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

　　回应A1版：《温州该救不该救》

　　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温州经济不应该救，因为它本来就是民营经济，如果去救它，就是干预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的问题被媒体过分夸大，温州经济的特点就是分散性，是一种平民大众的模式，而且温州主要的资金在外地，本地的工商业对温州模式是非常次要的，就算温州出了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温州经济，更不会影响全国，温州的问题自己可以解决，投资总是有风险的，温州的企业家应该要担起自己的责任。

　　回应A13版：《立法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空间》

　　邓国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草根组织的登记应该降低门槛，而不能进行有罪推定，我们过去都是重登记、轻监管，现在要反过来。我国曾经动议出台《结社法》，但由于一些原因最后没有出台，现在要出台《结社法》或《社会组织法》的可能性更小，因为社会组织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现在最可行的办法是尽快把三个条例修改完善。

　　回应TⅡ03版：《专访余英时：共和之梦首度开启》

　　朱桂英（北京媒体人）

　　辛亥革命的政治性超过其历史性，它成为之后不同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源头。因此，任何谈论辛亥的言说，必然隐含着一种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判断。余英时先生是谨慎治史的大家，心中了然一部中国通史，评论辛亥，自成体系。与大陆历史学者相比，余先生在这篇访谈里多有异调独论。

　　比如，他认为满清专制实为穷途末路，越改越专制，在革命后会自然解体，而非被革命冲垮；严密的政治秩序失调后，民间力量反而成长起来。说到底，辛亥革命，是帝制（专制）覆灭的界碑，之后纵有回光返照，也会被民主大流急冲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