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船票：谁有资格取得

　　站在2012之前，观察东方与西方的交会、西方与东方的融合，考察世界进入现代化的程序，方能反观中国寻求突破的契机，赢得通向未来的船票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编辑│何伊凡

　　2012，是一组数字，一个年份，一个传说，一场“毁灭”。玛雅人说：“2012年12月21日黑暗降临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这是玛雅人历法的终点，更是一种神示。我们无法揣测神的旨意，玛雅人也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让它成为一个公众话题的是电影《2012》，震撼人心的画面展示，那一天，地球面临一场无可挽回的天劫。

　　灾难片一直有市场，而现实中对于天灾的预测总难以令人信服，一切对未来的恐惧都源于对现实的忧虑。当末日情结投射到屏幕上，我们必须要审视自己生活中正在经历的一切。

　　2008年成为世界的又一次拐点，及至2011年，金融危机魅影若隐若现，欧元区近两年埋首应对欧债危机，美债雪球越滚越大，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全球性股灾随之而来。国际形势亦动荡不宁，日本地震引发核危机，北非战云密布，挪威奥斯陆惨案震惊世界，希腊与法国均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连英国绅士也走上街头打砸抢，2011年虽未结束，但已注定是喧嚣、迷乱的一年。

　　在金融危机之初，中国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政府支配力量空前膨胀，其干预经济手法第一次在全球获得认同，多项财政政策与行业振兴规划普遍叫好，国家经济主义风头无两。中国似乎要再次重现“万国来朝”的局面，找回自盛唐以来逐渐迷失的光荣。但两年之后，中国也已不能独善其身，制造业出现持续萎缩，外贸不振，沿海大批企业倒闭，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衰退的阴影已经浮现。正如吴敬琏所说，原有的路已经走到尽头，必须寻找新的路径和突破，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创新乏力，中国很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种种矛盾凸显，现实也越来越魔幻，一个炫富的女子，能掀起一场慈善风暴；一辆停驶近30分钟的列车，会让另外一辆列车追尾。应对“十一”长假，有人写下这样的“出行注意事项”：1.坐动车或高铁请避开雷雨天；2.坐普通火车一定不要惹乘务员；3.坐地铁不要坐首尾车厢，防止轻度追尾；4.若到北京，一定要问清同行或同住的是否上访者；5.看见路上摔倒的老人，扶起之前一定让其签字或录音确认自己摔倒；6.注意食品安全。珍惜生命，你懂的⋯⋯虽是调侃，也令人哭笑不得。

　　不同文明的大船航行在汪洋大海上，互通有无也互相争斗，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总有胜利者以旗舰的姿态率队前行。而面对“2012”，及之后的2013、2014⋯⋯舰队各自为战的状态已无法持续。不管电影中描绘的灾难是否会降临，未来世界依然需要“方舟”，唯有获得登上“方舟”的船票，才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分享复苏带来的红利，保护变革既有成果，走出经济模式崩溃的阴影。

　　中国，能拿到这张船票吗？

　　这并非世界第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图都会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多数情况下这仅是一种隐喻，但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总有隐喻会变成现实。中国不但曾多次获得船票，还曾数次成为“船长”，引领世界的方向。

　　15世纪之前，中国经济、人口增长率、科学技术水平、工业化程度等各项指标总体均领先于西方，甚至直到16、17世纪，经济水平也不逊色于西欧。西方的兴起并超越中国，发生在近200多年中，如果将人类文明史浓缩成一天，这不过是一根火柴燃烧的时间。

　　“为什么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这一东方帝国是如何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边缘化的。

　　站在2012之前，观察东方与西方的交会、西方与东方的融合，考察世界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方能找到中国寻求突破的契机，赢得通向未来的船票。

　　上古荣光

　　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中心几乎同时崛起，从时间上看，欧亚大陆的统一尚早于秦帝国的建立，不过彼时的东方中央集权体系优于西方相对松散的“共和”式体制。

　　公元前361年，一位29岁的年轻人穿过函谷关，风尘仆仆。他叫商鞅，原为卫国宗室，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他曾来到魏国，为国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曾告诫魏惠王：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只是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的嘱托不以为意，反对商鞅即不用也不杀。不久，商鞅听说比自己更年轻、年仅22岁的秦孝公向天下发布“求贤令”，便兴冲冲地上路了。在秦国，商鞅以霸业之论征服秦孝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他像一个莽撞的斗士，完全没有“增量改革”的计划，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渐进”，更不需要论证“社会承受力”。直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全盘出击、齐头并进、锐意突破，在最短时间内，将秦国彻底改变为一个新的国家。

