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被命运选中的人

　　对于IMF成立60多年来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朱民，中国建设银行董秘陈彩虹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他：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是金银天然是货币——朱民天然不是IMF的副总裁，但是IMF的副总裁天然是他。

　　文│本刊特约记者 黄秋丽  李聪

　　“Who is he？”

　　几个棕色皮肤的外国人惊奇地问，在今年的大连夏季达沃斯上，吸引他们目光的，是一个被各路媒体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以至于寸步难行的“中国面孔”。

　　他是朱民。

　　还可以这么形容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60多年来的首位中国籍副总裁——这是中国人迄今为止在该机构取得的最高职位，继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以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向国际组织输送的第二位高级管理人才。

　　朱民的上任，委实可以算作“生于忧患”，就在他履新当天，7月26日，美元指数一度跌至阶段性最低点。随后的8月，欧债危机恶化，甚至蔓延至全球经贸领域，部分国家通过提高贸易壁垒以求自保；继希腊之后，意大利也开始挣扎于泥潭边缘。关于欧债危机的争吵及博弈，也不单限于欧洲央行、IMF以及希腊政府，那些隔岸观火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纠结在救与不救之间，他们有理由担心，未来设若自身陷入严重危机，IMF等国际机构，会否像持续数轮救助希腊一样救助自己？某种程度上，朱民正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言人”。他在IMF分管68个新兴市场国家，且在处理欧债危机中，他直接领导制定了欧洲财政、金融等方面全套的整改政策。

　　在提名朱民做IMF副总裁时，IMF总裁拉加德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我期待着他的支持。”

　　拉加德是IMF的改革派人物，她当选时曾表示要将IMF的改革推进下去，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朱民担任副总裁，显然有助于增强IMF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朱民的角色扮演不止于此。在朱民身上，折射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多重复杂关系：中国与IMF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与IMF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美的关系，其它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等等。即便国内，对于朱民及其“副总裁”的新身份，也有不同声音，有质疑为：朱民将是“话筒”还是“金锤子”？前者只是种摆设，而后者则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决策权的诉求。

　　被美、欧、日三强把持达60年之久的IMF决策格局，能否因朱民的到来而有所改观呢？

　　专设的副总裁

　　在今年达沃斯一场论坛中，主持人、荷兰Leiden大学公共经济学教授Victor开场这样介绍朱民：“朱民先生，IMF的二号人物。”朱民却马上纠正了他。

　　IMF真正的二号人物是美国前总统特别助理戴维·利普顿——实际上，IMF的二号人物从来都是美国人，一号人物则是欧洲人，这个惯例60年来没有改变过。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世界银行和IMF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长期都是欧美人轮流坐庄。

　　1946年3月正式成立的IMF，是欧美中央银行以及其它一些掌控了世界经济命脉的银行家们所掌握的国际金融组织。在这个“寡头俱乐部”中，中国属于后来者。1980年4月17日，该组织才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

　　但是，朱民又的确是个“特例”。之前IMF只有三个副总裁，从朱民开始，增设了第四个副总裁的职位。朱民不是“二号人物”，但确实是个关键角色，意味着在国际货币体系维护与改革方面，中国人开始从外圈走到了内圈。

　　就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几天前，意大利希望中国政府购买他们的国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像几年前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责任论”又开始流行。“欧债的问题，可能会把朱民的位置放大。”一位观察人士分析，尽管他是增设的、排名最后的副总裁，但“他天然是欧元区与中国的纽带”。

　　“朱民热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热。”央行研究局原副局长景学成说。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IMF显得力不从心，可使用的资源捉襟见肘。后来，IMF与中国达成了双边的“信用卡式”的新借款安排——IMF成员国有需要时，中国以庞大的外汇储备提供资金。最终，在中国推动的多边协议框架下，IMF成员国对IMF注资7500亿美元，使其可用资金翻了两番。

　　正是从那时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日益崛起的新兴国家强烈呼吁对IMF进行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权重、改革特别提款权等。一位高层人士透露：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中国决策层决意加入IMF高级管理团队，2009年希望参加IMF副总裁的角逐，却由于美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同年10月，中国银行副行长中排名靠后的朱民“连升三级”，被火速提拔为央行副行长，仅4个月后的2010年2月，他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这一任命可算作各方势力平衡的结果。

　　在2010年通过的IMF份额改革方案中，中国的份额从之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升至6.07%，位列美、日之后，成为第三大表决权国。

　　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2011年5月，IMF前总裁卡恩因性侵案被逮捕，IMF领导层和管理结构出现了一个巨大改变的可能。在与发达国家博弈之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使得金砖五国并没有就候选人提名达成统一意见，从而丧失了机会。结果，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单挑法国前财长拉加德，并以失败告终。

　　在这次选举中，中国对拉加德投了赞成票。在朱民获任IMF副总裁之后，海外媒体尖刻地指出：朱民的职位是拉加德对中国支持竞选的回报。对于这一说法，朱民的回应是“Nocomments”(不予置评)。

　　在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看来，朱民“当个副总裁是必然”，理由是，作为国际组织，IMF不能忽视中国这样有如此重大作用的经济体。

　　那么，在从IMF总裁顾问到副总裁的道路上，朱民做了什么？“朱民根本没有办法做准备。”一位分析人士说，“他是被选中的。”在这场由金融危机掀起的、漫长的全球经济格局转换的过程中，在国与国的博弈中，每个人都是一枚小小的棋子。

　　金融危机中的个人崛起

　　勤奋，博学，谦和，幽默，有人情味儿，但又极有学者与官员的分寸感，在所有媒体面前，他都只乐意以“经济学家”面孔出现——从在中国银行做副行长开始，朱民就是这种公众形象，现在依然。

