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专访:《南京安魂曲》,勿忘历史河西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0-31 09:14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记者河西
《21世纪》:在最近出版的《南京安魂曲》书后,你写道耶鲁神学院为你提供了《明妮·魏特林日记》,是你去问耶鲁神学院要的吗?
哈金:她的大部分手稿在耶鲁神学院。我发了电子信询问他们图书馆的日程,打算去那里待一段时间。但他们立刻把魏特林的全部日记传给了我。这已经是公有领域的资料了。其实,国内这方面的资料比美国还要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大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七十多卷, 其中包括从各种语言译过来的史料。就是说,国内作家比我这里更有条件写这种小说。
《21世纪》:明妮·魏特林的自杀让我想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当火车进站时,安娜选择了自杀,安娜的自杀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自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自杀”,你觉得明妮·魏特林的自杀是否是面对人类的巨大灾难时不可克服的心理恐惧的必然结果?
哈金:主要是精神创伤和负罪感。其实,几乎所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难民工作的美国人,后来精神上都出了毛病。
《21世纪》:这次写《南京安魂曲》,主要阅读的资料是“作者手记”后面列的这些书吗?我看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也列在其中,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因为无法排遣的痛苦自杀了,我不知道你写完这本书后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即将由张艺谋拍成电影,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对这本书怎么评价?
哈金:那些书是我用过的资料,主要是史实和细节的来源。该做的功课我都做了。我理解张纯如的心情,写这种书对作者伤害很大。
对我来说,关键是写作的三年多期间生活在七十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使自己很沮丧,但这是工作的条件,没有选择,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
我写完了《南京安魂曲》才读了严歌苓的中篇《金陵十三钗》。觉得她的中篇有点写得仓促,当然她自己也知道,所以又改成了长篇。她的长篇我还没看到,国外须要一段时间才能买到。
《21世纪》:就你的了解,像魏特林女士这样帮助中国人民的传教士是不是不止魏特林女士一个?你对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整体上怎么评价?
哈金:就其传统而言,西方传教士们确实跟殖民文化有联系。但我们必须遵重史实,在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上,西方传教士们确实尽心尽力帮助了中国老百姓。他们建立的难民区保护了二十多万难民。这是他们光辉的一页。像那个威尔逊大夫,当时全南京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外科医生。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每天不停地为难民动手术,身心交瘁,后来累垮了。
《21世纪》:这次的主人公是一位美国女性,明妮·魏特林和你正好相反,她是从美国来到中国,以她为主人公来写小说,是否也和《自由生活》一样,是以此来探讨中美关系的一种方式?或者更多的考虑是其宗教背景?
哈金:这本书跟《自由生活》不一样。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
《21世纪》: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日双方也是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统计死亡数字上,你对中日的争议是否了解?你觉得面对这段70多年前的历史,现在的中国人更应该反思什么?
哈金: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不是在写历史。东京国际审判法庭认为,南京的死亡数字是二十万,我想这是底线。写作中我一直在想这样两个死人哪一个死得更痛苦:是被日军在南京杀死的人,还是被国军为阻挡日军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淹死的人? 我的结论是对于死者来说,两者是同样地痛苦。也就是说全人类痛苦的强烈程度不会超过一个人身心的承受力。所以,我关心的是个人,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遭遇。
中华民族是健忘的民族。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没在文学中得到相应的表述。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作家队伍,而这方面做得十分不够。你看日本,挨了原子弹,就有《黑雨》之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使他们得到世界的同情。作家的一个主要责任是把历史升华成文学,通过历史超越并征服历史。
《21世纪》:关于大屠杀,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纳粹大屠杀有过非常独特的研究,他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大机器的产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变成了机械,而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理性分析,你觉得这种看法在南京大屠杀中和日本士兵身上是否适用?
哈金:一些日军的日记里也提到这种心态,以集体和国家的名义来杀人作恶,来免除个人的责任。
《21世纪》:在你的小说《疯狂》中,建宛面对杨教授的疯言疯语逐渐对人生丧失了信心,在《南京安魂曲》中,你对人生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是否对真善美有了比较肯定的看法?还是说更加悲观?觉得人类每隔一定时间都会遭遇这样的大灾难?
哈金:讲述人高安玲是位中年妇女,所以我不能僭越她的视野。她的看法并不跟我的看法完全吻合。我认为这种大灾难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21世纪》: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去过南京,如果仅仅依靠文本资料的话,在细节把控方面是否会遇到困难?
哈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去过一次南京。但大屠杀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我更多的是依靠想象、文本资料和照片。遇到个别地方拿不准,我就问在南京长大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