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单腿跳跃的富裕不是繁荣

　　文/本报记者 李会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这说明在国力逐步强大起来的同时，中国人开始盼望进入“中国盛世”。

　　那么，中国已经进入盛世了吗？或者，仍需努力？

　　忆昔盛世

　　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

　　所谓盛世，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是国力强大，但经常被人们忽略的还有一个共同点，则是百姓殷实富足。

　　国力如何强大不必赘述，而百姓如何富足则可以回头翻翻历史。

　　一般盛世的所谓“明君”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减税，让财于民，鼓励发展。

　　刘邦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文帝时，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

　　在唐代，唐政府规定征敛赋役的原则是“务在宽简”。

　　唐玄宗时，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凡年满十八岁的男丁给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每年需纳粟2石，即“租”。

　　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每年服徭役二十日；不应役者，则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做“输庸”。凡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俱免。

　　开元年间的确盛极一时，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天下无贵物”。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杜佑《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

　　在当时，连小县城都有上万户人家。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仓库，人民生活十分富裕。杜甫有诗为证：“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清康熙时，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至于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

　　有些人认为之所以这些盛世中百姓富足，是因为其国力强大所致，其实不然。当权者的胸怀与选择更为重要。国富并不必然对应着民富。

　　商鞅变法之后，法家思想在秦国占据统治地位，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强国弱民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

　　从农业来看，商鞅说，“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鼓励农业生产，但又强调“家不积粟”，对农民“收泰半之赋”，要求农民将粮食交给国家而不是自己拥有。在商鞅看来，有资产的富裕百姓不好管理，贫穷的老百姓才能被国家政策支配调动，为国家服务。

　　从工商业来看，商鞅主张“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由此来消灭私营饮食业、酿酒业。

　　秦国一贯的国策就是奉行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在全面推行国营工商业的发展。

　　例如，采矿冶铁业，秦朝官营采矿冶铁机构繁多，设有“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等。可以说秦国官营冶铁业有相当的规模，铁器的使用也极为广泛。官府甚至还出借铁制农具，《厩苑律》中有“假铁器”条款。

　　此外，在冶铜、兵器制造、土木工程等方面也采取类似的发展方式。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国家经济得到了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实力强大的秦国，在历史上的评价也仅仅是国力强大，而无缘“盛世”二字。

　　极度失衡的国强民弱成就了大一统的秦，却也同时注定了秦历史的短暂。秦统一后才十二年就爆发陈胜吴广起义，而根本原因正是，秦朝暴政导致民不聊生。

　　中国从不缺乏贤明的君主，更不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家。关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他们早有清晰的论述。这之中，儒家学派最为典型。

　　春秋时鲁哀公向孔子弟子有若问询“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孟子一再强调：“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

　　而荀子则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他尤其批评了统治者好利聚敛的结果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这些儒家先贤表述的非常清楚，民富优先，则会带来国富，国富优先，却只能带来民穷。只有将民富作为治国的要务，国富才可期待。

　　漫漫五千年中国历史，却只出现寥寥三个盛世，究其原因，不过是太多的君王选择了“外儒内法”的道路。

　　未竟繁荣

　　如今的中国，国力无疑强大，GDP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国际地位日益重要，在后金融危机的当下，甚至被不少国家看作“救命稻草”。

　　但如今的中国，可以算作盛世吗？

　　从历史的评价来看，一个时代被称为盛世，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应该是“百姓富足”，也即民富。那当下的情况如何呢？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经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来研究这个问题，分别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

　　毋庸置疑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百姓确实尝到了致富的甜头，但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积累的速度比，却落后了。数字显示，去掉通货膨胀后，国家财政税收从1995年到2007年12年间翻了5.7倍，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纯收入每年增长8%；农民增长6.2%。同期，中国的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0.4%。可见，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

　　换一个角度来比较的话，可以把国家一年的财政税收除以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直观了解不同时期财富在国家与居民两者之间分配差距的大小。

　　先看看历史上的康雍乾盛世时期的状况。

　　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24两，这样乾隆朝廷一年的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普通工匠的年收入。

　　再看与我们同时代的世界老大美国，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当年的收入。

　　最后看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基础薄弱，国家把大部分财力放在了建设上面。到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随着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得到发展，人民开始逐步富裕，到1995年，中国政府财政规模达到了最小。

　　1990年代中，税制改革，到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1000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1978年，我们发现政府财政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的大小。

　　再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来作为参照系数。在19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19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200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而这还仅仅是税和费的收入，不包括国企利润、国企股权、土地出让等资产性收入。

　　另外，从国企与民企发展的状况来看，与上述发展趋势类似。

　　从投入来看，例如，2006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是8万亿人民币，而社会民营企业的总投资不到2万亿人民币。事实上，1990年、2004年、2005年以及2007年，国有固定资产的投入都基本上是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的2.5倍。

　　除开枯燥的数字不谈，就像流传下来的古诗，社会流行语是一个社会状况的最直接反映。

　　“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姜你军”“糖高宗”……这说的是物价之高。

　　“孩奴”“房奴”，这说的是生活负担之重。

　　综上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可以称作国富，国企兴盛，却还称不上民富。如果以历史的惯例评价而言，还只能算作“未竟繁荣”。真要进入中国盛世，还需要不断努力。

　　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人早就明确了社会主义是要让人民富裕的目标，而当今，中国只是要切实贯彻这个思想而已。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有论述：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1页）

　　以上是直接谈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而“一切为了人民利益”则是这种关系处理原则的精辟总结。

　　“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毛泽东《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1959年7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0页）

　　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民富的思考就更多了，而其最大的成就，也恰恰就是让中国人民口袋里的钱多了起来。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邓小平的这段论述把民富与国富作为衡量对错的共同标准，换句话说，仅仅是国富而没有民富，也算不得“对”。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中国GDP高居世界第二被不少人看作是社会主义更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力证据，但发展生产力并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让百姓生活的更好，这才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准确理解。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结论似乎显而易见，无论是实现中国盛世的美好愿景，还是切实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建设，都不能忽视的一条就是在国富的同时，让人民也真正地富裕起来。而实现这一点，共产党人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所言，强国并不必然以民穷为代价，而且，只有首先富民，才能真正实现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