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各自在承担什么”

　　苏娅

　　台湾作家陈雪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恶女书》引得文坛侧目，是1995年的事。那年，陈雪二十出头，白天打工夜里写作，以超现实笔法火速成章，用小说形式挑战主流社会的性别观念，出版后，被誉为“90年代华人女同文学经典”。

　　小说里，陈雪写夜店和酒吧等光怪陆离的城市幻景，但这些仅仅是她在廉价按摩店做收银员时，夜夜晚归途中骑着的小摩托车轮碾过的灯影和欢声，小说里的人物也只是些剪影式的存在——仅作为前卫观念的载体。

　　这与后来陈雪渐趋成型的小说观念离得很远。2001年写长篇小说《桥上的孩子》（简体版即将首次引进）的时候，陈雪开始意识到小说写作应当追求的可能性包括：尽可能地探索人性的深度；试着在赋予形状的同时，建立语言的风格；理解每个人各自在戏剧性的生活里承担着什么。

　　惨淡身世

　　陈雪不讳言自己卑微惨淡的身世和经历。上世纪70年代生于台中乡下，10岁左右恰逢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飞跃期，很多人放弃务农，选择投资做生意，陈雪的父母也如此。“我父母的个性很像赌徒，有强烈的翻身的欲望，喜欢做大生意，批大批的东西——这样进价才能更便宜，但他们总是赌错。我们一直在拼命卖货、还债。”陈雪说。当时，家里除了最年幼的弟弟，所有人都要摆摊卖货。母亲很文静父亲很沉默，但叫卖吆喝却是母亲的强项，“我母亲会抽烟，开始吆喝前她会抽一根烟，喝一种提神饮料，会擦绿油精，等到人来了，就天马行空吆喝，像说书一样的，会说一个一个的段子。”陈雪说。

　　十岁左右，陈雪也会独立看摊了，独立吆喝买卖同样在行，所以，采访时她会调侃说：“有时去书展，见有的人吆喝，心里会想：这个吆喝不够好。”

　　永远还不清的债、学校里的优等生到夜市摆地摊被同学围观、被债主抄家、喧嚣的叫卖夹杂着雨水尘土的黏稠记忆、“跑警察”……“这些记忆，至今仍在不断触动我，只是我已经不忐忑了。”陈雪说。而过往的痕迹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生命中反复印刻。比如，赴约途中经过台北街头的地摊，她会在微博(http://weibo.com)里写：“好多买各色服饰的小摊,这要“跑警察”的,充满即兴与危险的气氛,客人在此随时可能收摊的状态下挑衣服,容易冲动地下决定……那是唯恐来不及了的心态。到达聚会地点,我身上已经多了一件长衫,提包里还装着一件外套。”

　　“为了生存你得还钱，把很多东西兑换成钱，这是自己生存的经验，而文学是一个过于遥远的‘兑换’，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迫切的兑换，去填补看不见的黑洞，但是，”陈雪想了想，笑说，“那个黑洞当然是不能被填补的。”从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生活的景况也未得到本质改善，仍是四处打零工，疲于奔命。陈雪回忆，有次见报刊上招会计的工作，就兴冲冲去应聘，后来知道是在一家色情服务的小店做翻牌、收钱的活。“但那里面的人事，与大家想象的不同，甚至有一种底层的温暖，有几个年纪大的‘小姐’工作的时候，会把小孩交给我，我给他们看孩子，拉客的‘三七仔’很会照顾人，天亮收班的时候，他们会买包子给我吃。”

　　每天下班已近清晨，骑着摩托车回住处，“城市灰蒙蒙的，这样的时候，才会偶尔感到孤独和颠倒昼夜的日子不真实。”

　　因为一直拼命赚钱、还债、对付营生，于是少有闲心停下来捉摸生活到底有多艰困。直到三十岁后，会“反刍”般回忆日子了，有一天忽然想起，自己曾为了一件什么事躲到家里的大柜子里。“当时就想，自己可不可以有一半藏起来，一半从柜子里出去继续摆摊卖货。”陈雪说，“我才觉得自己原本是很为自己的身世背景自卑的，所以，写作成为一种幻想式的补偿。写的全是那些与现实距离遥远的生活。”

　　从前卫到现实

　　出版于1995年的《恶女书》，在当时被誉为“90年代华人女同文学经典”。人们用“实验”、“前卫”等标签捕捉陈雪小说给文坛带来的刺激，而陈雪却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并没有要存心挑战什么，人们觉得新鲜，可能是因为我有一种乡下女孩不懂规矩的坦率和对‘酷’的拼命模仿。那时候，我只是坦率地做做样子。”

　　她要做的样子是什么？像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里的王菲。短发，越短越能制造那个年代的时髦女孩乐于追求的疏离感。但与玩真格儿的女孩不同——她们会打一排耳洞缀满耳饰，像暗号。陈雪说，自己只是做做样子，所以夹环夹了一耳朵。

　　2001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邀请陈雪去作演讲，她才得以从现实的泥沼中抽身几日。在美国洛杉矶，她幻想就过一种做做演讲、写写小说的生活。“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拼命赚钱的生活了，我骗父母亲说我要到那边当驻校作家。”梦幻般闲适的生活其实也只有约两个半月。在异乡，忽然从现实的常态里抽离出来，许多被日常遮蔽的记忆和感受便浮现出来。“当时就明明地觉得我需要改变，我必须要把能说的东西准确说出来。《桥上的孩子》第一篇就是在美国写的，我每天都在想说，我曾经那么熟悉的东西飘到哪里去了？”

　　而以前被挤压和浓缩的时间里，觉得自己满脑子是故事，缺的只是时间，等彻底空闲下来，心里却是空空如也，“我记得自己坐在洛杉矶的一个小院里，门前街道很宽，人烟稀少，细想台湾这个岛上，从1980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我的家庭，我个人，以及我见过的家庭所经历的戏剧性的生活，很微小又很普遍。这正是台湾社会和经济大爆炸的一段时期，很多人卖了农田投资工厂，后破产了，炒股票大起大落了，像爆炸后的烟尘纷纷散落，这个过程中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各自在承担什么？我想以一家人为模型，写写台湾这些年的现实。”

　　但她以往写实验小说居多，实验小说的人物是扁平的，“而写实小说要探究的是现实的内在性。每个场景的细节、人物的模样都意味着社会的某种状态。《桥上的孩子》中，我想要碰出的东西是我内在的疼痛，我站在台上的羞怯，我是优等生，可是我在卖衣服，别人对我指指点点。我们家不是贫穷，我们是缺钱，债务，你要一直挣钱、一直挣钱。我那时候碰触到的问题，这些东西将成为我的文学的一个核心。可是我那时候没有能力表达，如何具象地描述我所经历的生活？有一刹那，发现我要描述这条街，竟然没有语言，因为我还不会写实，不知道怎么铺陈具体的东西、生活的细节。”陈雪说，“如何提炼记忆的现实里的意义，需要小说家创造结构和语言，直到找到与故事和氛围相配的形式，而不是写自传或私小说那样娓娓道来就好了。”如此，或可说明何以陈雪能不讳言自己的身世，却一再强调《桥上的孩子》不是“自传”或“私小说”——在她看来，这不是作家坦率与否的问题，而是涉及小说观念的问题。

　　陈雪，小说家。199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恶女书》，此后专注于小说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恶女书》、《蝴蝶》、《鬼手》、《她睡着时他最爱她》；长篇小说《恶魔的女儿》、《爱情酒店》、《桥上的孩子》、《陈春天》、《无人知晓的我》，及散文《天使热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