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融史：金融与国运一脉相牵

　　百年金融史国运沉浮录【之二】

　　金融与国运，一脉相牵。

　　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定律。尤其说进入现代，金融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能力是筹资能力，更是配置资源的“将钱花到刀刃上”的能力——这正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近百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乃至国运的兴衰？让我们从历史的密码中为今天寻找提示。

　　北洋政府的停兑令，直接引发一场银行业毁灭危机。这场危机虽然由一代金融家宋汉章和张嘉璈等人力挽狂澜，但北洋政府却因此彻底失去人心，商界也开始倒袁。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做的最紧迫的一件事情，就是下令将大清银行改制为中国银行。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开业。4月1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北京另设中国银行筹备处，随后北京中行成为中国银行总部，原上海中行成为分行。

　　国之初立，百废待兴，各种事情自然是千头万绪，应接不暇，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将目光盯紧了银行，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新政府很缺钱。

　　实际上，威风八面的袁世凯大总统只能指挥北洋军，其他地方都督和军队，既不靠中央政府发饷，更不会向中央政府缴税，表面风光的北洋政府根本没有任何正常的财政来源，财政自然捉襟见肘。

　　政府要养公务员，要养军队，袁世凯当了总统还不过瘾，还想试试当皇帝的感觉。这些都需要钱。1912年底，组成仅大半年的袁世凯政府即已欠下高达1.7亿元的债务。

　　于是，北洋政府牢牢控制住银行，当时，中行、交行作为两大财政工具，募集公债、经理国库、为北洋政府财政垫资，当然，最重要的是发行纸币。

　　1912年，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呈给大总统的方案是“以九成白银为现金准备，一成国家公债为保证准备，发行纸币兑换券”。到了1916年，中、交两行共同发行了七千多万元，而准备金只有两千多万元。从1912年到1927年，一年年，北洋政府始终重复着一个动作，发行货币。16年里，发行额增加了150多倍。

　　这样规模的信用创造是灾难性的，结果首先是军队开始“不相信纸币”了，枪杆子说话当然腰杆粗，袁世凯政府赶快从银行提了库银给军队，银行的库存量大量下降。与此同时，担忧情绪在市场上蔓延。

　　1916年3月，广东中行率先发生挤兑。4月，浙江独立，浙江发生挤兑。同时，市场上开始风传，政府将发行不兑换钞票，平津沪中交两行提现增加，中行和交行都岌岌可危。

　　一旦某家银行不能兑现白银，厄运就会降临银行业。

　　中行向来是北洋政府的经济命脉，中行垮则北洋政府的经费全部打水漂。为了挽救中行信誉，4月30日，国务院下令全国税收以中交两行的钞票缴纳，此时的北洋政府已经山穷水尽。这依然没能扭转颓势。5月12日，国务院总理段祺瑞颁布《国务院2号令》，“自即日起中交两行纸币不再兑现银元，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

　　消息一出，全国哗然。中行、交行是代表国家信用，不能兑换钞票，和直接抢劫差不多。

　　虽然，中国银行总行也下令各地分行执行政府命令，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公然抗命不遵。

　　张嘉璈，字公权，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1913起，他开始担任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1916年，这位年仅28岁的副行长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惊涛骇浪。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经理汉章接到停兑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将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之桎梏。”

　　上海分行和北京中行分别代表商股、官股，官商素来不和，当时的中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和张嘉璈均为商股代表，支持他们的是能够撼动政局的江浙财阀。宋汉章和张嘉璈均认为，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决定，不买北洋政府的账。

　　停兑令下达当天，上海中行商股集会并电告总行“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

　　在上海，5月12日这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天。前来挤兑的人们是“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13日是周六，分行登报延长办公时间，挤兑人数减为四百多人。14日，周日，分行特别开门半日兑现，风潮似已平。16日，挤兑者减少，上海中行成功抵制停兑令。

　　中行股东联合会在一份通告中说，“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

　　政府的一纸院令，使各地市场顿起恐慌，中行、交行两行纸币市面价格跌到六折。由于交行没有像宋、张那样的灵魂人物，从此声誉一落千丈，同时受影响停业的还有上海的四明银行、殖边银行。市面上，各类生活用品价格大涨，生活水平大降，国内诅咒袁氏之声，甚嚣尘上。

　　北洋政府的一纸停兑令，看起来银行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银行倒了，谁还会相信政府？

　　停兑令之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商界，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中立，其时也越来越倾向于“非去袁不可”，“停兑令”之后不到一个月，袁世凯死去。

　　这段历史再次表明，无论是银行，还是政府，信用才是其立足的基础，放弃了信用，等于放弃了未来，不诚信的组织注定要被抛弃在历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