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

　　

　　黄怒波就欲在冰岛收购土地接受媒体采访。

　　我一个民营企业家，哪有那么大国家责任。

　　说我多么“干净”也绝不可能，我的企业也是带着原罪走过来的。

　　我想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为过去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

　　我原来也想过(买私人飞机)，但是现在放弃了。赎罪也好，歉疚也好，或者说登完这么多山了之后感悟也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日前，一则中国企业家冰岛买地的消息将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推上了风口浪尖。

　　9月初，有媒体爆料称，中国亿万富豪黄怒波已与冰岛当地土地拥有人达成初步协议，购买当地300平方公里土地，这相当于该国国土总面积的0.3%，约三分之一的香港面积。

　　如此大的面积，加上黄怒波曾经任职中央某部门官员的经历，有外媒舆论称，中国谋求欧洲支点，中国可能利用这个项目来做掩护，以实现自己在大西洋岛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地理战略利益。

　　9月26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黄怒波介绍了其买地的事实，但对于其代表政府圈地的猜测，黄怒波感觉很可笑：“我一个民营企业家，哪有那么大国家责任？”

　　黄怒波介绍，他是福布斯排行榜的成员，这足以说明他不是一名官员。因为按福布斯排行榜的规则，只有商人和资本家才能被列入，而他名列今年福布斯富豪榜的第29名。

　　在黄怒波看来，他的买地动机，一来是集团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国际战略，二来是因为冰岛是一块能令人诗兴大发的土地——地广人稀，美丽与凄凉并存。作为诗人，他格外喜欢冰岛的自然环境。

　　在中国，像黄怒波这一代企业家，很多人的经历是从改革开放初下海经商开始的，他们中大部分都是从体制内出来，这成为中国的一个特色。在他们身上，既能看得到原罪的贪婪、也有赎罪的情结，更有对社会阶层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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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岛是个重契约的国家

　　记者：2008年底，冰岛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一度传出濒临破产，据你了解，冰岛经济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黄怒波：目前，冰岛的经济已经稳住了，并开始慢慢回升，现在应该说它急需投资。

　　冰岛经济曾经是一个小渔村发展出的金融奇迹，主要方法是依靠高息揽储，利息甚至比有些国家的贷款利率还高，由此吸引大量的资金流，然后通过金融服务业来促进经济。

　　冰岛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后，冰岛人民又把渔业捡起来了。但冰岛渔业对外并不开放，不允许外国人来投资渔业，这是他们的一个国策。接着又把地热能源用起来。第三就是冰岛更加注重旅游产业。

　　冰岛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外来投资很少，冰岛总统格里姆松曾对此指责他的北约盟友：“欧洲的态度并不友好，美国则不见踪影”，美国自5年前关闭其在冰岛首都附近的空军基地后，对冰岛表现出“零兴趣”。所以对冰岛来说，目前对其帮助最大的是中国。

　　记者：经济危机爆发后，冰岛民众有何反应？你购买的土地是永久性的吗？有没有担心对方政策会变化？

　　黄怒波：我买的这块地是永久性的，冰岛这个国家很稳定，政策不会变来变去。

　　以前，冰岛的国民社会生活指数总是排在世界前列，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开始示威。去年10月，我去冰岛参加诗歌会活动看到有3000多人在广场上昼夜游行示威，民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出来在那里集体敲，抗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不力。

　　记者：你对冰岛软环境有没有考察？比如说冰岛的法制环境如何？

　　黄怒波：冰岛法制环境非常好。第一，冰岛是一个法制社会，它民主的程度很高，冰岛社会很稳定，民族是单一的，最关键的是它跟周边国家几乎没有冲突。

　　第二，冰岛教育程度极高，连海盗都写诗(笑)，是个诗歌大国，每个人都恨不得出书。整个社会注重契约精神，企业和个人一旦签了约，双方就会守约。另外，冰岛对中国很友好，这么多年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也很重要。

　　记者：买地的事被媒体曝光后，中国政府有何反应？

　　黄怒波：前段时间，中央相关部门曾来了解这个情况。公司回复内容是：第一，我们不需要帮助，不需要钱；第二，媒体与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写了两三页的材料，汇报了整个买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

　　前不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刚去冰岛考察，会见冰岛总统时，还介绍过中坤集团的情况，并且声明中国欢迎一切外国投资者来中国，同时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到全世界去。所以从国家层面看，对中坤(的行为)还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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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企业也有原罪

　　记者：你如何看待企业原罪问题？

　　黄怒波：一个社会要是不干净的话，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当初，我开始搞企业的时候灰色空间比较大，法律也不健全，一些旧法已经不适用，比如投机倒把罪，但新法还没出。大家法律观念淡薄，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讲，说我多么“干净”也绝不可能。说实话，我大行贿也不敢做，毕竟我是中央机关出来的干部。但如果说送点礼买个卡，这些肯定得有，但太大了也担风险。再就是做项目时请领导一起出国去考察，请这些政府官员出国你得买单啊，这个肯定有。

