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容性增长看浙商兴衰

作者: ■本报评论员莫非

　　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开幕在即，有两个问题引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浙商何以能够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快速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近年来尤其是今年早些时候部分浙商为何会陷入困境？

　　其实，两个问题都能够在“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中找到答案。

　　浙商能够在资源匮乏的浙江发展壮大并且闯荡天下，有浙商自身的原因，更有浙江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比较健全，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浙商也因此抢夺先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在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中，广大浙商又充分把握国家政策机遇，进一步推动了浙商在全国的发展布局。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部分浙商因资金链断裂而发生经营困难甚至走路逃债或跳楼自杀的新闻，再次引起海内外对浙商的关注。据浙江省工商局提供的统计数据，今年1至8月，浙江省新设企业91601家，注销21777家，同比分别增长12.3%、4.25%，企业数量仍保持持续增长，关停企业数并没有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今年1至9月，全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1.9%，实现利润和税金总额分别同比增长33.5%和31.4%。这说明浙江的中小企业总体发展良好，出现问题的只是局部地区的部分企业。而就陷入困境的企业而言，有其自身经营不善、投资不当、扩张过快、过分依赖民间借贷等因素，也有全球经济不景气、原材料上涨、银行信贷规模减少等外部原因造成了压力。

　　包容性增长的基础是包容性的精神和包容性的制度，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平等。每一个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不论其出身、地位、所有制、地域，都应该获得平等的机会，包括平等参与和平等竞争。

　　为了确保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新旧“36条”，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包括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以及石油、电信、航空、核电、铁路等传统上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然而，两个“36条”实施过程却阻力重重。旧“36条”出台后的5年间，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出现了海内外舆论广为诟病的国资垄断加剧大潮。我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依然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从资金到资源等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除了少数“标本”之外，依然被“玻璃门”挡在一些允许进入的领域之外，既无法涉足上游资源性行业，也无法建立自给自足的草根金融，更无法得到公平的市场待遇。

　　据悉，在首届世界浙商大会期间，浙江省将出台相关文件，从制度层面确保民营经济的公平进入和公平发展机会。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浙江的包容性增长也因此可期。期待着浙江的实践能够再次成为全国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