　　商鞅变革有三点对后世影响深远，首先是“南门立木”，奠定法家治国的精神基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契约”。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其次是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并允许买卖，这是中国最早的私有化改革。再次确立以军功分等级，平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贵族地位，打通了阶层之间的通道，建立了类似于KPI体系的考核制度。

　　变革之后，秦国实力大增，秦军得益于各种激励机制，成为列国中战斗力最强的虎狼之师。商鞅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经丞相李斯的一系列制度完善，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帝国体制。

　　与秦国相似，列国大多实行了程度不同的变革，西周开始的“封建制度”逐渐崩溃，列国为了争雄，也不遗余力地开发资源，社会发生巨变，下层人获得较多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机会，人们追求金钱、利益的机会增多，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各行各业均有富可帝国的大商人。

　　战国时期，列国虽频繁征战，但对“国际贸易”却并未封锁，郑国曾与商人立下互惠互利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用司马迁的话说，当时情况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猜忌，受车裂之刑。他死后两年，欧洲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在希腊东部的马其顿王国即位，他以非凡的武力成为希腊共主，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今锡尔河)的国家。

　　亚历山大的帝国是武力扫荡的成果，虽然秦帝国也如此建立，但前者缺乏像中国那样凝聚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迅速分裂，经过漫长的几个世纪，罗马帝国才又承继了他的霸业，在西方建立起统一的政权。

　　自古希腊开始，西方便有“同盟”与“共和”的传统，罗马帝国之后，建立不久的君主政体，又演变为军事领袖轮流称帝的军事政权。自形成之日起，罗马帝国的扩张就从无停息，罗马兵团兵锋四出，大军留居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也耗费了自己的人口资源。帝国之内，每一片新得到的领土，罗马都与原有族群共治，帝国法律与地方规则共同存在，权力呈现日趋分散状态。

　　此时，东西方都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没有机会通过军事对抗来一较优劣，它们依照其地理与环境而走上不同的轨道。

　　西方文明以地中海为核心发散，地中海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接，东部通过土耳其海峡和黑海相连。西端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沟通，就地理而言，地中海北岸一带的希腊诸国、意大利半岛即古罗马一带，土地相当贫瘠，农业薄弱，粮食、谷物需要进口，而地中海东部的尼罗河口三角洲、波斯两河流域，其土地又极为肥沃，农业非常发达。

　　正由于地中海沿岸各地物产差异很大，地中海文明一直潜存着商机，加之其沿岸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拥有许多天然良港，成为沟通三个大陆的交通要道，这样的条件，使地中海从古代开始海上贸易就很繁盛，还曾对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与更替起过重要作用。自古希腊时期，商业活动就在地中海一带繁荣起来，据考古发现，至少在公元前6000-7000年间，爱琴海(地中海的一部分)上就开始了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

　　由于中国农村散布各处，其生产的商品必然经过市场集中于分销才能实现流通，从农村到市镇、地区中心级的城市，再到大都市，这一市场网络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为遍及全国的交通路线网，在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政府的行政权力与民间讯息传播、商品的流通一样顺畅。这一市场网络绵延两千年，成为中华文明经济、文化与政治复合共同体的实际载体。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

　　不过，这坚实的堡垒也留下了致命缺陷。商鞅虽得赐名“商君”，并以商鞅之名传至后世，实际上他对商人阶层毫无感情，而且视为仇雠。他当政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有学者认为，商鞅强国之术在经济模式上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秦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个体淹没在国家之中。但是，商鞅的治国理念顽强地遗留下来，影响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曾写道，对于商鞅，“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这也为中国错失通向现代化的船票埋下了伏笔。黄仁宇先生就认为，中国在公元前的若干世纪就发展出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它使得中国的政治和伦理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它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度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反而确定无疑遭到抑制，搅乱帝国的统一管理，结局是，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

　　巅峰时刻

　　到13世纪，中国的形象在欧洲人眼中还神秘而高大。文艺复兴时欧洲思想家把中国塑造成一个飘渺的乌托邦，那里不仅有巨大财富，更有柏拉图梦想中的“哲人王”，他们甚至认为这个东方帝国代表着完美的政体。如果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统是这些思想家手中的火把，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中国则是远方若隐若现的灯塔，朦胧、浪漫，让人充满幻想。

