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诉诽谤更有说服力

　　□ 舒圣祥

　　据报道，云南电视台频道总监李瀛将一些道听途说的省级某领导的传闻，通过杨某某等人编造成《云南省级某领导包养众多情妇为其滥权》的文章，在境外某网站发布。随即，该网帖在国内被原文转载，对云南省某领导在换届期间造成极坏影响。根据云南省委领导指示，撤销李瀛党内职务及电视台频道总监职务。

　　自“彭水诗案”以来，公民因举报官员而因言获罪，甚至被跨省追捕的案例，已经不胜枚举。评论者一直在重复着一个基本的法治常识，那就是：诽谤罪理当以个人自诉作为原则，公诉只能是在“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情形下的例外。

　　因为各地政府部门随意解释此例外情形，以至于凡是涉及领导干部，甭管是如实举报还是捏造诽谤，皆是公权直接出马。为了遏制这种现象，最高检去年还专门下发文件，将诽谤案件的批捕权上提一级审批，同时要求检察机关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

　　在云南电视台李瀛案中，被其举报包养情妇的领导虽为省级，但在案情上，仍是针对领导干部个人，而并非针对整个官员集体，是否构成“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非常值得商榷。在时点上，因为正处换届之际，李瀛被指“严重干扰了省委换届工作秩序”，然而这同样颇为令人费解。一来，越是官员换届越是应该提倡群众监督举报；二来，越是换届之时官员丑事曝光比率越高本来就是民主常态。在未查实李瀛举报确系污蔑之前，就武断认定其干扰换届秩序，直接以诽谤罪名撤销举报者一切党内和工作职务，显然难以说服民众，甚至反而会在普通公众心中坐实李瀛举报属实的看法。

　　既然是法治社会，自认被诽谤的政府官员，理当带头讲法治，理直气壮地出面自诉，将诽谤者告上法庭，并让其接受法律的惩处，而不是省略法律程序，直接让政府部门出动公权暴力。在诽谤罪面前，官员和举报者应该是平等的。举报者是否构成诽谤，应该由法庭说了算，而不是权力说了算，法庭判决要比红头文件更有说服力，更具法治精神。如果像现在这样，完全绕开法律程序，完全不提供诽谤证据，不仅李瀛不会服气，公众同样充满了质疑。

　　官员自诉诽谤，应该成为一种常识。官员包养情妇的举报，既与所谓政府形象无关，也与所谓换届纪律无关。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诽谤，如果官员足够有底气，就应该去拿起人人平等的法律武器，而不是官高一级的权力大棒。法治社会里的官员诽谤案，不能“见权不见法”，否则，你让公众如何判断，这究竟是为发泄个人私愤的诬告诽谤，还是为发泄个人私愤的打击报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