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需要的 心理咨询师雷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市场

　　文/Fay Hu

　　距离CBD不到1公里的一家女子医院， 一间挂着粉红纱帘的诊室里传出 气急败坏的声音： “那你到底带了多少钱？ 你还想不想检查了？”

　　坐在走廊里等待就诊的女人们吃了一惊，又很快恢复到沉思、紧张或空洞的神情。她们用上等化妆品掩盖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厚厚的病历卡显示着与年龄不符的经历。医院的大堂气派如同五星级酒店，迎宾小姐队伍中，还有金发碧眼的洋妞提供英语服务，他们的热情及排场，加上光鲜的女客户，让人觉得这是一家水疗中心多过一所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如果对妇科项目做一个全面检查，意味着至少往返收银台刷卡4次，费用比普通公司的体检高出三倍。

　　被呵斥的女孩嗫嚅了两句，医生没好气地给收银台打了个电话：“你先收她80吧，对，算是预缴140的检查费，让她回来补上。”接着一个挽LV手袋的黑衣女子走进诊室，医生挂了电话，面部表情立刻恢复一贯的关切与和蔼。她的办公桌上只插着3张挂号签，显然今天的生意不算太好。

　　非主流中产是中国特色产品

　　四方大脸，中等身材，戴个眼镜，却不显斯文样，嘴大—这是心理咨询师雷明养家糊口的家伙。2010年之前，他可以从办公室的窗口看见这家女子医院：女人们通过刷卡的力量得到高规格的硬件待遇，以及表面看似轻松、舒适的就医环境。有些只身前来，有些带着男伴，要么妩媚动人，要么精明干练，手挽LV、Gucci，展示她们是这个都市先进阶层的一员。先生们不论与前来的女士是什么关系，一律坐在距科室50米的休息区，百无聊赖地翻阅架上为女性提供的时尚杂志。收银台的位置设在“男宾止步”的白线以内，所有的消费都由女人自己买单，至少在这个区域她们是独立的，除了购买医疗技术也购买优越感，没有人来打听她们的过往、情史，没有人用道德模具衡量她们的作为。

　　这位心理咨询师每天要面对的人和医院的客户群体一样，大都来自周边社区。所不同的是：他们一个治疗身体疾病，一个治疗心理疾病。因此，雷明的办公室装潢和医院构成两个极端：除了几件色调柔和的家具和办公桌之外，这间办公室没有其他杂物，唯一鲜活的是进门处几个沙盘，搁着各式塑胶小玩具，这是当下流行的沙盘游戏治疗，借助模具的摆放进行心理疏导。

　　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雷明所要做的就像对待他的办公室一样，剥掉所有的伪装、矫情、修饰，他需要赤裸裸地了解一个女性，不是外在而是内心，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方案。

　　办公室的顶灯没有灯罩，这是一个躁狂症患者突然发病时拿起长柄雨伞抡的，当灯罩砸在地上摔碎了之后，病人愣了，呜呜哭起来。雷明没打算再安个新的，不知哪天又被砸了。“我提前进入四十岁了，该见过的都见过了。刚开始出名的时候，三四年前，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这个新行业里有很多人认可，觉得好像有机会，很冲动，但很快就过了，被老张越控制住了，现在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的心态。”可他要真是一个月赚四五千的普通人心态，恐怕现在孩子都满地乱跑了，“你要看到现在我被很多人需要，但是你也要看到现在我还没孩子。得失是相对的，我看到很多发了财的人，我也看到很多早晚是悲剧的人。”

　　对于中国“中产阶级”，雷明有一套自己的定位，“所谓的中产阶级，首先必须是社会主流，在国外，这是身份上的认同。什么叫社会主流？我在惠普做一个中层，你是个律师，他是个作家，还相对成功，这些都是社会主流，不是非主流。非主流是什么？财产上，他已经非常有实力，可是你筛查他，看他是个什么人，那对不起，他不是中产，不是社会主流。而中国能在财产上达到中产的主流和非主流，你说谁多？很难说。”

　　“主流中产来到我这边，大多因为压抑，因为这一套社会规则实际上是以剥夺为目的。对这些想维持社会规则，又想获得相对体面生活质量的人来说，压力很大。”