　　皇权的力量在汉武帝时空前膨胀。为积蓄战争资源，汉武帝刘彻绝不能容忍西汉商贾成长为挑战政权的另一股势力，那些囤积居奇、操控市场、哄抬物价甚至私造钱币的工商业主，受到财产税及逃税的重罚(所谓“告缗”)，大受创伤，从此初具规模的城市经济一蹶不振。

　　借雄厚的国力，汉王朝进行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战争：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并平西羌，西南通西南夷，南平东瓯、闽越与南越，东北灭卫氏朝鲜，当时汉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结束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对其正式宣战，名将卫青、霍去病数度大败匈奴，彻底击溃这个草原民族。此后，匈奴部落络绎西迁，这些汉军的手下败将，在欧洲人和萨珊帝国面前却异常凶悍，让对方极为头痛。

　　匈奴西迁后，欧亚大陆腹地的高加索族群也纷纷西迁，引发4世纪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入侵”。罗马建立的地中海霸权，随着一批批的“蛮族入侵”为之终结。欧洲的族群彻底分化，东、西罗马名存实亡，原来堪为核心的“罗马和平”秩序无法维持，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宗教秩序逐渐取而代之。

　　中国战国时期曾瓦解的“封建制度”，竟然在欧洲“复活”——领主不能有效地建立统一国家，地方力量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与中国不同的是，“君主”与地方力量之间，欧洲由宗教秩序提供一定程度的调和。教会与地方力量共同掌握权力，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从此，欧洲既无机会建立皇权与文官系统相结合的政体，也无机会将分裂的族群重新整合。

　　为排斥异己，欧洲政教合一的基督教会钳制思想，垄断文化资源，欧洲沦为万马齐喑的局面，从5世纪至14世纪文艺复兴之间，中国仍然在领跑世界，而欧洲却处于“黑暗时代”。

　　自220年后汉覆亡至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也有“失去的三百年”，然而它再次缔造了唐宋辉煌，特别是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帝国史上最为灿烂的一页，彼时社会充满自信，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盛唐时财富顺畅流动，陆上丝绸之路到达鼎盛时期，亦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扼守商路的中亚诸国，也以其地利之便聚敛巨资。自秦汉起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也繁盛起来，由中国南海岸出海，货物经过区间贸易可达中东。

　　唐代是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形成经济和文化的“国际化”，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中国的宗主权，都城长安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西藏)人与安南(越南)人前来定居，唐太宗的“天可汗”，标志着中国皇帝成为其时国际社会的盟主。唐宋以来，在中亚到东南亚的广袤地区，中国确立了“华夏和平秩序”，以贸易和朝贡制度集合，并以强大国力为后盾，长期执东方世界之牛耳。唐宋帝国专制政体的威信达到顶点时，重农抑商，也逐渐内化为道德束缚和社会共识，商人难有翻身机会，中国很难走向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道路。

　　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前的5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大帝即位，这位雄主试图重现罗马帝国的光辉，东征西讨，花了20年时间打败波斯帝国，击溃汪达尔族，从哥特人手中收复了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的内湖。

　　不过就在541年，欧洲开始发生一些恐怖的怪事，有人在交谈、走路、买东西时，会不由自主地摇晃，继而暴亡。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瘟疫开始了。最严重时，欧洲一天就有上万人不幸死去。这场瘟疫导致罗马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并引起大规模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

　　经过残唐、五代扰攘，宋王朝与唐朝格局已迥然不同，在强国林立的东亚大陆，宋朝只统治了唐朝之时的核心国土，在列强的压力下，宋代政权虽然懦弱，经济却异常繁荣。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认为：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更是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这是中国历史的“灵光一闪”。

　　日后雄霸海上的欧洲国家此时才慢慢成形，法兰克人建立的王国到6世纪中方建立封建采邑制，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829年，大不列颠群岛上的威塞克斯王国吞并了其他6个王国，结束“七国时代”，诞生了英格兰。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以亲属关系要求继承英国王位，遭拒绝后，发动黑斯廷斯战役，以武力夺取英王之位，为1337年-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埋下伏笔。

