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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格局之变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1-04 02:5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当全球经济笼罩在衰退的乌云下,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保持一枝独秀?

  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尽管欧盟区艰难地出台了拯救措施,但这些措施仍显得杯水车薪。对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而言,欧美经济的遇冷必将冲击到国内经济。

  除了出口下滑,国内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的格局也将告一段落。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中国每增加1美元收入,需要投资3.3美元,但自2001年以来,这一数字上升到4.9美元,“比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发展时期所需的投资金额高出40%”。这一现状显然难以持续。在抗通胀与出口放缓的两难境地下,国内不少民企被宏观调控政策逼到了生存边缘,倒闭潮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

  在这个微妙时刻,我们该如何疏导全球萧条给国内宏观经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在抗通胀与扶持中小企业间取得平衡?金融机构又该怎样调整资源配置,将稀缺的资本投向更高效率的领域?围绕这些话题,10月28日,在招商证券与《21世纪商业评论》、《南方都市报》共同主办的“下一个十年:中国与世界”的高峰论坛上,我们展开讨论。

  《21世纪》:当二次探底的担忧逐渐变为现实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其实并不亚于欧美。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会出现哪些变化趋势?

  陈淮:入世十年,全世界正从买中国的东西,到借中国的钱,这是趋势么?第二,我们是否正在从全世界翘首以待的对象,变成全世界排斥和排挤的对象?第三,在我们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人和物的关系变是否在变得尖锐?

  陈东琪:我个人判断,这一轮的欧债和美债问题引起的经济危机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在每年10%左右,但这也会有一个停歇的时候。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国内城市化的速度正在放慢。第二,工业化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尽管我们看到中西部包括二三线城市都在发展工业,但整体来讲,东南亚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个长期的趋势。第三是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我们的人口在增加,但农村劳动力在减少,种粮食的人越来越少,它会对长期粮食供给的增长产生影响。第四,从投资变量的角度上看,眼前这种季度性、年度性的调整可能是长期的。

  贾康:就短期来看,我认为明年的经济运行态势总体上的增速没有问题。应该讲,明年GDP增幅从9往下落1个点,甚至1.5个点,我们都不应该太着急。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明年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更多地追求调结构、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在这方面看到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增值税改革明年肯定会延续,那么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把试点做好,能否较快地扩大实施区域;对于小型企业,目前已出现了金融条件的放宽与财税政策的支持,那么明年如何更好地落实下去。另外对于企业创新,我们应该出台更多实质性的财税优惠,给它做配套等等。这些都是短期的概念。

  《21世纪》: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您认为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东琪:人们当下对中美之间的力量评估有一种导向,似乎是中国发展很快,而美国经济疲弱,对吧?但人们忽略了中国的一个明显弱势,就是我们对创新力的建设很成问题。美国经济在经历这一轮调整后,如果它创新的长效机制依然很好,那么就会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其重新推向成长的轨道。我感觉国内的企业在科技方面的创新还是需要反思的。我最关心的是我们的长期竞争力能不能持续。即使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否能由技术进步的力量来推动。

  王建:中国经济已经在下滑了。譬如从三季度刚发布的数字来看,贸易出口扣掉价格指数,已经低于9.1%的季度增速了。还有一个数据可能大家不太关心,就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是一个存量的投资需求,这个需求在去年的前9个月扣掉价格指数后,实际增长率接近23%,那么今年呢?今年前9个月的数字扣掉价格指数后是12.6%,掉了10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明年实际投资增速掉到12%,GDP增长是绝不可能到9%的。另外,今年的广交会总成交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说明全球经济确实在变冷。

  贾康:我觉得欧洲的债务危机将来可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据说欧美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从中国撤资,所以世界的格局发生变化后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发现,此次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中,一类是像希腊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一类是像西班牙这样产业分工很单一的国家。它们陷入衰退对我国的影响都会很大。另外像美国,实际上美国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加工都外包出去了,现在它又要收回一部分,这样一来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如何扶持企业走出去抓住机会,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毕竟,当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之后,中国企业再走出去,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又会完全不一样。这些是当前比较急迫的问题。

  《21世纪》:那么,在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发掘出新的机遇?另外,中国应该如何为每年新增的外汇储备寻找投资方向?

  陈东琪:大家现在都在谈机遇,有人说我现在买欧元资产是机遇,我觉得这概率恐怕不是很高。我觉得我们的钱应该更多地花在国内,比如社会保障、消费刺激、制度建设上。如果是要救欧洲的话,这个钱还不如救温州。

  我关心的是消费。毕竟,我们发展的动力还是在企业和消费者。企业要有足够的利润流,消费者要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如果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就很难实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促进消费的增长点。第一,让老百姓愿意花钱,第二让TA有钱花,第三让TA可以在这个时候花。

  现在的消费者年初到银行存一块钱,到年底一看,只相当于几毛钱了。所以整个储蓄在下降,单体家庭的预算是减少的。而消费动力恐怕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促进消费的增长点。第一,让老百姓愿意花钱,第二让TA有钱花,第三让TA可以在这个时候花。

  所以我建议一定要减税,我们以后还是要多做减法,多执行那些有利于消费者和企业创新的举措。包括减税,贫困人口的补贴等。

  刘晓光:鉴于我们的外汇储量,我们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走出去的问题。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人在系统地研究这个,没有一个系统的扶持政策。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应该买国际资产。

  另外我还关心一个问题,国内的资金现在控制过紧,造成很多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资金成本。所以结果还是会转嫁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去。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的流动性都在放宽的时候,中国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要适当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本文系招商证券与《21世纪商业评论》共同主办的“下一个十年:中国与世界”论坛对话,由本报记者黄锴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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