训练，“我中文就是这么慢慢过关的”。当时，铃木算是班上舞台剧表演经验最丰富的学生，但“中文台词的念法和日本不同。语言不同，呼吸方法和形体动作也就不一样。一切都要慢慢重新学过。”

　　和所有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铃木喜欢北京的胡同，所以在中戏附近租了间平房住。但2006年的冬天让她见识了平房生活的残酷一面。“厕所在外面，屋子里冷得要死，我把棉衣什么的都穿上，还戴上帽子。”很奇怪，铃木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在意外在环境，也许一方面当时她不知道自己这种不事生产的生活要过多久，想尽量省钱；另外一方面，她也有点刻意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多少苦。

　　到了2007年，日本电视台找到铃木拍《中国面之旅》，这是她在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工作。“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就没有断过。”铃木说。有了工作，她在中国待下去的可能性忽然就增大了。2007年年底，她跟经纪公司提出解约，“之前他们还存着希望等我回去，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们说放我一马吧。”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了解她的性格，只有苦笑，双方友好分手。

　　从此，铃木成了地地道道的“北漂”。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屋子的主人，山人乐队的符特，悠闲自在地拿出吉他，靠在墙边断断续续地即兴弹奏。符特今年28岁，在我这个外行人的耳朵里，他这些优美的吉他即兴听起来活像中国的古琴曲。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哥哥小松目前在练习古琴—这是中国古代最优美也是最难掌握的乐器之一，演奏者需要修炼平和的心性。

　　符特是贵州兴义人，来北京已经快10年了。他的哥哥是摇滚乐手，妹妹是舞蹈老师，这一家人都很有艺术天赋。

　　“你觉得她(铃木)的选择很难理解吗？”他问我：“其实很简单，多数人都在做明星梦，可她小时候已经是大明星了，她不需要这个。”

　　“她现在只是想做回自己而已。”

　　在这些很亲近的朋友眼里，铃木纯良、有幽默感、会照顾人而且做饭很好吃。符特说，她其实比现在的大多数姑娘都更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传统女孩”的样子，而且她完全不装模作样。铃木自己也说：“我连3天都装不了。”她发微博说的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评价别人，也甚少涉及中日关系这类时政话题。看得出，她一直都很谨慎，“我非常害怕自己说的事情不真实”。但即便如此，当中国发生动车事故时，微博上热传一张“日本女主播播报中国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偷笑”的图，她还是忍不住出来澄清事实，指出女主播是在播报菅直人发言时发笑，但是被PS成了动车事故，这张照片其实是合成照—这条微薄引发了一些议论，她后来把它删除了。

　　“其实我是个演员。”她引用周星驰《喜剧之王》里的台词半开玩笑地说—她希望别人能这样简单地看待她。我向她指出，她待在中国，演舞台剧和获得好角色的机会反而少了。“是啊，”她承认，“但在这里我有自己的时间，没人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只要能一直演戏就好了”。

　　“要留下总要付出代价，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啊。”

　　难道这种生活不会让你感到焦虑吗？我问。焦虑谁都有，她回答。在日本，人们休假超过一周就会坐立不安，似乎一旦放松就会被主流社会抛弃。与在日本时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化而焦虑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显得像“小菜一碟”。

　　“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年纪大了，前途会怎样，”铃木说，“但那些不是我现在焦虑就能解决的。”焦虑一阵子后，“自己做碗面吃”，也就不焦虑了。

　　这种状态使得她，一个日本姑娘和来自贵州的符特之间的共同语言显得比我和后者更多。和铃木一样，符特在10年前选择离开家乡实现音乐理想。2001年，他来北京和哥哥一起住在树村—这个被叫做京城摇滚村的小村庄当时正面临拆迁，他赶上了中国地下摇滚最美好时代的尾巴。