　　“我这儿有一个客户是加拿大籍的华人，他回到国内担任外教，出现了心理问题，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他在北京所有的涉外学校里面转了一圈，发现没法工作、沟通。他发现很多很有素质的、跟他一个种族的中产，对外国外教很谄媚？?为了能出国，他也是被追逐对象之一，有一个女孩每天给他发特别谄媚的电子邮件：‘求求你了，娶了我吧。我愿意这样，愿意那样。’他后来发现，要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加拿大人，他不愿与真正的外国人为伍，如果要跟别人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有些族人是如此的谄媚和下贱。时间长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这就是中国的中产，这个人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缺失，最大的心理障碍在于，他很困扰在国内没法谈恋爱。他我：‘雷明你觉得我的吸引力在哪儿？就是一张护照。他们就是奔着我的护来的，除了那张护照我没有任何身份。’别人对他身上的某一个特征极端化，已经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其他方面了—我本分，我老实，我这个人正派全都看不见，这就是外界环境对一个人的扭曲。他妈妈现在也快疯了，儿子么办？独生子啊！

　　“而非主流中产指的是二道贩子，自己倒买倒卖，连个公司都没有的。有所谓时尚先锋人群，靠变卖个性来张扬自己，他们不是主流社会，他们的性已经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你说他们算不算中产？每天也开着帕萨特四处悠，你要说他有没有房？也有；你要说他是不是中产？不是。中产阶级是社的稳定剂，什么叫稳定剂？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家庭，我有我的职业追和理想，我有能够让我保持相对体面生活的经济收益，我为了维持所有这切，会按照社会规则来行事，那么我才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剂。非主流是什么他在财富上达到了中产水平，但他实际上是鄙视规则的，一定要出位。他甚是规则漏洞里面的寄生虫。

　　非主流中产则是中国特色产品。“中国有在财富上中产的人，但这人有多大比例能起到社会稳定剂的作用？”雷明说，像他这样的人，大情绪上是悲观的。他将自己的态度形容为“灰色”，将性别定义为“性”。作为一个接收客户精神垃圾的咨询师，他有一种对这个社会洞察后的厌倦；作为一个有很多女性前来求助的男性心理医生，他又必须在值观上保持客观中立。有一句行话—心理疾病使人纯洁，但他表演似略带夸张地指着自己的眉心：“你看的不是脑袋，这是个蚂蚁窝，里面满了黑蚂蚁，每一个蚂蚁都是一个Trouble，它们在我的脑袋里？?爬爬呀爬呀爬呀？?”

　　快速成功后的困惑

　　北京台一档生活节目里，主持人八卦酒井法子吸毒事件，雷明以心理家的身份拍摄了一个资料片作为Tips，整个出镜时间不到一分钟，他穿着红色Lacoste短袖Polo衫，连珠炮式分析现代女性，尤其是女明星的压力，类话题他已经面对媒体说过无数遍，一气呵成。

　　倒退5年，他还是一个穿着条纹衣服就去电视台录节目，连镜头都找不的菜鸟。

　　2006年，雷明把自己接触的各种案例整理了一遍，打印了厚厚十张A4纸装在数个信封中邮寄给不同的女性时尚杂志之后，这张并不漂亮的脸就开频频出现在各大平面和电视媒体的镜头前，现在连他自己都有点审美疲劳。

　　当时还在《时尚COSMO》任专题编辑的安米在办公室加班，完成所工作后差不多十一二点，她随手拿起堆在桌上的各种给编辑部的信件，其中封特别厚，引起了安米的主意。她拆开一看，差不多有10页纸，满满地打印一个心理医生对案例的记录和分析。同样收到这封信的还有其他几家时尚体的编辑，最终安米和《格调》杂志的王艳给雷明回了电话，找他写稿。

　　“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安米说，这封详尽的信件对城市中心灵挣扎的人群描述相当精准，她尝试给雷明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要做一个《敢爱也要会分手》的话题，雷明答应了。他不知道安米同时也找了另外一个长期约稿的作者。“编辑需要按时交稿，不能赌在他一个人身上。”在这次不知情的比稿中雷明获得了胜利，当他准时将稿件发到安米的邮箱时，令安米“非常惊讶”，这篇稿子不但没有拖延，而且措辞幽默，与杂志要求的风格扣得相当准确。与雷明相识后她意外发现，自己居然和他的晨晖心理咨询公司在同一个小区，他们以邻居加朋友的身份开始有更频繁的接触。除了讨论选题，如果安米在工作上有什么委屈，她会请雷明吃饭，雷明会给出一些指导意见和解决方案，令安米感到“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双方共同进步的过程。

