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屋”沦为赚钱工具？香港新保障房措施引争议

　　陈宜飚

　　保障房是否应该成为市民赚钱的工具？尽管香港特区政府有心如此，但是香港中产阶级却对这种做法争议颇大。

　　曾经长期坚持不复建居屋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10月的施政报告中突然大开金口，对现有的保障房体系提出了重大的优惠措施：

　　首先是破天荒决定复建居屋，而且开出极为优惠的条款，补贴市民购买居屋。特区政府承诺，未来该居屋以高价在二级市场出售时，政府只收回当年的补贴金额，而不像此前的居屋政策，要求市民按比例补交差价。这种“保底”的做法令新居屋措施成为一种“稳赚不赔”的生意。

　　与新居屋配套的一项措施是，特区政府对之前推出的“置安心”计划同样实施了“保底”承诺：让符合资格的市民可以先租住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在一定年限后，可以买下租住的房子。如果届时房价上升，可以以最初租房时签订的封顶价购买“置安心”，而如果到要买时房价下跌，则可以用市价来向特区政府购买。

　　此外，为了化解香港“80后”对于无法置业或是改善“蜗居”条件而产生的社会怨气，特区政府还计划推出“单身青年宿舍”计划，让无力置业的30岁以下青年可以廉价租住政府提供的宿舍——此举被认为是为了避免让更多香港年轻人沦为那些违法的公寓小套间的住客。

　　坦率地说，相比内地的保障房制度，香港特区政府做得算是不错，为什么市民仍然怨气十足？

　　香港保障房政策缺陷

　　先看最大的公屋租住计划，目前香港人口中有约200万人居住在公屋内。这批公屋受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管理。居住者只要交纳非常低的租金（合约家庭月收入的10%），另外免交物业管理费和土地税费，而且常常可以享受免交租的待遇。

　　但申请公屋条件非常苛刻：如果是单口之家，月收入低于8740港元，净资产少于19.3万港元；如果是两口之家，月收入低于13410元，净资产少于26万港元；如果是三口之家，月收入需低于15260港元，净资产少于34.1万港元；如果是四口之家，月收入低于18560元，净资产少于39.7万港元。考虑到香港的物价体系及其他生活成本，月收入15260港元的生活水平相当于在内地北京、上海的两三千元收入水准。

　　要住公屋还要有耐心，因为特区政府建造的公屋有限，而申请人数众多。特区政府目标是平均轮候时间为三年，但据各媒体披露，许多人连续五六年都轮不上。

　　此外，公屋的租住者虽然可以一直租在公屋里，但无法拥有产权，一旦其收入改善，可能需要搬出公屋，但往往这时候他们的收入还不够买私人住宅，因此成为“夹心阶层”，两头受困。

　　为了解决公屋产权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租者置其屋计划”（公屋租转售计划），给公屋租户一笔补贴，允许他们在居住一定的年限之后，以极低的折扣价买下租住的公屋，但房子在二级市场的买卖及按揭均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在2年内出售，则只能卖给房委会，而且要退回买房时的折扣金额；若在3~5年内出售，则可以按市价扣减特区政府补贴后卖给房委会；5年后则可以出售至居屋市场或是按市价交给香港特区政府一笔补偿差额金后在私人住宅市场上出售。

　　为了进一步解决“夹心阶层”的困难，特区政府还设立了“居者有其屋计划”（旧居屋计划），即由特区政府承建一批公屋，然后以极低的价格卖给符合条件的市民。买入居屋的市民可以把居屋在二级市场上出售，但是如果下一手买家是不符合居住居屋条件的香港人，则必须补地价给特区政府。所谓补地价，即如果当年买入居屋时，特区政府补贴了60%的价格，那么需要按出售时市价的60%补给特区政府。

　　旧居屋计划解决了夹心阶层的买房问题，但是由于居屋数量稀少，加上与市价挂钩的补地措施，令居屋的流动性变得极差。根据香港大学学者王于渐的数据，过去30年，只有20%的居屋缴付差价。

　　保障房不该沦为赚钱工具

　　提及公居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了提升居民福利，在1997年度施政报告提出一项“八万五政策”，希望特区政府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使10年内香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

　　遗憾的是，这项措施直接削减了私人住宅的需求，再加上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5年多的时间内贬值70%，很多中产阶级成为负资产，香港经济一片萧条，直到2003年SARS暴发过后才逐渐复苏。

　　香港特区政府也在2003年起无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计划单位。另外，房委会在2005/2006年推出最后一期公屋租转售置计划后，也终止了该计划。

　　在此期间，特区政府曾经一度于2003年1月推出“置业资助贷款计划”，为合资格的公屋租户人提供置业贷款，以便他们购买私人房屋，但这项计划只执行了一年左右，便于2004年7月14日终止。

　　然而谁又能想到，在金融海啸之后，随着香港地产泡沫再次冲高，并突破了1997年的高位，香港人开始了怀念“八万五”的舆论。然而，董建华的继任者曾荫权要么是“吃一堑，长一智”，要么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论外界如何要求，对于复建居屋的要求一直不肯松口。

　　然而2003年SARS之后，香港社会的行业发展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传统的制造业进一步衰弱，而金融业及高端服务的人才却迟迟未跟上，这导致居民贫富分化开始严重。特别是年轻一代香港人的收入普遍下降，因此对于公屋及居屋的需求开始节节上升。

　　于是，受到各方压力的特区政府在去年推出了“置安心计划”，允许合资格的市民租住政府提供的房子，但租期有限。不过如果居民在规定的年限内买私人住宅或是买下置安心居房，则会获得过往租金一半的补贴。

　　但谁也想不到，一直不愿意对复建居屋松口的曾荫权在上个月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中居然重新宣布复建居屋，而且对居屋买卖提供了优惠的条件，并且为置安心居屋提供了“封顶价”。

　　然而，这份迟来的大礼并没有获得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近大半月以来，香港媒体上充斥着对相关政策的评论，尽管也有不少叫好声，但大多数代表中产阶级的评论员均对曾荫权的新居屋计划颇有微辞。

　　曾任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公开在报纸上质疑，新居屋和“置安心”的对象分别是月入3万港元和4万港元以下的家庭，“用纳税人的金钱，让这个阶层当中的少数幸运儿发大财，是否最合理的资源分配方法？若用这笔金额增建公屋，会否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

　　此外，新居屋前4年只推17000个单位，而“置安心”仅有5000个单位，规模远远少于原董建华建议的85000套的安排，令不少人怀疑特区政府仍然在为香港的地产商“托市”。叶刘淑仪称获得新居屋的人为“中签者”，因为他们不但获资助置业，而且日后“包赚”，是“另类六合彩”！

　　至于兴建单身青年宿舍的建议，中产阶级也不接货。“除非居住环境或家庭关系十分恶劣，否则有多少青年，希望住进要和别人共用浴室和厨房的宿舍？”一些评论员说。

　　有香港议员认为，房屋政策涉及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政府理应衡量谁最需要帮助，按合理原则分配资源。如果当权者只是基于政治考虑派糖安抚民众，并非长治久安之策。（作者系本报驻香港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