　　这个布依族男孩屋内陈设极为简单，但一尘不染，其中最显眼的东西是十几种民族乐器，我勉强能辨认出其中有弦子和琵琶。他带着它们和山人乐队一起在全国巡演，还去了欧洲的音乐节。

　　他和铃木都曾怀有同样的恐惧。“假如不离开家，我的生活也是可以预期的，”符特对我说，“山里人的生活就是早早结婚生子，毫无悬念。”

　　“我身边有很多人几十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全世界到处走，”符特说：“我们是在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和她(铃木)会是朋友。”

　　最终，铃木真的让我爬上了房顶，去看看她眼里“北京最好看的地方”。我战战兢兢地顺着一个不太结实的木质梯子爬到屋脊上。这是一个最为接近我们童年记忆中阳光明媚的北京的下午，因为刚刚下过雨，空气里已经渗入一丝秋天的气息，古老的灰色平房屋脊在我的眼前像波浪一样起伏，鸽哨声响彻蓝天。这个城市的某些部分在铃木和她的朋友们眼里始终是具有包容性和魔力的。一个粉丝在铃木的微博上留言说：“对于爱怀旧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房子最惬意的就是在夏天穿个趿拉板坐门口吃碗炸酱面？?或者傍晚时分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消失在青瓦房顶的另一边。”

　　“秋天要来了，”铃木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不无惋惜地说：“假期要结束喽。”9月底，她要在手头刚拿到的四个剧本里选两个开始工作。尽管多数剧本的内容仍旧跟抗日、伪满国历史有关，但这次有一个剧本找她演日本籍的国际刑警，在这部戏里，她可以穿现代装，也许还可以开开枪—这总算是有了点进步。

　　“你问我，在中国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里我的规划，我真回答不出来，”她说：“感觉完全是一片空白，很干净，什么都可能发生。”

　　她喜欢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

　　“我不行，”我回答：“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我陷入焦虑。”我甚至很难想象自己超过一个月不工作。

　　“哎呀，”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比我更像日本人了。”

　　和13亿人在一起

　　文/刘晋锋、汪若菡

　　作为一名讽刺作家，柯立思的观察像是一面镜子，不管你是否愿意看到，但它确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某种状态。

　　当《独自在13亿人中：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引进出版)的作者柯立思(ChristianY.Schmidt)在2007年开始沿着中国的318国道一路西行时，他刚到中国不到一年，几乎讲不了几句中文。这件事导致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画面感极强。柯立思多数时候要靠自己的视觉和直觉行事—不管愿意与否，他当时无法和遇到的普通中国人发生太多情感交流。

　　因此，有人评价说，这本书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有关中国的书”，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可以从中最大限度地看到这两个世界间的文化差异。这一点和之前以写中国著称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Hessler)正好相反，能熟练使用中文的何伟在中西方之间找到了能将人们连接起来的桥梁—他和自己笔下的中国人发生了情感联系。

　　柯立思后来也说：“语言确实是个问题。”随着中文的进步，他从2008年开始为《德国日报》撰写有关中国的专栏时，笔调就有所不同—不过他目前正忙着闭关写小说，还来不及在中国再次进行长途旅行。

　　即便当时中文不灵光，柯立思的长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是一位讽刺作家，曾长期担任德国讽刺杂志《泰坦尼克号》编辑。讽刺虽然很难改变现实，但它好比一个情绪的阀门，能释放负面能量—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因此他能够训练有素地捕捉到一个族群的“集体性格”，并从中寻找到可笑的部分。这就使得他的观察像是一面镜子，不管你是否愿意看到，但它确实反映了你自身的某种状态。有的读者后来说，他在书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还有许许多多“乱糟糟的场面”，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由外国人嘴里说出来，显得“特别尖锐”。