　　“你说什么？虚伪？精辟！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和曾经的爱人分手时，一定要争出个孰是孰非，习惯于相互伤害到体无完肤、精神崩溃，可能这样确实更过瘾也更真实，但是彻底没格调，不适合COSMO女人！你想，如果可以让曾经相爱的人记住的温存多一点，记住的美好多一点，你又何妨虚伪一点呢？”这是雷明为《时尚COSMO》撰稿的第一篇文章，他知道如何把握专业性和讨好媒体之间的分寸，显然也研究过不同杂志想要的风格。安米因为一封群发的信件得到了一个靠谱的约稿作者，这篇几乎一字未改就获刊登的千字文章也为雷明打开了一条通往媒体宠儿的金光大道。

　　紧接着第二期《结婚离婚都需要风度宽容》的文章中，他以一个出镜专家的面貌登场，从幕后迅速转到幕前。收信至约稿，安米还没和雷明见过面，约了拍照的当天，雷明伸出手，很大方地作了自我介绍，安米说：“啊，好啊，那我带你进去化妆。”雷明穿了一件土黄色的西装，第一次登上在女性读者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时尚杂志，安米记得他“有点青涩，但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可能因为他做这个行业，心理素质特别好，一点都不怵。虽然那是我们的主场，可是更像他的主场，拍照过程中很贫，让人觉得很轻松”。

　　同年，《时尚COSMO》主编徐巍希望编辑部同事与合作者有更多的接触，安米又推荐了雷明，请他来公司做讲座。她记得，雷明讲座的前半部分显然做过准备，后半部分大家可以提问，他来回答。这次讲座毫无疑问也是成功的，从轻松写文章到成功出镜，一直到后来用口才和演讲征服观众，雷明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自己包装成一件拿得出手的圣诞礼物，由时尚杂志加上BlingBling外衣、缠上丝带，漂漂亮亮推销出去。

　　在媒体圈迅速走红给雷明带来了他想要的名和利，也带来了焦虑。他通知助理每周的客户预约不得超过8人，这在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的工作范畴内是极小的一个数，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需要应对媒体的上镜邀约、专栏写作和各种机构的讲座(从一个叫做“中国圈”的富二代俱乐部到以40岁上下精英女性为主的“女人会”，从重案组到国防大学)，各行各业对心理咨询的需求全面扩大，用《时尚COSMO》主编徐巍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市场，“中国人的心理疾病跟美国一样多，甚至比美国还多，可悲的是没有渠道解决这个问题。”

　　依靠《时尚COSMO》走红没多久，雷明被更多电视台、俱乐部看中，他的精力和时间迅速被汹涌而来的更多人际关系像黑洞般吞没，能够剩给当年老主顾的时间越来越少，连客户都极度精简。

　　“我没有假期，我就像一块肉，所有的媒体都追着用菜刀剁，剁成肉馅，你挖一勺，他挖一勺，拿回去包饺子吧，包完饺子给自己的读者和观众就吃了。说起来还是有点悲凉。我努力想给自己留一块肉，我也给我老婆、爹妈包顿饺子，真得很难。我甚至想留两块肉给我的客户包顿饺子，都越来越难。这是我现在很困惑的事。”

　　坐在办公桌前，他撕开了印刷品的信封—一份《糖葫芦报告》，没怎么翻就扔在了一边。这是富二代创立的“中国圈”会员特刊，女会员入会没有要求，男会员则要求5000万以上身家、40岁以下、单身。中国圈下面有几个分会—糖葫芦会、红枣会、百杆会。百杆会是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红枣会办一些讲座；糖葫芦会就是把大家都圈起来的社交活动。雷明既不是身家上千万的富二代，也非单身钻石王老五，中国圈给他定期邮寄这份刊物，完全因为他是红枣会举办的各种讲座中的一个主讲人—帮助富二代归纳解决心理问题。

　　“刚干这个行业的时候有过收垃圾的感觉，现在完全没有了，现在的世界是黑白的，除了没劲以外没有别的。以前做律师的时候很好理解，利益之争，闺女跟妈争一房子，房子摆在那儿，矛盾点摆在那儿，谁都好理解。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矛盾都没有，这俩人较上劲了，而且彼此之间感情还挺好，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很畸形、很奇怪。”每当需要用催眠来解决潜意识里人性的阴暗面时，雷明就会掏出他的催眠工具—不是老套的怀表，是一块拴着链子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全北京最贵的催眠工具。