　　在这个“世界”的两端：太平洋西岸和大西洋东岸几乎没有过直接的交往，欧洲黑暗时期正是亚洲国家空前繁荣的年代。他们对彼此的认识也仅仅是通过7000余公里的丝绸之路。这样漫长的距离，扭曲了东西方之间绝大部分可供了解的资讯。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规模浩大的三次西征以及针对中原王朝的南征，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既带来了血与火的灾难，也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打通的道路。在这个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达“大汗的国土”，并把最高赞美给予了这片土地，他的游记在欧洲被广为传颂，人人都知道，在遥远的东方，大汗的国土遍地堆满了财富，只待他们俯首捡拾。

　　西方的商人和冒险家们醉心于《马可·波罗游记》所描绘的神话般东方财富，但是，当时土耳其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到东方的传统商道，而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

　　在这种形势下，西欧各国迫切想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通向东方的新航路，这最终成为地理大发现强大而持续的动因，东西方即将在这个历史点上交会，并走向不同的方向。

　　落日余晖

　　明清之际，中国错失了四次机会，最终未能拿到通往未来的船票，败于欧洲的舰队。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里，精彩描写了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明朝发生的一些“琐碎”事件，通过这些看似末端的小节，黄仁宇得出结论：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的管理，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这次转变没有发生，出身贫寒、卑贱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后，鉴于宋代覆亡和蛮夷强大，深切感受到管理松懈之痛，对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多次整肃，杀掉宰相胡惟庸之后，这位“创业者”摇身一变为取得绝对优势的“出资人”，而之前历代作为“管理层”，与皇帝分享权力的文官集团受到打压，中央集权达到巅峰。而大清入主中原，帝国最后一个朝代建立，民族情结夹杂着权力驱使，使这个末世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彻底固化。

　　明代文官集团在皇权打击下，几无还手之力，受权臣宦官欺凌，轻则有廷杖之辱，重则有灭门之祸，大多数人俯首贴耳，甘于闺墨之中，思想日益封闭，对于心灵的呼唤不予过问。

　　然而15世纪，贵州龙场，一位36岁身处艰困之中的驿丞，日夜反省人的短暂一生，突然在一个深夜，顿悟到心学奥秘。他就是儒家最后一位圣人王阳明。王阳明在心学上接孟子，强调个人思想，建立了万物具并于我的唯心理论，致良知、量能，更为个人的主体自主，设定不同于世俗外在规范的自由空间，特别是“知行合一”论，更是让学者在思想之外走向实践，赋予儒家少见的务实精神。

　　可惜的是，心学自王阳明后没能发扬广大，不是日渐空疏、狂禅末流、放诞无束，就是在官场争斗中消耗殆尽。崇祯年间，明代最后一位户部尚书倪元璐，秉承心学务实精神，以皇帝首席财政管理者身份，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极力主张海外贸易合法化，废除世袭军户制，在扩大铜币储备的基础上发行宝钞。他还强调“通商”应是地方督抚主要职责之一，对于商人可为社会提供有用服务的观点，更是让人看到去除千年“重农抑商”痼疾的一丝曙光。然而，满洲骑兵没有给他成就大业的机会，1644年，他追随崇祯皇帝殉节大明。

　　曾有学者假设王阳明的心学成为儒家主流并不断演进，中国难保不会发生欧洲启蒙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王阳明没能拯救中国，却拯救了日本。在他身死300多年后，与中国同样面临亡国之危的日本，承继阳明心学，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数十年间，便使这个弹丸小国“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阳明心学兴起之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最黑暗时期，基督教教士们根据《圣经》中所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的“语录”，对“女巫”发起持续近300年的迫害。1487年，教会出版了猎巫“专业书籍”《女巫之锤》，近200年间，竟接再版了近30次。

　　基督教不仅热衷于烧死女巫，更热衷于烧死科学和理性的萌芽，1600年，由于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布鲁诺被罗马教廷烧死在鲜花广场。就是这一把火，点亮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明灯。

　　文艺复兴后，欧洲召回古典时代的智慧之光，教会无法独占心智资源。自17世纪中晚期开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用科学和理性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运动之后，欧洲迈入一个全新方向。

　　商业与冒险总是相伴进行，当中亚奥斯曼帝国击败拜占庭，切断东西方陆路交通后，欧洲人像着了魔一样，争先恐后驾驶着帆船冲向海洋，只为到达东方的富饶之地。在中国召唤之下，15-17世纪，以麦哲伦、达·伽马和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用自己的勇敢和风帆，将世界所有大陆连接在一起。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商集团与各自王室签订契约，确立财富共享比例，随之驶向海洋，开始了数百年的缠斗。1493年，罗马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同年，明廷却敕谕今后百姓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

