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助推G20应对全球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于宏源

　　随着第70亿宝宝的诞生，人类无可置疑地进入到了“经济发展、财富累积、资源危机”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2011年二十国集团(G20)戛纳峰会的信中指出:“我们面临推动解决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当前，全球治理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严重不足，全球气候变化、千年发展目标、非洲饥荒等问题解决停滞不前;二是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等经济高速发展，它们面临着如何把经济发展成就转换为人类公共产品的挑战，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的压力;三是发达国家利用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劳动力等来填补其无限膨胀的消费主义文化。由此产生了全球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也带来了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

　　现有全球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八国集团(G8)代表的“富国俱乐部”和“民主大国俱乐部”的协调行动模式。目前“美国的债务，欧洲的危机，世界的问题”不仅影响主要国际信用货币信心，也对全球能源、环境、粮食等许多领域造成了直接的伤害。新兴发展中大国对传统的全球治理结构产生了三种冲击:一是在经济技术结构方面，中国、印度和巴西正在加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二是在发展模式领域，印度的包容性低碳增长模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等都成为有代表的发展模式，这本身就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三是在提供人类公共产品方面，这次戛纳峰会的重中之重是新兴大国如何救助欧债危机，全球瞩目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救助行动。

　　然而正如任何硬币都有两面，尽管新兴大国多维度影响全球治理体系，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诉求很难完全在戛纳峰会上得以体现和实现。一是金融危机问题提升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但是同时也强烈驱动着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权力和资源竞争，其中最激烈的便是金融体系的话语权。二是尽管G20比G8更有代表性，但是目前G20的机能和作用只能部分实现主要大国重大利益的协调，还远远没达到G8那种能够做到行动协调的地步。三是欧美发达国家对新兴发展中大国抱有防范心理，如目前欧美国家需要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财政支持，但是却并未因此放松对技术合作的限制。

　　戛纳峰会表面上研讨加强银行业监管、限制金融投机以及增加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透明度等，但是实际上是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修补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然而债务危机后的世界仍然是美国金融力量操控的世界，经济资源和权力从主权国家到金融寡头转移的不合理结构仍没有改变。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力量发展趋势虽然凸现，但无法改变美国金融势力坐大的局面。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结构变迁和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内促经济转型，逐渐取得货币金融工具领域的国内竞争优势;外促公平正义，推动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展望未来，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以开放的姿态和负责任的态度，G20的协同行动将得到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的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情况将逐渐改善，金融资本的势力坐大的逐渐扭转，全球治理体系将不断被注入新的活力、动力和生命力。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期待的那样，为了应对多样化的挑战，G20领导人需要明确目标和协同行动，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实现全球经济、资源和社会危机的不断解决!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解放日报国际部

　　协办单位: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

　　（责任编辑：杨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