　　就好像开棺材铺的，一年只能见上一两起结婚的，却见到365起奔丧的，觉得日子每天都在哭哭啼啼中度过。心理医生见到人性乌七八糟的概率比较大，更大的概率是他们自己好比某学术类的高龄心理专家，最终堕落到性的原欲中，还去掉了一个肾。

　　约束原欲有两种方法—信宗教或者签法律协议，雷太太选择了后者。年前结婚的时候他们就签了婚前财产协议，由律师出身的雷明亲笔起草：如果婚姻关系不能存续，不问理由(无所谓谁是过错方)，以下财产归×××所有，财产包括结婚时的不动产—两套公寓的产权证号、两辆车的车牌号、发动机号；动产直接写的是银行账号，都没写数。“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她的，如果有一小白脸把我老婆勾走了，我这前半辈子就是给这小白脸干的。”

　　28岁结婚之前，雷明只有过一次情史，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多“多巴胺效应”，只想找个本分的一起生活。但被老婆掌握经济命脉的日子确实不好受，雷明有时候会觉得特别郁闷，可是回头想想，还是有点好处，至少能管住自己，不会出现“心理咨询师自己出轨”这种被人在背后抓住小辫子的事儿。当出轨的代价是前半辈子所有积蓄的时候，这金箍还是牢牢戴在头上吧，“挺踏实的”。只要不离婚，财产就有雷明的份，而且太太是精算师，从所有日常开销、孝敬父母到投资理财一手包办，连衣服裤子都由太太买，雷明是不知道自己身材尺码的。

　　雷太太在金融公司工作，还是个头目，担心她压力原本就过大，雷明从不与她交流自己的工作，回到家跟妻子的话很少。以前是做律师的，后来做心理医生，雷明是常有理，雷太太唯一的选择就是蛮不讲理。逐渐，二人世界的交流方式完全变成了情绪化的，相互温存一下，或者厉害一下。反倒是那只养了七年的苏格兰牧羊犬“喜乐”让雷明的存在感特别强。“我一站起来它也站起来，我往外走它也跟着，我回头胡噜脑袋它蹭一下就站起来，我跟它说话它听不明白，吐着舌头看着你，你的一举一动，不管是不是针对这条狗的，它都会做出无条件的积极反应。它能让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以你为主导地和你联动。”喜乐是雷明发泄工作压力的主要渠道，“我跟它说再多乌七八糟的事儿，它听不懂，但爱听，还冲上来舔我，把乌七八糟都舔干净。它对我太重要了。”雷明讲那些光鲜外表下的丑陋行径，讲那些令人艳羡的名利场背后的扭曲人格，那些心灵最深处暗涌的秘密。

　　“史铁生说，我们是一个一个被抛到这个社会上来的，在被抛到这个垃圾箱之前没人跟我们商量，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孤独的，不孤独都是暂时的，在婚姻里面也有可能继续孤独。想不孤独吗？我总想啊，长大的过程倒是不孤独，天天有人盯着，可到后来还是孤独的，这是人生常态。我现在的快乐是，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需要我。你要说生活在这世界上，回头一看，没人需要你，哎哟天哪！有些人是因为极端自私，混到最后就没人需要，这种人尤其在富二代特别多。爹妈看着头疼，事业上没建树，逐渐发现自己对这个社会毫无价值，没人需要他们。我还是被需要的，电视主持人、媒体、出版社、客户，还是很有乐趣的。单说这行业的话，最后都是一片灰暗。”

　　每天马不停蹄的忙碌让雷明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但这种被需要感却又使他觉得不孤独，是他快乐的支柱。帮助他人解脱，自己却在这种矛盾与挣扎中继续下沉，每一次长时间大强度录完节目，人都处在一个崩溃的状态，妻子习以为常。“整个人处在一个傻的状态，看着人没话说，不断发呆，就算不睡觉，反复发呆，永远在发呆，跟我说一个事儿，反应非常慢，非常慢，跟我重复三四遍，我才能给一个含糊的答案，判断完全是瘫痪的。”可是雷明无法逃避，他不想去国外生活，“用中文做心理咨询，中文首先要熟悉到一个程度，律师行业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去国外的话，能用英语会话，可是能用英语做治疗吗？”使用酒精、毒品来麻痹自己的行为？他比一般人更明白这些东西的真实作用和后果，连看都看不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干到一定程度以后，所有的自我麻痹和逃避都是被鄙视的，比如喝完了酒撒酒疯的，极端鄙视。”

