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悲剧下的社区图景

　　11月9日，深圳骤寒。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河东社区的隆兴家电修理店闭门锁户。当地居民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相关部门已经把杨武和王娟（均为化名）一家接走。

　　这座三层民房的一楼是门面，门口堆着些杂物。

　　本周，不断围上来的媒体让这家门店不时喧哗一下，却也不断揭开这家主人心中的伤疤。

　　悲剧发生于10月22日，当晚，径贝社区的联防队员杨喜利敲开杨家的门，对其妻施以暴打并将其强奸。

　　施暴者已被严惩，而外界在给杨武灌下一杯杯带有“懦弱”、“胆怯”苦酒的同时，却忽略了其所在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的种种隐忧。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在悲剧发生的河东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占了百分之九十，他们通常会以“靠自己”的心态小心翼翼地生活，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感笼罩在这个流动人口社区里。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相处融洽、充满邻里温情的社区，悲剧是否会避免？

　　一个月的骚扰

　　杨武，个头不高，靠一技之长开起了修理店，在河东社区居住了已有两三年，与居住在这里十几年的住户相比，时间并不算太长。

　　修理店对面是一口池塘，左侧就是河东社区警务室。

　　一名邻居对本报记者说，杨武一家很少跟邻居来往，有些邻居认为他修理家电开的价格比较贵，再加上这一片的惯例都是老乡之间互相熟悉才有往来。

　　杨武的邻居中，有的来自四川、江西、广东、湖南等地，安徽老乡并不多。

　　杨喜利和杨武都是安徽阜阳人，两人是小学同学，一次偶然相遇就留下了电话号码。

　　事实上，杨喜利负责巡逻和执勤的径贝社区和杨武家所在的河东社区相邻，但并非同一个社区。

　　有居民告诉本报记者，杨喜利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经常在晚上九点多到杨武家，让杨武陪他喝酒，因其脾气暴躁，一不顺心就对杨武拳脚相加，打斗声经常吵得街坊四邻不得安宁。

　　“每次杨喜利到这儿，这一条街都会反感。”邻居刘林（化名）对本报记者说，杨喜利开着一辆改装过的旧摩托车，装着警灯和警报器，每次都会用大约60码的速度呼啸而过，响着警报器邻居不敢把电动车停在附近，害怕被他撞倒。

　　杨武的店铺挨着河东社区警务室和居委会联防队值班室。

　　刘林说，一次杨喜利在凌晨时还没离开，吵闹的声音实在过大，联防队还曾有人出面将其轰走。

　　外人只是远远地旁观着“朋友间的骚扰”。

　　“如果杨武不报警，他们是朋友，我们怎么管呢？”河东社区一位联防队员对本报记者说。

　　这些社区部门并非心有余而力不足。

　　河东社区警务室的旁边是河东社区老居委会，一楼则是河东社区治安联防队的办公室。墙上的巡逻分组表显示，每19人一组，共三组，轮流值班。

　　当地每个社区都有类似的治安联防队，由社区居委会聘用，协助警方进行巡逻和执勤等任务。

　　如今，联防队时常会收到这样的电话：“你们联防队出了这种败类，你们还有脸活着啊。”

　　据深圳市宝安区委、宝安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杨喜利已被依法刑拘，西乡街道维稳综治中心专职副主任、径贝社区警务室警长等五名相关人员被予以停职处理。

　　“靠自己”的群体默契

　　杨武居住的河东社区，是深圳众多由村改制为社区的缩影。

　　公开资料显示，西乡街道共有33个社区，8个是城市社区，其余25个社区均是由原来的村经过城市化成为社区。

　　但河东村的本地人仍习惯称自己为村民。在深圳31年的发展中，他们从村民成为市民，村里的土地盖了厂房、工业区，自家修的房子也出租给打工者，村民成为收租人。这样的发展方式在深圳、东莞等以制造业发展而来的珠三角城市非常普遍。

　　据本地村民介绍，2010年，河东新区建成，村委会集资盖楼，村民有居住权，但没有买卖和转让权。如今，420户村民都搬到了新区，新区请了物业管理公司和保安，河东社区几乎成了外地人的租住区。

　　这些打工者通常在建筑工地、附近工业区的工厂、酒店打工，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有些人已经在河东村呆了十几年。

　　随着本地人“搬走”的还有河东社区居委会，据村民介绍，居委会只留下一些计生部门、流动人员管理部门，治安联防队则在河东老区。

　　相对于外来人口，从小在本村长大的当地人对社区的归属感更多，一些等孩子晚自习下课的村民会到治安联防队的办公室休息，玩电脑，和同在一起等候孩子下课的村民聊聊天。

　　而来自四川的刘林虽然到社区已经有12年，依然很少与居委会的人打交道。

　　“一般都是老乡和老乡在一起玩，只有在交出租屋管理费和停车费的时候跟居委会的人打交道。”他笑着说，平时电动车被偷了，还不是找不到谁干的。

　　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村民显得松散和无序，曾经熟悉的乡土村落熟人社会的亲切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自我保护。

　　另一名在河东社区居住的小杨（化名）对本报记者说：“虽然是老乡和老乡交往得多，但也有老乡害你的，杨喜利和杨武不就是老乡嘛。”

　　杨武家附近的打工者很多都有这样类似的观点：出门在外靠自己，有钱就有社会关系。

　　外来务工人员难以融入当地社区，当地社区服务也难以触及外来务工人员。河东社区的外来人员认为，这属于正常现象。

　　“联防治安能管的也是表面的东西。”一个居民说。

　　社区管理压力

　　外来人口的增加给社区管理带来压力。

　　河东社区一名工作人员说，对于家庭纠纷、朋友纠纷，光本村居民的事儿就够居委会忙的了，更不要说处理外来人员之间的纠纷了。

　　有学者曾指出，政府机构承担的更多是管理的职能，无法细化到人的心理感受，现在的居委会虽然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已经在行使政府延伸下来的管理的职能，成为政府的一个触角，原本自治的职能几乎没有了，已经没有精力去做社区调解等柔性服务。

　　然而，这些正是自我遮蔽在“小我”中的当地居民所渴求的。

　　杨武的一名邻居就曾对记者说起，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一个多月了，而他一筹莫展。

　　家长里短服务的缺失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创新促进条例（草案）》上月底首次审议。

　　深圳拟率先在全国为社会建设立法引发外界关注。

　　根据这份草案精神，探索建立非户籍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服务的机制，保障非户籍居民平等参与社区自治和管理。

　　在实施过程中，这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

　　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普遍做法是，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派驻到居委会或一些社会组织中。

　　宝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经理郭明仁告诉本报记者，宝安区民政局选择了五家“来深建设者援助中心”作为试点，购买了社工服务。

　　试点所能辐射到的外来务工群体毕竟是少数，深圳在全市各社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仍在试点阶段，综合服务中心在覆盖户籍人口的同时，能否真正惠及外来务工人员也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深圳社工服务社很想做一些承接政府服务的工作，但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只能通过申请福彩公益金和参加政府招投标的方式筹集资金。”郭明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