　　“朱民是一个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的人。”朱民在中国银行的一位下属这样描述说，“朱民一直在搞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变得很敏锐。”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是一次“百年一遇”的机会，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非常好的研究素材。危机刚刚开始，朱民就组织中国银行中银国际研究所的人搞研究。在很多人懵懵懂懂、觉得雷曼兄弟的破产不过是华尔街的常事时，朱民已经很快地对此作出了反应。其实早在2007年的达沃斯上，朱民就对西方金融机构的“过度金融化”提出了批评，并且警示了潜在风险。

　　那段时间，朱民写了大量的文章，且于2009年出版了一本在业界影响比较大的书《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这是当时中国学者写的第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学术专著。也许，正是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当然，朱民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历——深厚的学术素养、政府工作背景、国际组织工作经验、金融市场经验。也是他最终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

　　朱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朱民从复旦大学毕业，成为上海市体改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还短期担任过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2005年病逝)的秘书。于1985年赴美留学后，朱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他曾师从保罗·沃尔克(这位国际金融界的传奇人物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经济顾问)。朱民还有在复旦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经济学的经历。

　　1991年，朱民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任期五年。1995年，朱民对两位老友，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表示：自己想回国效力。很快，中国银行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在中行，他等到了作为银行家难得一遇的机会——中银香港的重组上市。1999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中行成立1216办公室，朱民担任办公室主任。2002年，中银香港上市，当天便引发港股狂潮。中银香港上市成功后，朱民升任中行行长助理。

　　他的第二次机遇，是2003年12月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拉开。此后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直至中国银行成功IPO，朱民都是亲历者和主导者之一。

　　对他这段经历，曾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汤敏评价说，朱民长期在中国金融界摸爬滚打，尤其主抓中国银行的上市工作，亲自参与了把中国金融从一个非常落后和非常危险的体系改造成比较健康的体系的全过程。

　　中国建设银行董秘陈彩虹则用类似比喻表达自己的观点：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是金银天然是货币；“这句话套用在朱民身上很合适：朱民天然不是IMF的副总裁，但是IMF的副总裁天然是他”。他的专业能力、职业经历和个人魅力，决定了他是“最好的人选”。

　　除了勤奋、专业，朱民的“交际圈”也不容忽视。

　　多年来，朱民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并担任主旨演讲人。之前在美国求学、工作多年，他能说流利的英文，这让他能在各种国际论坛上显得轻松自如。一米八多的个头，声音洪亮，言语风趣，即使在论坛上和一群老外在一起，朱民也是非常抢眼。他不逃避回答任何专业问题，信手拈来的各种数据(精确到小数点)、严密的逻辑、轻松的表达、驾驭全场的能力，让他看起来无懈可击、招人喜欢。

　　在中国银行时，朱民每年底都亲自策划、主持国际金融论坛。论坛的主题固定，均为“中国与世界”，副题则是当年的金融热点。在这个论坛上，能看到活跃在国际金融界的大腕级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金融抑制”之父麦金龙、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等等，还有多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北京所有的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金融学者，基本上都是这个论坛的常客。

　　如果说朱民为在IMF的职位刻意准备过什么，那么论坛就算一个。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他不仅与国际名流交流，提升了知名度，还交到了一批重要朋友。

　　待解之题

　　作为第一个进入IMF领导层的中国人，朱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一是要看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二是看总裁拉加德的信任，三是朱民本人积极主动地努力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兼副所长向松祚表示，“目前看，三个因素都具备，相信朱民将发挥重要作用。”

　　IMF总裁拉加德是个政治性人物，在金融治理专业能力上比较薄。朱民在IMF负责全球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这正是她需要倚重的。

　　谈到新工作的挑战，朱民很谨慎：“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舞台，需要国际的视野。”他的工作阅读量非常大，他要看所负责的68个国家的宏观评估报告。挑战在于，“写的都是外交辞令，很精致、很婉转，所以要认真地读、读清楚，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

　　摆在朱民面前的，是全球经济波谲云诡的复杂景象。

　　9月20日，IMF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全球今明两年GDP增长预期至4%，同时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由6月份预期的9.6%降至9.5%；而对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到9.0%。同时，IMF预期中国今年CPI达5.5%，远高于去年的3.3%。

　　朱民的世界，主要就是由这些数据构成的，这些可都不是让人省心的数据。

　　欧债危机，是身为IMF负责全球金融政策副总裁的朱民上任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现在，已经到了欧洲债务危机最为焦灼的时期。“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实施和落实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力范围的决议，从而能够加强欧洲银行业的资本空间，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朱民说，防止欧债危机向银行业扩散是他最关注的事情。

　　朱民介绍，IMF在欧债危机的政策建议、督导执行以及资金投入方面都在做很多工作。但欧债危机能否解决，有赖大量的外交和协调工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教授就认为，欧债问题无解的关键，是各国对于后美元时代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共识。

　　世界经济的复杂性，欧债只是其一。美国现在也是自顾不暇，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新兴经济体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过度贷款，资产质量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

　　“发达国家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预防即将可能发生的危机，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朱民说。在他描述的未来经济格局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如果新兴经济体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形成经济的主导性，那么世界就真的变了。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但是不一定必然会发生。”

　　有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新兴国家崛起后，与发达国家的摩擦可能使IMF走向分裂。“朱民的出现恰可增进沟通、缓和对立情绪，并以此展示IMF内部结构更趋多元化的整体思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教授应惟伟说。

　　朱民的老友，已从摩根士丹利退休、现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史蒂芬·罗奇，对朱的作用很乐观。他表示，作为IMF高级官员，朱民现在有难得的机遇，“使得在世界最需要他的宏观调控方式时，在精准的时间点，把这些能力转化为行动”。

　　“朱民在IMF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水平。”景学成说。这些，将是他的压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