　　只想当一个快乐的厨子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厨子，省心，最喜欢做饭，我是那种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亲子关系下被剥夺了宏伟理想的孩子，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被骗着读书的，上初中的时候老妈说：‘上高中就好啦，没那么累啦。’我的中学是北京一四一中，老红旗，还是重点，以前林彪的嫡系，那学校硬件设施贼老好，哎呀。小学时因为父母都是搞法律的嘛，我爸爸那时候是在东城区人民法院，旁边有一府学小学，现在放学时间去交道口兵马司那儿，一溜的车，这是北京最横的小学，排名前三位，连那学校周围的地价都在飙升。我的幼儿园更横，东华门幼儿园，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从东华门幼儿园，到府学小学，一四一中学，然后一直到中国政法大学，然后出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一直到这儿全是名校。最后进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这一个不是名校。”只有这最后一个学校是雷明在主观能动性下自己选择的，也是他认为能够一直从事下去的道路。

　　身为老政法人的孩子，雷明被寄予的希望也是能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父母安排当年的同班同学做他的班主任。考了律师证之后开始做律师，可是他待不下去。“那时候做律师这个行业没多久，我去给一个人打官司，最后官司赢了，去东北要人家还钱。人家把现金拿来，搁在桌子上，我的委托人也在，对方说：‘官司已经打完了，钱在这儿，可是你们拿着这个钱走不出去，这么着吧，不是吃饭吗？摆了一桌儿杯子，雷明你喝一杯，我还你10万元。’我喝呀，酒量不好，白酒，小酒杯，20多岁仗着年轻，要回来的钱5%归个人，我替当事人要回来10万元，就能提成5000块钱。喝到最后我满桌找杯子，全是空的，已经忘了当时具体喝了几杯。那个东北人挺仗义的，他打官司输了是想把这口气出了，钱还是还的，看我喝得那样，拿那么多现金，还叫人给我拿了个箱子。回到酒店我吐得都是胆汁，根本没意识了，加起来可能有个小三斤。”

　　小时候一直想躲开理工科的雷明，上高一就想躲开数学；后来不想当律师了，想找一个“干净的领域”，想了半天，还是和机器打交道最干净，于是他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不光要自学高中时候理工科的内容，大学四年理工科的内容全要在4个月内弄清楚。“模式识别方向首先要学计算方法和数值分析，什么三次样条插值基函数、拉格朗日插值基函数。还有另外一个要学的就是组合数学，就是概率论之上的东西，大量的排列组合。还要学拓扑，就是把一个圆形，咔—变成一月牙形，又咔—变一个别的形。然后还要学概率。把这些全都啃过去然后去参加他们的入学考试。”当时这些全看不懂，但是学法律的有一个好—能背，他找了一个北京大学学数论的博士，“我估计他现在都能在电视上看见我”，雷明把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两本教科书拿来，让他把所有的练习题全都做出来，一步一步，步骤一定要详细，当时做一道题多少钱说好了，博士生回去找了宿舍里哥儿四个，把两本教科书课后所有练习题全都步骤清晰地做了出来。雷明就背，背完之后上考场。他这么做的好处是，所有的题都从课后练习题里来，虽然肯定不是原题，数都变了，但是解题思路没变，雷明把里面所有的步骤写得极端详细，那张卷子步骤分一分没丢，但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那场考试雷明得了89分，顺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为了考试强行背下的这些东西，让雷明脑袋正中心冒出一大块斑秃，他用手比划着，有两个一元硬币的直径大小。“一夜之间，秃得精光，都能照出人影来。”

　　雷明今年37，事业小有成就，一切都离成为快乐厨子的心愿越来越远，“还怎么回去当厨子？回家也不做饭，家里有保姆。我有抱怨，我跟我妈说，我从小就想当一快乐的厨子，你们非要让我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吃多了吗？在中国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很痛苦的。北京我最羡慕的是一个叫大董的人，他就是一厨子，以前全聚德烤鸭店的一个厨师长，现在人家(大董烤鸭店)都快上市了，大董这辈子，没思考过任何人世间的纠纷，没思考过人类心灵深处的肮脏和阴暗，没学过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我到今天，每天看得还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嚎了两天一夜，他真怕了