　　明初郑和统率使团七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然而，郑和的船队沿海岸航行，并不深入大洋，其“革命性”的造船技术并没有机会得到验证。再者，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威而非贸易。

　　因此，七次航海不仅没有像后来西欧航海家的远航那样带来巨额利润，反而使国库空虚。他每次出海，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丝绸、棉布、铜器、铁农具、铁锅等，而换来的只是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香料、补药和各种奢侈品。每次远航耗资巨大，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致使郑和航海被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敌指责为“弊政”，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与郑和的船队相比，倒是那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更加活跃，在政府禁止之下，这些武装海商集团绵延200余年，以一种非法方式维系着东西方海上贸易，他们既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行交易，也会伙同倭寇劫掠海岸。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他在明朝末年活跃在中国南部及日本等地，在接受招安前，既是商人也是海盗，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经商基地，打破官方海禁，繁荣海市，其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他剪除群雄，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大陆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

　　不过，郑芝龙这样的人物也不过昙花一现，难以带动中国进入海上强国的序列。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一个新兴阶级脱颖而出。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通过向统治者提供税收支持，君主对商人阶级的依赖日渐提高，商人阶级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政权结构逐渐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

　　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有学者认为正是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求强”与商人“求富”达到完美的融合，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也是时至18世纪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集团。

　　17世纪之后，欧洲人发现，中国这一片传说中的乐土成了他们的贸易之痛——中国人几乎不需要欧洲的任何商品。1792年，英国人为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派出由400人组成的强大使团，带着欧洲最新科技和诚意来到中国，希望赢得中国的尊重，促使其融入世界。

　　中国人似乎乐于相信马嘎尔尼的来访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然而当时不论有如何膨胀的殖民野心，只有700万人口的英国断然不会愚蠢到轻易对万里之外、拥有3亿人口的东方帝国发动战争。

　　马嘎尔尼曾向当朝权臣和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和对此毫无兴趣，他只对乾隆的喜怒哀乐负责。马嘎尔尼在他的日记中说：“在热河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和)列举了欧洲学者的最新发明，特别提到了热气球，我特意带了一个可以做示范表演。”

　　然而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吝于让全中国都知道了西方人的优势，这简直不堪设想。在中国人眼里，科技只是奇技淫巧。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科技代替人力，只会让更多的人失业，这会威胁到帝国的统治——除了皇帝的权威，中国什么都不需要。英主乾隆，以为马嘎尔尼不远万里只为表示英吉利国的臣服，懦弱的官僚也乐于在是否下跪问题上与马嘎尔尼纠缠不休，只为皇上的龙颜一悦。

　　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后，欧洲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异化、丑化与漫画化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广泛流行于19世纪西方社会。“中国佬”套话中，野蛮或半野蛮的中国人丑陋、怪诞，留着猪尾巴一样的长辫子，裹着小脚，打着伞，男不男，女不女，细眼睛似笑非笑，诡计多端，说话怪声怪气。从早到晚抽鸦片，吃猫、狗、蛇、老鼠之类的动物，溺死女婴，以残忍为消遣，容易受宠若惊又容易忘恩负义，既是奴隶又是叛徒⋯⋯

　　从崇拜到丑化中国的过程中，西方开始高度认同自身的文明，确立新的世界观念和秩序，并将之普及于世。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再也不是他们学习的偶像，甚至也没有资格成为他们竞争的对手，只是可以征服的“野蛮人”。

　　再造价值

　　马嘎尔尼到达中国28年前，被视为工业革命标志的珍妮纺纱机刚刚出现，而瓦特改进蒸汽机，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当时科技领先的英国，仍然处于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过程中，彼时东西方的差距尚未拉开。

　　16世纪初，欧洲没一座城市的人口突破20万，拥有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5座，16世纪末至l7世纪初期，人口在15万以上的商业城市才上升为4座。而在163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8%。虽然欧洲经济在1450年后全面振兴，但当时中国也存在一个活跃而牢固的市场经济，其城镇商业系统十分发达。根据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在初级市场层面，中国组织得“令人惊讶”，其布局几乎达到了“数字般的准确”。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往来繁忙”；由互相联结且监督良好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商业网络布满了中国。此外，晚明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与当时欧洲国家相似的近代化萌芽：水路网络漕运实现高度商业化，布罗代尔引用了当时神甫马加良恩斯的话：“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内河)航运业能与中国相比⋯⋯”

