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争议，我们要及时开展“公共外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非洲通”魏建国谈中非经贸关系王尔德;姜 静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实习记者 姜 静 北京报道

　　“非洲是与我国经贸发展最快的大洲，其增长率达到了37%。”在与本报记者谈及中非经贸合作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信心满满。

　　他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在掠夺资源，甚至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对这些误会，我们应当及时展开公共外交进行澄清，否则我们的声音就会被反面的声音淹没掉。”

　　魏建国自1972年进入外经贸行业，一直身在对非工作的第一线。其间，在1973年12月至1978年8月驻摩洛哥使馆商务处工作，1980年11月至1984年11月，驻突尼斯使馆商务处工作，1988年12月至1992年9月，驻加蓬使馆商务参赞。

　　回到经贸部以后，他先后担任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一直主管非洲。在他的努力下，从1992年开始，中非经贸关系改变了长期以援助为主的局面，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额在1992-2000年和2001-2008年都实现了十倍增长。

　　对此，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称赞他“是我国不可多得的非洲通”。这位“非洲通”于2008年4月从商务部卸任之后，将自己在非洲的工作经历写成了《此生难舍是非洲》一书，该书刚刚面世。为此，本报记者就中非经贸关系及其争议等问题，专访了魏建国。

　　“只有中国才能解决非洲的问题”

　　《21世纪》：日本曾经一度疑惑，他们每年援助非洲的总额是中国的十几倍，但是却没有得到非洲的强力支持， 这是为什么？

　　魏建国：中国对非援助金额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不及美国的五十分之一。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援助资金由中国政府和非洲当地政府共同管理，实际利用率高，很少浪费。例如，法国的考察费用占援助其金额的20%乃至70%，单是撰写一份考察报告就能花掉资金的5%；日本和美国考察费用比重略低一些。相比之下，中国的考察费用所占的比例不到0.5%，剩下的钱大都用于项目建设了，其效果，非洲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但是，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在实施援助之后，很多项目并没有建成，尤其是生产性项目，所以它们没有被认可。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主因是，它们不知道非洲需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21世纪》：那么你认为，非洲需要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何种其他国家不能替代的角色？

　　魏建国：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一位总统曾经对我说：美国给非洲开出了药方——多党制；中国也开出了药方——自主更生，或者说“中国模式”。事实证明，实行了多党制的国家大多战乱不断，如津巴布韦；走“中国模式”的国家都发展很好，如安哥拉等多个国家。

　　在我看来，非洲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政治稳定，二是发展农业。在非洲，实行多党制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谈何发展？在稳定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解决困扰非洲已久的粮食问题，减少贫困人口等很多社会问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业上帮助非洲。中国帮助马

　　里试种甘蔗取得成功后，又进一步帮助该国建立甘蔗农场和糖厂，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目前，由中国援建的2个甘蔗农场和2个糖厂组成的马里制糖联合企业在马里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如，中国派遣援外农业专家帮助几内亚比绍建立11个水稻生产示范点，示范种植面积2000公顷，繁育良种530吨，推广面积3530公顷，其中多个品种增产3倍以上。2008年，中方农业专家获得几内亚比绍农业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21世纪》：那么你是如何理解“中国模式”？它对非洲有哪些意义？

　　魏建国：“中国模式”的两个要点是稳定压倒一切和发挥本国的特色。当今世界中，只有中国才能解决非洲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中国和非洲曾经都很贫穷，在世界上中没有地位，是“穷兄弟互相帮忙”。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就说过，中国人民应该感谢非洲，因为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中国与非洲的友谊，很早就建立起来，我们视彼此为兄弟。

　　因此，我相信只要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加上中国人的智慧勤劳和非洲人的聪明，我们就能成功。非洲现在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

　　对非援助，不要“多做少说”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对非援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名义上是援助，实际上看中的是非洲的石油等战略资源，对此你如何回应？

　　魏建国：我认为，提出这种说法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不了解中非合作，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第二种人有妒忌心理，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第三种人是有意诋毁，我们要据理力争、有力回击。

　　人们看到，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木材、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但很多人没有看到，为此中国同样付出了很多。比如中国为非洲50多个国家学生赴华留学提供奖学金，大批中国青年志愿者赴非洲工作。近3年来，中国为非洲国家设立了30个疟疾防治中心，并提供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中国援建的中非友谊医院、几内亚比绍卡松果医院、津巴布韦奇诺伊医院、乍得自由医院等，为解决当地人民看病就医困难作出了积极贡献。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举办官员研修班，每年我们为非洲培训7000到8000名各类官员，他们回到非洲后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成为国家总统。

　　在我们的付出这个问题上，我不赞成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对外交流仅仅依靠广播和报纸是不够的，我主张应该建立“走出去”的公共外交，要发挥“公共外交”的优势。一旦出现了不利于我们的言论和行为，我们要及时披露和澄清。

　　《21世纪》：也有观点对中国在非洲的有些企业不聘用非洲当地员工，

　　提出非议。那么你认为，这些企业为什么会这么做？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魏建国：一些企业之所以不聘用当地工人，一是因为担心培训会耽误工程时间；二是因为当地实行严格的八小时工时制，当地工人不愿意加班加点，而我们的工人能够接受。

　　接下来，中国的每一项工程建设都应尽量多聘用当地工人。首先要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还要给他们发放技术证明和工作证明，使得员工在离开这个企业后，可以持这些证明在下一家中国企业工作；其次，要将合作开发上升到国家发展的层面，要让非洲人明白这是中国人在友善地帮助他们的国家发展。

　　一加一可以大于二，把中国的元素和当地的元素结合起来，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比如纳米比亚的纺织厂上班前会升国旗，升他们国家的国旗。以前那些员工都是挤着进入厂房，但现在他们会有序排队进厂上班了，中方企业给他们培养了一种“爱厂如家”的观念。

　　《21世纪》：近年来，有许多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典型者如欧盟） 都希望介入中非合作，希望促成三方合作，你怎样看待？

　　魏建国：现在三方合作已经实现了。法国经过十年的探索开始转向寻求合作，跟中国一起在非洲开采资源。美铝和中电投目前正在合作开采一个几内亚的大型铝矿，前期投资就有一百多亿美元。此外我们与别的国家在港口、铁路等多方面都有合作。

　　对“走出去”的企业信用也要评级

　　《21世纪》：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么中国应该如何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在非洲利益？

　　魏建国：我认为，中国政府当然要有作为，但更重要的是企业要有风险意识，比如购买保险。在风险控制方面，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企业要对非洲当地的投资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

　　《21世纪》：与此同时，中国应如何管理本国在非洲企业和公民的行为？

　　魏建国：这个问题很尖锐，对破坏中国形象的行为，我们要严加惩罚。

　　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在外的中国企业行为的法律，我们要呼吁相关的对外的法律的出台。同时，中国企业也要自觉地遵守当地法律，要严把质量关，诚信是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凡成功的企业，都是“言必信，行必果”的，而国内有些企业存在信誉问题，我担心这些企业把这种不好的习气带到国外。

　　我也担心，中国企业看不起非洲，以为自己多么发达，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苗头。一旦出现了这种心理，容易导致利益独吞者，这肯定是不行的，没有利益共享的理念肯定会出问题。当年全国人民勒紧裤袋都还能建成坦赞铁路，这段佳话也一直被提起。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反被别人尊重。

　　所以我提出，不但要对“走出去”的企业投资国进行评价，同时也要对“走出去”的公司进行评级，后者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