　　2009年夏天的一个周末，雷明提着两大袋需要做沙盘疗法的细沙回到办公室，搁在厨房里，洗了洗手，回到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望着外面的天色逐渐黯淡。他没有开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人类社会像深渊，当我把眼光投入其中的时候，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英国一大文豪说的，实话。”两周之后，体检报告通知雷明：你的直肠里有一个腺体瘤，需立即进行手术。

　　3点40分，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不断传来一个男子凄厉的哀嚎，喊得病房走廊里人心惶惶，见怪不怪的护士，走过这一带也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加快脚步。一个30多岁的女人从发出毛骨悚然声响的病房里跑出来，捂着嘴径直走到病房区外边，一直到听不见喊叫，才放下手，舒了口气，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这声自个儿老婆听了确实受不了。”值班护士心想，她看了看那名女子，又看了看手表，2点打的杜冷丁，才过1小时40分钟又醒了，这可真是没辙。

　　此前三年，雷明的体检报告里除了脂肪肝一项亚健康状态外，其余部分都好得像个小伙子。像所有的中年男人一样，他无所顾忌地抽烟喝酒—常常每天都要灌下半斤，还是白酒，在微醺的状态下忘却收来的一堆情绪垃圾；他不知疲倦地接受各种上镜邀约，为自己的名声和人气拉票，顺便结识更多有权有势的人脉，当然还有一堆人情债要还。除了太太限制他只能抽最没味的女士香烟“Esse”以外，他享受着生活的不加节制，得意洋洋地窥视着来来去去的名人和普通人的隐私，眼看着肚子比怀着四个月身孕的准妈妈还要圆满，身体的噩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裂。

　　手术托了医院的关系，给安排了一个师级干部的双人间，晚上太太陪夜也有正经床睡。他面朝下趴在病床上，身体前后插了几根管子，动弹不得，上午刚刚做完直肠腺体瘤的切除手术，刀口的位置在肛门，照理说不是什么值得吹嘘的病情，他倒是不介意嚷嚷得大伙儿都知道。

　　嚎了一晚上，早晨护士进来说：“雷老师，您嗓子可真好，喊一晚上也没见哑。”主治医生姓崔，也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安慰，只好拍拍雷明说：“您给自己做做心理辅导吧。”

　　他牢牢记住了瘤的位置、尺寸(精确到毫米)，当向别人叙述的时候，可以显得非常专业。作为一个给别人做心理督导的专家，他是不能在外人面前露怯的，可是内心已经像凤阳花鼓似的越敲越急。

　　回到家，在自己最私密的地方，他坐在电脑前，开始搜查所有相关信息：

　　--—腺体瘤的直径若超过2厘米，就有50%的癌变可能—雷明长的瘤是2.5×3.0，“我的癌变几率很大。”他心里颤了一下；—如果是直肠癌早期，要做一个切除肛门的手术，就是把肛门全掏掉，在腹部拉一口子，从体内把肠子连到口上，挂一袋，一边走排泄物一边出来，因为没有括约肌，没法控制—“这样才能活命。”雷明心里又颤了一下；

　　--—如果不巧是晚期，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叫造漏，就是人造肛门—雷明在网上搜到了人造肛门人自发组成的团体，他预见到了这种病情对心理该是个极大的摧残，“这人一生走哪儿都臭烘烘的。”往后一仰，瘫在椅子上。

　　崔主任一边翻着病历，一边对雷明说：“准备两套手术方案，一种上手术台先把肿瘤切下来，你就在那儿等着，现场直接做冷冻切片，如果发现是恶性的概率大(冷冻切片不准，只能知道概率)，直接就掏肛；一种就是你做完一次，等准确的切片检查，可能要挨两次刀子。”

　　尽管心里跟灌了铅似的，逻辑思维还在坚强运作。别，宁可做两次手术，可别麻晕了醒过来，肚子上多了一个口。

　　上一个手术是一老太太，脑袋以下全麻，全麻的病人通常要在手术台上唤醒，眼睛能跟手指头走了，就有意识了。那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浑身上下都能动，就是不睁眼。主刀的是外科主任，雷明自打推进手术室就听见他一直在那儿喊老太太的名字：“睁眼！！睁眼！！！”雷明腰部以下全麻，麻醉药开始起作用，距离感、色彩感渐渐消失，眼睛里的人扭曲起来，穿着浅蓝色手术服的医生和无影灯的灯光交织成奇怪的画面，但声音感还没消失，除了叮当的手术器械准备声，雷明的耳朵里充斥着主刀医生的大喊：“睁眼！！睁眼！！！”

