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的卡扎菲

　　陈晓晨

　　倘若卡扎菲死在1973年，那么对他的评价必定是另一番模样。

　　彼时，卡扎菲刚刚推翻了腐败混乱的伊德里斯王朝，利比亚内政外交为之一新。对内，他励精图治，发展石油经济，着手建立惠及百姓的福利体系，并开始实施扫除文盲等社会改革措施。一时间，他以共和国缔造者的形象受到民众的拥戴。

　　1973年，他原本可以成为利比亚的华盛顿。是年，他发布《绿皮书》，宣布建立“人民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总人民大会”制度，将权力全部交给人民。后来，他放弃领导人职位，自己仅保留“革命领袖”称号——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虚位。他原本可以像华盛顿那样，在功成身退后接受利比亚人民的膜拜。

　　对外，他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信仰纳赛尔主义，试图以联合实现民族复兴。上任伊始，他便追求与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乃至合并。虽然事后被证明行不通，但在当时，他的外交举动确实曾经推动了阿拉伯联合的势头。

　　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形势下，包括卡扎菲在内的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展现了阿拉伯民族少有的团结一致，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以此为武器，对抗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从此改写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和世界石油政治的格局。他反对西方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同时也反对当时的苏联做类似举动。此外，他还用刚刚开始鼓起来的荷包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事业。倘若当初他身死于以色列的暗杀——以色列情报机构没少制定过类似计划——那么，他恐怕将以英雄的姿态被后人敬仰。

　　可是，这一切只是假设。现实是，当他于2011年结束生命的时候，他的尸体在米苏拉塔的一个肉铺里被人围观，拿手机拍照。他的人民与他的阿拉伯朋友都离他而去，甚至为他的死欢呼。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悲剧。

　　很少人比他的一生更为分裂。他一直自认为是自由斗士，却最终变成独裁者。他以为自己一直与他的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却死在一个在他看起来“像他的孩子”的年轻人枪下。他曾经以反西方著称，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却来了个180度转弯，向西方投怀送抱，但其政治生命又恰恰终结在西方的打击之下。当他被人们骂作刽子手的时候，很少有人记起或者愿意记起被他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曾经是多么黑暗混乱。也许，只有当利比亚的下一个政权比他更糟糕的时候，人们才会再次把他推向本已不属于他的圣坛，就像现在反对卡扎菲的人士对待伊德里斯王室那样。

　　对卡扎菲的死，欢呼也好，惋惜也罢，都未免失之于短视。仅仅将卡扎菲描述为“独裁者”或者“英雄”，都是极端而片面的标签。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吊诡的分裂，背后折射出深刻的命题：关于历史、关于政治、关于阿拉伯民族，也关于所有处在发展中的政治进程。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现代化最初始于民族“外侮”。二战结束后，阿拉伯各国逐渐摆脱英法的殖民统治，但国内仍然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下。这可以说是阿拉伯政治变革的“1.0版”。

　　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面临着一个此后数十年不断刺痛他们的敌人——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打败了比他人口多百倍的阿拉伯人。其中，固然有美国的力挺；但是，阿拉伯各封建王朝腐败羸弱、各怀鬼胎才是他们失败的首要内部原因。

　　在外敌的压力下，追求民族自强成为阿拉伯各国政治变革的根本目标。而在“外侮”之下，军人成为变革的先锋，也承载了阿拉伯人民的寄托。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模式：军旅出身或与军队关系密切的政治强人主宰政治，试图引领阿拉伯复兴。埃及的纳赛尔、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伊拉克的萨达姆都属于这种“政治强人模式”。这可以认为是阿拉伯政治变革的“2.0版”。

　　卡扎菲的个人经历就属于“2.0版”的一部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25岁的上尉卡扎菲受命率领一支部队支援埃及。然而，就在他刚刚到达埃及边境的时候，战争就已结束——以色列仅仅用了六天时间就打败阿拉伯。这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耻辱。巨大的痛苦给了年轻的卡扎菲以极大刺激，也直接促使他走上革命之路。后来，他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共和国，后来又改为“民众国”，也有了看上去将权力全部交给人民的举动。对外，他力图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反对西方霸权主义。这些都是卡扎菲身上进步的一面。

　　笔者曾经读完卡扎菲的那本《绿皮书》。书中的主要观点是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第三条道路”，由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具体说，就是“总人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负责具体施政。

　　应当承认，这是一套“看上去很美”的雅典式政治制度。然而，由于“总人民大会”过于松散，这套制度在现实中从未真正有效运行过。利比亚逐渐陷入卡扎菲家族统治之下。在卡扎菲统治中后期，利比亚国家关键部门悉数落入他儿子们手中，以至于连多年追随卡扎菲的战友都心怀不满。卡扎菲本人及其家族也逐渐脱离了人民。尽管利比亚的石油财富也被卡扎菲用于建立福利体系，但是也有很多被用于各种目的的对外援助——这些援助很多匪夷所思，还有不少进了卡扎菲个人的腰包。总之，一套理论上先进的制度在42年的实践中严重走形，这不能不引起深思。

　　与卡扎菲一样，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伊拉克的萨达姆与也门的萨利赫也多少走过类似的道路。这些人曾经都受到过本国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众的爱戴；然而，多年把持政权、任用亲信、不思进取，使得他们蜕化、变质。阿拉伯民众曾将阿拉伯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强人身上，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下，又最终都一一摒弃了他们。

　　《百年孤独》描摹了一群自由派革命者，最终放弃所有最初的目标，蜕变成“为权力而战”的军阀集团。这用在卡扎菲身上再合适不过。卡扎菲曾经以强硬而乖张的反西方形象著称。然而，他几十年里多次改变外交政策，最终由理想主义变成生存主义。他反对西方插手的主张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却采取的是恐怖主义手段。他呼吁非洲联合，但却曾经支持乌干达扩张主义独裁政权，并入侵了主权国家乍得——前者被装备着“59式”坦克的坦桑尼亚军队全歼，后者被装备着皮卡的乍得民军打败。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为了生存，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放弃了与西方作对，转而成为西方领导人的座上宾，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基地组织”。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这一妥协举动，摘掉了卡扎菲头上“英雄”的光环，为他的垮台埋下伏笔。

　　现在，阿拉伯一些国家抛弃了“2.0版”的政治强人模式，试图以其他方式，力图实现阿拉伯政治的新一次变革。这一次政治变革能否避免落入窠臼，还有待观察。同样，借助外力的阿拉伯复兴能否实现，也还是很大的未知数。会不会建立新的“2.0版”强人，也需要时间来检验。

　　卡扎菲的一生，代表着阿拉伯政治现代化的一段历史。对卡扎菲的真实评价，还应该将其放在历史中。他的兴起、鼎盛、转身与落幕，都是阿拉伯民族历史的一个缩影。同时，他的一生也为我们观察阿拉伯民族的未来，乃至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某种镜鉴。

　　（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