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需要新的社会身份

　　刘晓忠

　　近日，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宋晓梧院长表示，去年从事非农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失地农民约4000万，而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只占8.8%，总额约2132万人。

　　坦率地说，当前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90%以上不愿回农村定居并不单纯是城市为农民工创造了更多就业等经济选择自由，而是大量农民因在农村缺乏维系生存的充足资源而被迫非农就业。具体而言，当前各地联产承包制的契约长期化，以及在垦荒有限与城市化扩展占用大量农地的双重冲击下，农村已无充足的耕地配置给新生农民工，这使得16～25岁新生代农民41.4%无承包地和36.4%无宅基地，25～30岁农民工35.4%无承包地和33%无宅基地；而且即便有承包地的农民也因人均承包地少而难以支持其在农村定居生活。

　　与此同时，过度依赖土地等要素粗放投入的经济增长本质是一种分配主导式增长，使农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净受损者之一。以土地为例，农转非农虽使政府在2009年和去年分别获得1.5万亿和2.9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但级差地租主要来自土地改变用途后单位土地用于非农生产的边际生产率相对农业之差，即工商业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大于农业；否则土地级差地租是个幻觉，因为在边际生产率一定下，土地大量投入将导致供需失衡并压低地租，但政府对土价管控使市场价格的自我调节事实上断裂，最终新增级差地租只能以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形式消化。

　　当然，这种粗放式模式首先使农业和农民成为净受损者。即在现有国有与集体土地双轨制下，农地要获得级差地租只能转为国有土地，政府借助土地双轨制以低于市价从农村获得土地，以获取级差地租。这种政府主导的农地用途转变既因大量肥沃耕地被占用而加剧农产品供给缺口，同时大量为获取土地级差地租入市的高价土地抬高了农资生产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反过来抬高农业生产和生活成本。

　　同样，非农领域也承担了相关成本，体现为通胀高企、严重高于自居型需求购买力的房价泡沫，部分工商业的收益无法有效消化高房价带来的商务成本而破产或主动清算退出实体领域等。这些都透射出当前土地等要素资源所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政策红利已结束，继续要素投入维系GDP增长将更为直接地以通胀甚至滞胀之形式反映出来。

　　不仅如此，当前在土地双轨制下，越发依赖农转非的城镇化率扩展严重恶化了农村生存形态，致使大量失地和少地农民被动裹夹在巨大的农民工洪流中追逐非农就业机会，很容易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大量失地和少地的农民工丧失了重归农村定居之最后防线，在经济增速回落时很容易引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冲突，以及触发一系列由身份导致的社会冲突。

　　当前4000万失地农民工正逐渐成为推动户籍土地等经济社会改革的有机力量。事实上，打破城乡户籍制度，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公民户口登记制度改革，既有利于化解各地隐显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又符合中央提出的公民社保福利均等化的改革意向。同时，实行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才能既有助于使农地改变用途后的土地级差地租主要用于农业，推动三农建设，又避免农民在失地和少地的同时，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因失地返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