　　雷明很不乐意，此时他的身体和病情是第一位的，怎么能晾在那儿不管呢？都迷迷糊糊了还在那儿嘟囔：“你一会儿都要给我做手术了，你管她睁不睁眼干吗呀！”为了显示自己确实心理素质过硬，他术后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瘤：“跟章鱼似的，底下有须，长在肉里，得切开一根一根往外掏。”

　　手术做了一上午，之后等了两小时，知道切片初步结果，说七八成的可能是良性，又等了一个多星期，其中雷明吼了两天一夜，才把屁股的疼痛熬过去。到星期二，医生们排队进来给他道喜—你可以继续给人做心理治疗了，做完石蜡切片，肿瘤百分百良性。

　　雷明抄起身边的手机，给所有朋友发了条短信：“同学们，小明同学的石蜡病理切片出来了，彻底良性！俺没事了，等PP的外伤好了就恢复工作啦！”

　　疑似癌症的病情让他头上像站了只自鸣钟式的小鸟，咯哒出来，扑哧进去，发条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终于在最后关头紧紧闭上那扇小窗，不再跳出来骚扰雷明。“我以后打算只吃素，不喝酒，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做100个俯卧撑，100个深蹲，可能分20次完成，但每天要坚持这个量，争取到40岁一天能做500个俯卧撑。我从做完手术到现在，只能每天喝汤，喝完汤吃水果，不知道面条什么味儿，生怕便秘。”从确诊到进院出院的这三个星期内，雷明瘦了一大圈，他终于不用和孕妇比较肚子的大小了。

　　这一回他是真怕了，怕得现在想想就哆嗦，这癌可真厉害，长到哪儿切哪儿，一切一大块，鼻咽癌切四分之三的脸，胃癌切四分之三的胃。他想起自己的一个朋友，七年之前得的胃癌就切了四分之三的胃，医生告诉他，五年之内要复发就死定了。好在已经七年多也没什么事，刀口撩开给雷明看过，从脖子根一直到小腹，整个开了膛。

　　他点了一支烟，用粗壮的手指夹着，指指天花板，说：“他让我把所有的疼痛都经历过了，所有的害怕都体验了，从星期四一直熬到星期二，熬了五天等这个结果，等死还是活，等造漏还是不造漏，又疼又害怕，最后零后果，这是他在教训我，教训完了，记住了，没后果。烟是没法戒，只能戒酒，接下去不能再这么过日子了，太可怕了。”雷明以前总结归纳，心理医生最多只有三条出路—自杀、堕落于食色性、成为神职人员。雷明愿意相信宗教，也研究宗教，只不过把各种神佛合为一类，他自己称之为“他”或者“老爷爷”。

　　心理医生的心理状态，是好事者永恒不变的兴趣所在。连雷明自己的病人也经常会问他：“你的心理问题怎么解决？”心理医生需要督导吗？当然需要！只是雷明觉得，全北京城也没有哪个咨询师够格督导他的，如果实在憋得透不过气来，他会去找张越聊天。张越记得雷明第一次来《心理访谈》做节目的时候，“四方大脸、仪表堂堂、金丝眼镜、西服革履，一见面儿先朝我鞠一大躬，叫了一声：阿姨好！??”雷明所谓的督导，就是聊圣经故事，什么每人都有一个自己要背的十字架啦；上帝阻止通天塔就是通过让人类互相不理解，随后才有战争和杀戮啦？?这个时候他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有神论者，在非现实世界中寻找精神的寄托。

　　零后果让他未免得意起来，老天爷没想这么快让他的人生变成一场悲剧，只是嘱咐他开始注意调整生活状态。那么，这证明自己至少没干过什么亏心事，即使有些事儿不那么正路，老天爷也谅解了他。