　　但奇妙的是，柯立思在经过了这样一场充满意外的旅行后，仍旧非常喜欢中国。在文章开始之初，他只是简单地说：“我想和赢家在一起。”这是因为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在旅行结束之后，他对我们说：“我得留在这里，这里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这听上去并不是一个讽刺作家在寻找素材—而是一个生活态度严谨的德国人的肺腑之言。柯立思承认，当他在中国乡村旅行后，中国人那种悠闲自在，“从来不担心要发生的事情”的酷劲儿让他这个紧张型的人也放松多了

　　Q：当你沿着318国道开始为期3个月横穿中国的旅行时，几乎不会讲中文，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你这么干的？

　　A：我开始这个旅行的原因很简单：首先，我妻子是中国人，结婚后我被她“绑架”来了中国；其次，在德国生活着很多外国的族群，德国人总谈民族融合问题，所以我会很想融入中国；第三个原因是一开始我总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很放松、很随意，而我本身的性格很紧张，我非常想像中国人那样生活，就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怕似的。

　　一开始我对他们能这样生活非常不理解，我们家附近有几位收垃圾的，我好像从没看到他们忙碌过，他们总是坐在三轮车上聊天、抽烟、睡觉。当然，随着深入中国我发现这种印象不适用于大城市。大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跟德国人越来越像了，充满着紧张和压力感。但我在中国的很多乡村旅行时，感觉到这个国家至少有1/3的老百姓好像从早到晚都在打麻将，或清闲地喝茶。对于我这种来自工业国家整天都很紧张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太酷了。

　　Q：你在中国的这次旅行里，觉得中国哪个阶层的人最快活？

　　A：在旅行的时候，我真的经常想到这个问题：到底哪个阶层或哪个地方的中国人最幸福？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画面是在重庆的一个小吃店里，门口放着几张桌子和椅子，我坐在那里吃面条。这个店是一家人开的，妈妈是服务员，爸爸是厨子，小儿子在门口开心地玩，当时我就想，这家人真是挺幸福的。到底需要什么才能变得幸福，或者怎么定义幸福永远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如果我在北京的朝阳公园西门有个很大的公寓，在里面天天担忧我的未来，可能并不比这个卖面条的三口之家更幸福。

　　但是这也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如果你作为统治者，认为穷人也能很幸福，就让人们这么过下去，穷就穷了—让这种想法延伸下去是很糟糕的。

　　Q：你的书中有大部分内容描述的是一个乱糟糟的中国，这让这本书看上去像是一个老外不断受骗上当并且总结出很多经验教训的手册，这些经历难道没有影响你对中国的看法吗？

　　A：首先，我在旅途中上当受骗，不只在中国发生。我在越南旅行的时候受骗上当的次数比在中国多得多。我不觉得这是特别大的问题，更不会因为这个不喜欢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不仅每天都在发生很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未来若干年内有可能影响世界。我觉得在这里生活比在一个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已经很成型的地方生活更有乐趣。

　　生活在这里，我确实是比以前放松了一点。另外，我自己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因为我现在是从远处看德国，反而会对自己的国家有新的认识。

　　Q：你在书中说自己在18岁之前是“毛主义分子”，那正好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整个欧洲卷入革命风潮的时候。在318国道的那次旅行之后，你又在中国生活了几年，这个国家现实的情况有没有让你感到与之前对它的想象有巨大的反差？

　　A：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分成了几个不同阶段。上中学那会儿，我受到当时德国的毛主义分子的影响，虽然不了解中国，但觉得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好的。第二阶段是我成年了，逐渐对中国丧失了兴趣，甚至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这是因为西方当时对中国的报道都很负面，焦点基本集中在中国的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问题上。

　　我是2002年离开德国的，当时从德文媒体上感觉中国两极分化的情况严重。但到了中国，我发现通过经济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的生活和想法并没有在西方被详细地报道过。另外，我来中国之前一直和多数西方人一样，总觉得北京、上海和整个东南沿海一带发展不错，但再往西边走就会很落后。现在看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2006年我和妻子在新疆旅行，对那里的公共设施的便利和先进感到很惊讶。在我为这本书旅行的时候，成都、重庆等很多地方的发达程度都让我惊讶，这也是对我过去观念的一个修正。

