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并不总是红利唐学鹏

　　本报评论员唐学鹏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估计世界人口将在10月底突破70亿大关，1999年全世界人口达到了60亿，不到13年的功夫人口增加了10亿。相比过去，1960年-1974年，世界人口才从30亿增加到40亿，花了14年；1974年-1987年，从40亿增加到50亿，花了13年；1987年-1999年世界人口从50亿增加到60亿，花了12年。考虑到人口基数的增加和10亿为阶的时间长度，可以简单得出结论：世界人口增加的趋势依旧，但加速度从1970年代之后是慢慢下降的。有的人说，在2050年会达到90亿甚至100亿的规模之后，就逐渐缓慢下降。

　　对于人口的持续猛增，马尔萨斯主义者不断发出警示，认为粮食生产不能赶上人口增长，一定会存在着某种“陷阱”，但是在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之后，这种言论被吹散了。尽管随着医疗保健技术的提高（婴儿出生死亡率的下降、避孕药的出现以及医疗对寿命的延长），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从过去的1.1%（自1350年结束大饥荒和鼠疫之后）水平提升到1.8%左右，但是1970年代出现的绿色革命带来的粮食增速也有2%左右，基本匹配。马尔萨斯主义者被边缘化了，他们虽然时不时还提出“谁来养活……”之类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获得太多的眼球。

　　不是说，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悲观结论已经完全不能成立。我们知道，无论是绿色革命还是现在的基因农业，它最核心的力量是来自化石能源。比如能源形态的化肥、能源推进的农药、以能源动力的灌溉系统。现代农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能源和农业的“强联系”：能源提供农业的动力，农业也似乎能提供生物燃料给能源业。如果，化石为代表的能源业在不断衰竭的话，那么在这种框架下的农业的养活能力应该是下降的。比如，理查德·邓肯就认为，这一次全球的粮食上涨，代表着能源和农业之间“强联系”的整体力量的衰退。美国在次贷危机后，农业是获利颇大的部门，也是最显著的出口部门（是减少外贸逆差的关键部门），在全世界缺粮的强劲需求下，美国农业的扩张速度还是低于人们预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农业的支持动力是不够的。全世界其实也是如此，约翰·贝丁顿就估算，全世界的粮食储备将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不断下降，2030年将是一个极度悲惨的年份。就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应当欢呼人口增长的缓慢，而且尽可能让人口增长越来越慢。

　　对于中国来说，强制性的人口政策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人口增长速度。1990年-2010年增长率是17.1%，相比之下印度达到了40.2%，巴西是30.3%，尼日利亚则为62.4%，印尼是30.1%，美国也有22.5%。中国的减缓是很明显的，所以主流的观点认为，强制性政策让中国人口红利快速消失，尤其是近年来产业工人的薪资大幅度上升，劳动力成本推动了长期通胀，这更强化了这种意见，导致要求中国应当快速解除强制性的政策，以确保“大国不空巢”、“人口有红利”。

　　如果从决策自由的角度，毫无疑问应当赞成这种解除。但是，如果以经济增长、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等等功利指标来诠释这种道理，这其实是荒谬的。人口红利不应当只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 也应当是质量上或者制度上的概念。比如很多人解释人口红利的时候，大意是劳动力多了，就会有更多的劳动；劳动人口多，就会有更多的储蓄，转化为资本。这是一种“必要条件的逻辑”，不能轻易转化为“充分条件的逻辑”。就像很多人觉得中国人比西方人勤奋，中国就一定优胜一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在大跃进时期，国民都很勤奋地劳动、勤奋地大炼钢铁，最终产出的东西都是废铜烂铁。没有好的市场制度保障，更多人口勤奋地劳动没有任何用处。再比如，某种制度迫使某一阶层的人非常勤奋地劳动，为了防止他们发泄不满，然后又雇佣一大批公务员去勤奋地监督他们，维持社会稳定，大家都非常勤奋，但整体的人均产出是非常低下的。概而言之，如果制度不能持续改善，那么人口红利就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为什么相对过去计划经济能够释放人口红利，就是因为制度改善使得人口红利的结论能够成立。

　　如果真的存在可以抛弃制度而放之四海皆准的人口红利，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担心高速人口增长问题。实际上，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恰恰是制度较为糟糕且锁定这种糟糕的地方，我们担心根本激发不了人口红利现象。例如非洲和东南亚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显著的地方，但是用30年经济—社会增长的长波段观察他们，这些地方其实乏善可陈。他们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制度建设等等都是非常难如人意的，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准。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这意味着大量人口诞生于根本无法产生人口红利的“制度之地”，无疑加剧了世界人口增长的悲剧性。

　　即使观察东亚社会，我们也会发现大量劳动人口存在是人口红利的观点也不尽正确。日本是典型的例子，根据人口理论，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是在1968年之后，但日本爆炸性增长期恰恰是1955年-1973年，年均GDP增长率为9.22%。韩国也是如此，“人口机会窗口期”是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年均GDP增长率为8.48%。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位”情况，有各种解释，比如外部需求、比如制度改进。但至少人口红利的单一观点是很难经得住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