　　这种胡因梦式的喃喃自语平时他不会在外人面前展现，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内心私密的信仰。对外他用专业知识撑起一顶金光灿烂的帐篷，将一打中产阶级男女网罗其下，举办一场场私密的庆典，像个萨满般用专家头衔换取隐私。心理医生在宗教和弗洛伊德的反宗教之间取得平衡与取舍，一边面对的是流水般平缓滑过、底下却漩涡丛生的现实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与高强度的信息分析令人头疼欲裂；另一边则迫切需要摆脱困惑与压力，获得某种心灵上的安慰与静谧。这种矛盾体在一个心理医生身上已然凝结成一个硕大的无形肿瘤，更何况还是一个中年男人，在身体机能每况愈下的同时，内在情绪也从斑斓渐趋黑白。

　　出院第二天，雷明挣扎着去做电视节目《选择》，嘉宾席不见得多舒服，一屁股就坐三钟头，“人情顶不住。”他收敛了介绍病情时的亢奋，他喜欢面对镜头表演，这给他带来极大的被需要感和满足感，高倍数晃眼的白炽灯光同样也像黑洞般吸收掉他的体力和精力。

　　终于录完，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吃饭，不断发呆，妻子习以为常，知道他又处于“一种特别崩溃的状态”。在台上，他是逻辑清晰、口若悬河的心理咨询师，哪怕眼前站着一个骗子，他也得替人把谎圆漂亮了，节目做完则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他把诊所搬到了北四环，成片的别墅让他与北京昂贵的富人区贴得更近，这几年来，他唯一紧张的是赶快要个孩子，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看了一张碟，威尔？史密斯演的《七磅》，片中威尔扮演的角色去养老院看一个老太太，发现三个月没有人给她洗澡，身上一股味儿，他把老太太抱去洗澡，大声呵斥护工欺软怕硬。

　　这个情节扎扎实实把雷明吓到了。“我发现美国养老院和中国养老院一样，真可怕，如果老头、老太太每个月有孩子来看，养老院那些护士对你好着呢，吃香蕉给你剥皮，吃苹果给你挑大的，殷勤伺候好了，儿子给小费啊。有老太太瘫痪了，两星期不动窝，不给翻一个个儿，好不容易翻过来，一个褥疮，原因就一个—这老太太没孩子，没人给她出头。”太太大他两岁，空巢危机是雷明想象自己老了以后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他已经签了协议，“今年年底受孕不成功，我们就助孕，试管婴儿，我可不想五六十岁面对着白茫茫一片，那种可怕是真可怕。”

　　所有与孩子有关的心态，都被寄托在了那条叫做喜乐的狗上，“确实有很多人需要我，但有条件和无条件是两回事。”喜乐在家里打碎什么都没事，它知道只要在主人大腿上磨蹭两下，撒撒娇，就什么事都没了。有一次在外面玩，踩到玻璃碴了，进家门的时候发现一步一个血脚印，流血很多，雷明两口子又一次害怕起来。雷太太直接下楼开车，他把狗抱起来，从发现它脚底下有血开始，一直都没放下来过，50多斤重的大狗一直抱到医院。医生把爪子反过来，说：“嗨，止血了，拿点硼酸洗洗，行了，回家吧，10块钱。”两口子这一路，说话声都是哆嗦的。

　　当年轻时不顾后果地拼命之后，终于在人生中级阶段积累下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有钱，有老婆，有房有车，有地位，有名有利，虽然比他的很多上流阶层客户过得差点，但已足够他在全国最好的医院获得各式各样的关切对待。只是，恐惧感也随之而来，他害怕下半辈子挂着个臭烘烘的排泄袋，害怕没有孩子对着白茫茫的下半生，甚至害怕一条老狗的生老病死。

　　美剧《黑道家族》中的老大托尼？索帕拉诺在BBQ派对上崩溃了，仰天昏倒在草坪上，他对心理医生说：“这一天的早晨我感到很恶心，我在想，睡在地里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意识到这些有点晚了，但是最近，我感觉最后还是到了这一步。最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医生答：“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换了雷明也会这么回答，所谓专家，就是要对一切焦虑、急躁以及困惑的病人反馈来的意见，微笑颔首示意：“这很正常。”

　　只是这部另类黑帮片中那些叫人绝望的平庸、毒瘾测试、幼年阴影、现代药理学、自杀、纵欲过度、家族背叛、破产、天灾人祸、心脏病、垂死挣扎和窒息而亡，与烧杀抢掠相比简直算不得暴力。这一切生活琐碎雷明也必须经历，他能够比很多人看得淡，也必须浸淫在深深的苍白与无趣中。他勒令自己必须跟得上这个时代，反哺回来的只是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