　　我自己这次5000多公里的行程，有很长一部分放在西藏境内，这也是西方民众关心的地区，所以我想自己一定要去看下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去西藏的几个旅游点。作为一个不懂藏语的外国人来看，西藏的情况没有西方报道的那么糟糕。产生这种误差很大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封闭性的新闻政策造成的。中国目前不允许外国记者在这个区域随便旅行和报道，其实如果让他们亲眼去看，反而减少了辟谣和解说的必要。

　　Q：你在书里说，中国人是未来的赢家，这是基于什么做出的判断？

　　A：历史一直是这样发展的，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世界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现在最有发言权的美国正在逐渐丧失话语权。中国有占世界1/5的人口，若干年后一定会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它拥有强大的发言权在我看来是一件挺顺理成章的事情。

　　Q：你在书中曾经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普通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这种品质与中国现在一门心思发展经济的努力叠加在一起，难道不会让中国走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吗？

　　A：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社会确实是很难运转下去的。但西方社会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比如说在欧洲天主教会有很大的势力，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是帮助穷人，同时也有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教会聚敛了很多钱财，西方人对这个现象也一直有批评。

　　在西方社会制度里并非没有利己或肮脏的东西，但我们的特点是总能找到一个不错的招牌，心里想发财，但嘴上不说。中国人似乎不需要任何招牌，很直白地就说我想挣钱，我想成功—你说这两种形式哪种更好呢？中国人的诚实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比虚伪要好。如果我是18岁的话，可能会更强调和相信主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会更欣赏中国这种比较务实的做法，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先把问题解决掉。

　　Q：中国目前呈现出“大政府、小社会”的情况，这种形态很容易滋生腐败，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中国目前的所处的这个阶段和你记忆里的德国有吻合之处吗。

　　A：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肯定是政府的权力应该得到更多的控制或者是监督，但中国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的议会选举制。我经历过柏林墙倒塌，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和我以前在东德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有多种财产和土地所有制，顶多只有一半算我以前在书上学到的社会主义，这种混合的模式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

　　我不知道中国是否能找到一种讨论或者参与的方式让群众对国家和政府有更多的监督。现在是政府自己在内部监督自己，这样的机制本身就会造成矛盾。至少要产生一个独立的机构能对执政者从外部进行监督，这样才会有效解决腐败问题。

　　但中国这个社会如此之复杂，是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我很难拿这个国家和跟欧洲的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类比。我曾经在很短暂的瞬间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有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中国年轻人，他们的一些行为和批判性的眼光有点像欧洲1968年那个时间点上的年轻人。但是这个感受稍瞬即逝，中国年轻人现在都去关心更现实的东西了，我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这个感觉了。

　　Q：也就是说你完全站在中国人一边了，认为目前的制度是最适合这个国家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是德国能够提供给中国的？

　　A：我不觉得西方的制度要比中国的好，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的经济制度是有问题的，其他方面就更难说了。中国有很多东西在我看来是不错的，比如，我不太赞同所有的土地都私有化，也认为应该保留一些国有企业。我不认同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认为西方的制度是最好的，大家都这样做世界就完美了。在大家都不能下结论说有一个制度适用于全人类的时候，有人在尝试不同的制度反而不是坏事，这样至少大家可以比较优劣。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要误解我觉得中国什么都是好的，我批评中国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我也不认为西方就是唯一正确的。

　　如果说现阶段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控制它的经济，而不是让经济控制这个国家。中国现在有人会担忧经济发展带来的环保问题，我倒不是特别担忧—因为德国经历过这些，1970年前后西德因为工业发展，很多河流都是黑的，酸雨非常严重。从德国的历史来看，我们用了二三十年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且在环保方面开始大规模投入了。

　　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在言论自由方面更开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