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格局之变

　　当全球经济笼罩在衰退的乌云下，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保持一枝独秀？

　　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尽管欧盟区艰难地出台了拯救措施，但这些措施仍显得杯水车薪。对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而言，欧美经济的遇冷必将冲击到国内经济。

　　除了出口下滑，国内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的格局也将告一段落。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中国每增加1美元收入，需要投资3.3美元，但自2001年以来，这一数字上升到4.9美元，“比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发展时期所需的投资金额高出40%”。这一现状显然难以持续。在抗通胀与出口放缓的两难境地下，国内不少民企被宏观调控政策逼到了生存边缘，倒闭潮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

　　在这个微妙时刻，我们该如何疏导全球萧条给国内宏观经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在抗通胀与扶持中小企业间取得平衡？金融机构又该怎样调整资源配置，将稀缺的资本投向更高效率的领域？围绕这些话题，10月28日，在招商证券与《21世纪商业评论》、《南方都市报》共同主办的“下一个十年：中国与世界”的高峰论坛上，我们展开讨论。

　　《21世纪》：当二次探底的担忧逐渐变为现实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其实并不亚于欧美。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会出现哪些变化趋势？

　　陈淮：入世十年，全世界正从买中国的东西，到借中国的钱，这是趋势么？第二，我们是否正在从全世界翘首以待的对象，变成全世界排斥和排挤的对象？第三，在我们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人和物的关系变是否在变得尖锐？

　　陈东琪：我个人判断，这一轮的欧债和美债问题引起的经济危机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在每年10%左右，但这也会有一个停歇的时候。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国内城市化的速度正在放慢。第二，工业化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尽管我们看到中西部包括二三线城市都在发展工业，但整体来讲，东南亚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个长期的趋势。第三是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我们的人口在增加，但农村劳动力在减少，种粮食的人越来越少，它会对长期粮食供给的增长产生影响。第四，从投资变量的角度上看，眼前这种季度性、年度性的调整可能是长期的。

　　贾康：就短期来看，我认为明年的经济运行态势总体上的增速没有问题。应该讲，明年GDP增幅从9往下落1个点，甚至1.5个点，我们都不应该太着急。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明年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更多地追求调结构、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在这方面看到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增值税改革明年肯定会延续，那么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把试点做好，能否较快地扩大实施区域；对于小型企业，目前已出现了金融条件的放宽与财税政策的支持，那么明年如何更好地落实下去。另外对于企业创新，我们应该出台更多实质性的财税优惠，给它做配套等等。这些都是短期的概念。

　　《21世纪》：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您认为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东琪：人们当下对中美之间的力量评估有一种导向，似乎是中国发展很快，而美国经济疲弱，对吧？但人们忽略了中国的一个明显弱势，就是我们对创新力的建设很成问题。美国经济在经历这一轮调整后，如果它创新的长效机制依然很好，那么就会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其重新推向成长的轨道。我感觉国内的企业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还是需要反思的。我最关心的是我们的长期竞争力能不能持续。即使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否能由技术进步的力量来推动。

　　王建：中国经济已经在下滑了。譬如从三季度刚发布的数字来看，贸易出口扣掉价格指数，已经低于9.1%的季度增速了。还有一个数据可能大家不太关心，就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是一个存量的投资需求，这个需求在去年的前9个月扣掉价格指数后，实际增长率接近23%，那么今年呢？今年前9个月的数字扣掉价格指数后是12.6%，掉了10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明年实际投资增速掉到12%，GDP增长是绝不可能到9%的。另外，今年的广交会总成交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说明全球经济确实在变冷。

　　贾康：我觉得欧洲的债务危机将来可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据说欧美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从中国撤资，所以世界的格局发生变化后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发现，此次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中，一类是像希腊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一类是像西班牙这样产业分工很单一的国家。它们陷入衰退对我国的影响都会很大。另外像美国，实际上美国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加工都外包出去了，现在它又要收回一部分，这样一来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如何扶持企业走出去抓住机会，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毕竟，当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之后，中国企业再走出去，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又会完全不一样。这些是当前比较急迫的问题。

　　《21世纪》：那么，在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发掘出新的机遇？另外，中国应该如何为每年新增的外汇储备寻找投资方向？

　　陈东琪：大家现在都在谈机遇，有人说我现在买欧元资产是机遇，我觉得这概率恐怕不是很高。我觉得我们的钱应该更多地花在国内，比如社会保障、消费刺激、制度建设上。如果是要救欧洲的话，这个钱还不如救温州。

　　我关心的是消费。毕竟，我们发展的动力还是在企业和消费者。企业要有足够的利润流，消费者要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如果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就很难实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促进消费的增长点。第一，让老百姓愿意花钱，第二让TA有钱花，第三让TA可以在这个时候花。

　　现在的消费者年初到银行存一块钱，到年底一看，只相当于几毛钱了。所以整个储蓄在下降，单体家庭的预算是减少的。而消费动力恐怕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促进消费的增长点。第一，让老百姓愿意花钱，第二让TA有钱花，第三让TA可以在这个时候花。

　　所以我建议一定要减税，我们以后还是要多做减法，多执行那些有利于消费者和企业创新的举措。包括减税，贫困人口的补贴等。

　　刘晓光：鉴于我们的外汇储量，我们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走出去的问题。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人在系统地研究这个，没有一个系统的扶持政策。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应该买国际资产。

　　另外我还关心一个问题，国内的资金现在控制过紧，造成很多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资金成本。所以结果还是会转嫁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去。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的流动性都在放宽的时候，中国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要适当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本文系招商证券与《21世纪商业评论》共同主办的“下一个十年：中国与世界”论坛对话，由本报记者黄锴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