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死后的法辩

　　作者: 方亮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作为贝都因人的后裔，卡扎菲想必早就知道将劫掠和复仇视作自然的利比亚人会如何对待他的尸体。当看到卡扎菲暴尸于人前的照片时，视觉刺激融入大脑记忆所产生的冲击是极其剧烈的。从独裁者的权力巅峰跌落至羞辱而死的田地，卡扎菲纵横40余年留下的是数位家人死于枪弹之下、天量不义之财尽归他人、无处镌刻半句墓志铭的葬地，同时却骂名盈满身后的悲惨下场。

　　元首死亡名单

　　我笃信自由，所以当然要送上一句“自作自受”的评价，但我更信赖法治，所以我也因其未能接受审判而感到悲哀。卡扎菲犯下的罪行或许九死难恕，但如果罪恶的明辨仅凭民意的渲染，那么正义的昭彰就难免遮遮掩掩。

　　除了未恕的罪恶、悲惨的下场，卡扎菲像所有独裁者一样留下了数不尽的笑料和谈资，大的有他发动的那场破绽百出的政变，小的则如他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过火表演。

　　2009年的那一天，这位狂人在奥巴马之后第一次登上了联合国讲坛。他把奥巴马称为自己的儿子而对其赞誉有加，随后开始了长达100分钟的演讲，完全无视大会对每位讲演者的时间限制，以至于负责同声传译的工作人员精神崩溃之后拂袖而去。

　　联合国的讲坛是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捧出的智慧发明，让所有会员国都可以上去陈述观点，哪怕演讲者是并不能代表本国人民的独裁者。剥夺恶人发声的机会只能说明正义的虚弱，让恶人也有机会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总强于被单方面强加的正义之剑，否则谁能确定那不是另一种罪恶的开始呢？

　　 在那次演讲中，卡扎菲痛心于1986年用一场轰炸夺走自己儿子的里根未经审判就撒手人寰，并希望对另一名美国总统肯尼迪之死进行调查，认为是以色列人杀死了这位总统。一年后，他再次上书联合国，建议对在这个组织建立后的60多年时间里非正常死亡的所有国家元首的死因进行调查。

　　这番建议刚一送到联合国就被搁置。在主权国家仍为国际行为主体的这个仍带有无政府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指望联合国像处理内部事务一样去调查各国内政，这本身就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想法，更别说第一强国总统的死因了，尽管这个国家总统的一举一动都会远远波及大多数国家。

　　无论主观意图怎样，卡扎菲确实道出了人类的一种理想：无论君王还是平民，都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不论案件有多大，都可以得到法律的调查。

　　卡扎菲当然想不到，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就成了那个有待调查的“元首死亡名单”里面最新的成员。当然，所有人都清楚，就像他曾经提出的那个建议在联合国的遭遇一样，是否调查他的死因完全取决于大国的意志。这点道理在卡扎菲那里或许有些模糊，否则无法解释他犯下的一系列战略误判。

　　实力政治下的国际法

　　当二战临近尾声，各个大国都在为战后布局谋篇，掌管着美国情报部门的杜勒斯秘密来到瑞士，在一个庄园内准备同纳粹方面来的将军商谈撇开苏联人单独同德国人媾和的问题。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早已嗅到了美国的这一动向，早早就派出了间谍。

　　当杜勒斯同纳粹将军在那个庄园见面之后，一个牧师突然闯了进来。他轻描淡写地问，庄园里有没有鲜花，他要买点回去，装饰教堂。

　　 杜勒斯敏锐地感觉到苗头不对，于是临时决定改换见面地点。事实证实了他的判断，那个牧师正是化了装的苏联间谍。

　　几十年后，华盛顿方面派往的黎波里的特使向卡扎菲讲述了这段历史，意在告诉他，当年华盛顿可以同纳粹合作，如今更可以同卡扎菲合作。这一切让中东狂人听得津津有味，完全忘了自己的儿子死在美国人的轰炸之下，更忘了自己曾矢志报仇而吓得里根忙不迭地为白宫配置了地对空导弹。

　　卡扎菲的暴死让他昔日的主张永久地成了笑谈。他对联合国提出的那条建议只是一个用来伸张自身主张的理想，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不希望被这个理想的标准所束缚，而只想用它来反击别人。这一类的理想从来都需要实力的扶持，可惜的是卡扎菲没有这样的力量。他能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不被大国加入到那个“死亡名单”里面去，结果，战略误判让他连这一点也没能做到。

　　实力政治之下，法治的运行也往往成了实力的体现。犹太人对于纳粹战犯的调查与审判一直没有终止，数个基金会受到犹太人的资助持续运转着。西方主导下的对前南战犯的调查也一直没有终止，当年的塞尔维亚将军隔一段时间就会身穿囚服出现在报纸版面之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有许多例子，比如新中国无力耗费巨资对日本侵华战犯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而不得不放弃对他们的审判。

　　从法律的角度不应该对那些西方主导的审判提出质疑，但当案件跨越国境时法律的行使往往成为强者游戏，这种局面就不得不让人从整体上对这个国际法律体系产生质疑。

　　 一条评论如此评价道，卡扎菲一死，许多秘密被一同埋进了沙漠之中。这些秘密包括什么？想必少不了西方同卡扎菲勾勾搭搭时的种种秘闻。将这些埋进黄沙自然是西方愿意看到的。所以，可以想见，针对调查卡扎菲之死的呼声也必将像调查拉登之死的呼声那样，径自飘散于中东沙尘之中，慢慢被人们所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