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 野蛮的骄傲

　　亢霖

　　2011年9月，身在台北的我赶上最轰动的文化事件。因《海角七号》声名鼎盛的导演魏德圣拍出台湾影史上投资最大的影片《赛德克·巴莱》，先在威尼斯参加影展，后回台湾公映。9月4日，首映式前所未有地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在展开选举对决，却都参加了首映式。他们不能缺席，除了因为影片的重要性，更在于面对讲述台湾往事的史诗片时，不能丢掉阐释历史的话语制高点。

　　《赛德克·巴莱》讲的是什么，写作此文时对我仍是个问题，因为尚未看过影片。没看过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影响的焦虑，单纯讲出对一段历史的了解。电影的题材天下皆知，是日据时代的“雾社事件”。故此我决定打乱原有专栏计划，提前进入三十年代初的那场悲壮。

　　 “赛德克·巴莱”的意译是“赛德克，成为真正的人”，赛德克是族名。台湾原住民过去被统称为高山族，族群细分相对复杂。在一般的史书里，雾社事件被记述为原住民泰雅族人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赛德克族被视为泰雅族的一支。但赛德克族一直强调自己的独特属性，在历史上跟其他泰雅族人充满纠葛恩怨，这样的背景也让雾社事件的情节和真相一言难尽。

　　1915年之后，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铁腕弹压下，台湾岛内不再有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了，1930年的雾社事件因此成为平静中突然出现的地震，原住民是主角，跟1915年前以汉人为主体的反抗相比，色彩独特。雾社是中台湾一带的泰雅族（含赛德克族）原住民部落，莫那鲁道是其中一支马赫坡社的头领。

　　尽管原住民的生活和思维跟汉人不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同一。此前，日本殖民者多年推行针对原住民的“理蕃政策”，攫取台湾的山地资源和原住民的人力资源，雾社民众的劳役重，工资却低，还总被日本警察赖账。为了深入经营台湾，当局鼓励日本警察与原住民部落头领或有地位者通婚，有的警察在日本有妻室，到台湾后娶了山地女子为妻，一旦返回日本就将其遗弃，造成另一种人伦悲剧。莫那鲁道的妹妹就这样嫁给了日本巡查后又被抛弃，地位尊贵的女子遭遇如此命运，族人愤恨难言。

　　导火索是一场婚宴，在莫那鲁道家中举行。日本警察吉村恰巧经过，莫那鲁道的儿子塔达欧请他入内敬酒，傲慢的吉村嫌塔达欧手脏，不愿受酒，并用手杖敲打他的手，双方发生口角。次日，塔达欧携酒前往警所赔罪，吉村不予理睬。族人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又害怕日本人会报复，终于由莫那鲁道决策先发制人，起事反抗。莫那鲁道除率领马赫坡社外，还说服了雾社中的斯克社、塔罗湾社等一道参加。

　　1930年10月27日，日本人正在雾社公学校举行升旗典礼，原住民青年突然闯入，首先砍落日本“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颅，随后一拥而入，将在场日本人砍杀一尽。莫那鲁道本人率众分袭日本警察宿舍、邮政局、商店，并切断电话线。日本殖民当局迅即从台北、新竹等地调动大批军警进攻雾社，反抗者退入山中岩窟。日本军警用炮轰，用飞机轰炸，甚至违反国际公约投掷毒瓦斯（看来这是日军的习惯），还挑唆分化，组织与莫那鲁道等人有恩怨的其他原住民部落进攻反抗者（这是解读历史时分歧的一大重点）。莫那鲁道眼看大势已去，和追随者一道先杀死家眷，然后自杀。许多原住民妇女、小孩集体自缢身死。一种说法是，他们的自杀是为了激励夫婿父兄的意志，使战斗者没有后顾之忧。

　　殖民当局强调被杀死一百多名日本人，为此，他们在随后的五十多天里，将参加反抗的几社的人口从1400多人减少到500多人。1931年，日警又挑唆亲日的原住民突袭，制造“第二次雾社事件”，500人再减少到200多人，再强迫移居，离开故土。日本人也要追究发生此事的管理失当，他们检讨“理蕃政策”，时任总督石塚英藏于1931年引咎辞职。

　　厘清事件的轮廓并不艰难，难以言传的是人心，这大概也是魏德圣拍电影的重点。莫那鲁道并非闭塞山中的老头领，他到过日本，深知以原住民的力量无法对抗近代化殖民体制。日本人也曾在当地努力推行“文明教化”，还培养出两个起了日本名字的原住民“楷模青年”花岗一郎、花岗二郎，但两个从外表到生活已经高度日本化的“精英”在事件发生后，选择了自杀，与部族共进退，并留下遗书表明心迹。从细节到氛围，指导雾社事件反抗者们的动机，是求死而非求生，以死来“成为真正的人”。正像《赛德克·巴莱》力推的一句主题：“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据了解，内地一些评论对《赛德克·巴莱》多有批评，这些批评也许有其合理性。不过跟当初的《海角七号》相比，《赛德克·巴莱》讲的是原住民的抗日故事。即便对历史的差异认知有所不同，但求同存异早已是两岸从高层到民间的共识。何况历史本就复杂，强求众人都按照一套历史观来讲故事，不仅是强横的，也是浅薄的。

　　作者为专栏作家，某媒体驻台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