　　11世纪后期，中国铁的年产量已达12.5万吨，人均产量3.1磅；整个欧洲的铁产量在17世纪末才达到这一水平。有学者认为，在军火工业方面，15世纪的“中国火炮只会比欧洲的更好”。在17世纪，中国第一流战舰上已装备两门约1300磅重的主炮，船两侧装备五门约为900磅的辅炮，这样的装备与当时欧洲水平不相上下。

　　不过，到19世纪中叶，天朝已脆弱如风中的芦苇，撕下它外强中干的面纱仅需要一阵微风。就在此时，英国人找到了平衡贸易的商品——鸦片，并将它们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白银流向终于改变。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广州贩卖鸦片的英国人受到被处死的威胁，是否应该对中国派遣远征军？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起立作出了具有决定性的发言。48年前，他还是12岁的小孩，曾随马嘎尔尼的使团前往满清帝国——他是当时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他说：“我们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放弃。”中国在19世纪拿到船票的最后一次机会，随着这场战争化为泡影。

　　19世纪中期，中国屡战屡败，国人认识到光有坚船厉炮还不够，应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中国，因此先后有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是在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新办的几十个工厂，就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在新环境下的扩充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民族资本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工厂有49家。它们多办在洋务运动比较活跃的广东、上海及江浙一带。正是由于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对封建朝廷冲击所引起的变法和洋务派在朝廷中的有限作用，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特殊条件。因此，“商民延颈举重，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第19页)。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戊戌变法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那么，政治上的变法正是经济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已经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法则，来解释戊戌变法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引进中国，是中国产业革命之始。任时先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写道：“中国产业革命后所兴新的工商业，因受帝国主义资本的刺激与扶持，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这实亦是必然的，所以自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动以来，政治上的改革要求便继之而起。”

　　1911年，中国终于推翻帝制，但孙中山先生的社会政治理想，不仅北洋军阀未能实现，国民政府也未能实现。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一大批实业救国者，但他们无法撞破时代的牢笼，既难以跨越制度的障碍，也无力保护自己的产权，甚至不能得到舆论的普遍同情。

　　20世纪的百年是巨变的百年，全人类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在这百年中突然加速，但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配角地位。过去几千年中，东西方各自走出一条商业之路，并缓慢开始互相联系。自15世纪开始，中国的衰落与西方的崛起同时发生，方向相反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速度差异，即使至清代停滞的时期，中国其实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逻辑推演。只是崛起的西方带着新的财富聚集模式席卷世界时，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并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被国际化”的对象。

　　“资本主义”式的财富聚集模式为内里的全球市场网络已然形成，各种国际组织最具实际作用者，基本是经济合作组织(如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欧盟等)，全球化现象，必然是以经济国际化开始，并不断持续发展下去。但自20世纪末，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思日趋强烈，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第一次面对整体覆亡的末日恐惧。冷战后，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对立已结束，战争阴云逐渐散去，但末日恐惧却愈演愈烈，环境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精神”把攫取金钱当作终极目标，而不是把它当成做其它事情的手段，更绝不视此为邪恶；对于金钱的攫取，也不会因为生活达到了满意的水平或者达到了传统的幸福感的水平而停止。而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旧有“资本主义”体系正在陷入困局，近年来，商业被视为造成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的祸首，企业获得的繁荣，被认为以广泛的社会利益受损为代价，商业正在陷入恶性循环。

　　如今，世界经济已形成一个整体，再以“舰队”模式组队抵抗风浪显得不合时宜，只有合力再造价值、推动新商业文明产生，造就一艘超越所有制争论的“诺亚方舟”，才能转危为安。

　　经过演变，当下的企业已不仅仅一个经济性组织，而是已成为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在各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社会性组织，促进自由公平的竞争、建立和完善法治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关系、改变国与国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方式。

　　再造方舟，不仅是政体的责任，也是企业天然的任务。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30多年的成长时间太短，不过危机与机遇并存，我们在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像今天一样如此好的机会，参与到再造价值的伟大进程之中。

　　(参考资料：《历史大脉络》、《万历十五年》、《现代中国的历程》、《我者与他者》、《中国大历史》、《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