　　有的企业老板可能会说他没有行过贿，但他不行贿不代表他的企业不行贿。比如说一到过年过节，税务就来了，工商来了，干嘛来了，来要过节费来了，你能那么强硬一分钱不给？不给就等着吧，那你企业就做不了。

　　（责任编辑：马常艳）

　　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要好好做企业？有个赎罪的情结，毕竟多少也是从原罪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比如说我们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所以现在回头想起来，确实是从“血淋淋”的时代发展过来的。

　　金钱是一出生就带着罪恶的。我想这一代人忽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是冯仑讲的野蛮生长。因此，我认为现代企业应该多承担社会责任，把钱还给社会，做慈善、环保。另外，企业已经强大的，就不要再继续更深地有原罪。

　　我想，再过10年，我就动员这些企业家写一个忏悔录，介绍我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不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告诫，而是留给后人，看我们这一代财富是怎么“野蛮”地积累的。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是在国内生活没有安全感吗？

　　黄怒波：从表面看，中国人对国外的确很好奇，国外的好处就是社会比较稳定，子女的教育也好。

　　从深层看，中国的仇富心理增长的太快，从邓小平“先富起来”到现在的“共同富裕”，这方面社会的对立情绪很强烈。

　　像我上面说的，企业的原罪行为导致了仇富，或者好多人因为流动性固化，也开始对财富仇恨了，这个时候富人当然没有安全感。

　　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让整个社会首先放心。为什么到美国、冰岛投资呢？它不会有这个问题，它会给人以安全感。

　　记者：最近有文章说，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时代，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企业家你有焦虑吗？

　　黄怒波：对我来说，个人方面没有焦虑，因为中国民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承担一些骂名也没什么坏处。

　　从做企业角度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看好的，要相信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而且执政党早看到这个问题了，你看腐败反的越来越强，抓的高官越来越多，这个很了不起。

　　现在民众虽然焦虑，但我认为那是另外一种焦虑，是对以后的一种担心、忧虑。是在财富大了以后，分蛋糕分得不匀、抢食、不公带来的焦虑。而不是为穷的没有前途的出路焦虑。这就像我以前插队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头疼，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是挖煤矿工还是当兵，都不知道。

　　（责任编辑：马常艳）

　　记者：焦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人要怎么面对这个现实？

　　黄怒波：我认为这源于现代性，欧美国家都经历过这种焦虑的时刻。现在这个问题来到了中国，我认为这个阶段绕不过去，现代人的分裂，是财富和精神的分裂，这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在走美国、法国走过的这条路，所以垮掉的一代都是焦虑的。但中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

　　在中国，焦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越来越固化，开放体制下，社会流动性很强，像我这样的底层人能向上流动，而现在却不行。现在想做企业也很难，没有当初的混沌阶段。

　　另外，官二代、富二代、特殊利益集团基本把社会资源都占据了，这是社会最大的问题。农村的孩子考北大越来越难，外地没指标就等于把流动性减掉了。现在的中产阶层，如果没有偶然的机遇，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为权力、财富都被固化了。

　　我觉得国家在下一次战略转型期间，经济发展应该放慢一点。企业家暴富的太快，在暴富的同时一定有一个利益受损的阶层。比如说拆迁，比如说你用的廉价农民工，他们中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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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财富还给社会

　　记者：最近受“郭美美”等事件影响，社会捐款减少了近一半，你如何看待企业家做慈善这个问题？

　　黄怒波：郭美美事件对民企做慈善影响很大，但民营企业现在也见怪不怪了，因为还有更腐败的在后面。但不管怎么样，对公众的打击更大。

　　当前慈善体制行政化太严重，政府对社会组织都不放心，都要管起来，所以慈善很难有所发展。要相信社会，政府做未必就比社会做得好。

　　记者：现在很多企业家在考虑买私人飞机，你有没有考虑？

　　黄怒波：我原来想过，但是现在放弃了。赎罪也好，歉疚也好，或者说登完这么多山了之后感悟也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前几天我想去医院验血，我问有没有私立医院，公司的人说有，但抽个血要1500元左右。我说怎么那么贵？他们说全是贵宾服务。

　　像我这样的老板应该15万也不在乎，但是我还是去协和医院排队，80块钱。全是老百姓，我也挤在那儿等着，抽两次，餐前血，餐后血，先后要等几个小时。

　　在登完山之后，我就认识到我的财富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整个生活方式就平淡下来，人生也不过如此。我最后的财富，一半要还给北大，一半还给我的员工，也就是把财富最后都还给社会。

　　记者：随着企业的壮大，你现在有没有政治头衔？

　　黄怒波：我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人大代表。今年换届我想把指标让给别人，因为我工作忙，参加不了会议。我是从中央机关出来的人，没必要再弄个官员身份。做诗人、做企业家就挺好了，政治让别人去做，如果大家说我诗歌写得很专业，企业做得好，我就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评价(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