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炭火

　　赵松

　　在安德鲁·桑德斯那部八百多页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里，查找涉及毛姆的文字，发现竟有三行半，还是夹在论述乔伊斯的那六页中。在书中，毛姆的代表作《人生枷锁》被视为“因袭传统的自传”式小说的最后一曲，是对“早已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读者所熟悉的叙述模式”的“慢慢改变”。而乔伊斯所做的，则是“对既定的文学惯例进行了挑战”。

　　这就是20世纪批评家的基本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姆对于这样一种别扭的文学处境还挺在乎的。虽然在世俗意义上，他作为一个作家已足够成功，还长寿、有钱、声名显赫。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史来说，这些东西捆在一起也抵不过乔伊斯那本没几个人会真正读完的《尤利西斯》，也抵不过卡夫卡那篇薄薄的《变形记》。不管他有多么的不服气，他的风格与趣味确实跟现代潮流明显远离。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评论家称他为20世纪的莫泊桑——短篇小说成就非凡，文学观念已然落伍。这种来自主流文学界的有意无意的忽视，被他理解为知识阶层对他的排斥。

　　“尽管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不把我看作知识阶层的一员——这很令我遗憾——但我其实非常喜欢同有修养的人交谈，而且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对话（也有可能是我高估自己了）。”这是他在晚年写的长文《我认识的小说家们》里的一段话，貌似委婉谦卑，实则暗含某种轻蔑与骄傲。他觉得自己可以轻易地用学识“说得他们大张着嘴，活像被扔在河岸上的鳟鱼”。

　　这篇文章是他晚年随笔集《随性而至》里的最末一篇。在文中，他回忆了亨利·詹姆斯、H.G.威尔斯、阿诺德·本特涅、巴比塞等或前辈或同辈的小说名家。对于前辈亨利·詹姆斯，他多少是有些不厚道的，几乎刻意放大了这位大师的古板、尴尬的状态并淡化了他的文学成就。说白了，毛姆不喜欢詹姆斯那种带有浓重贵族气息的老派文人腔调与姿态。他更欣赏威尔斯。这位老兄天赋过人、才华横溢、活力十足、“性欲旺盛”，“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却又“确实令女人发狂”。最重要的是威尔斯从来不摆架子，能从容谦虚地面对任何人。当然在论及小说成就的时候，在毛姆看来，威尔斯跟詹姆斯都是那种缺陷显著的名家。但令他无可奈何的是，这两位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始终远排在他前面，在风起云涌的现代文学开启时，他们是承前启后者，毛姆却不是。不管他的书如何受大众的喜爱，不管像格雷厄姆·格林、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如何赞扬他的成就，在主流文学的眼中，他始终都不过是个潮流以外的名家而已。

　　晚年的毛姆已没有多少怨气了，不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是否会接受他了。尤其是在连“后现代”都不算稀奇的今天，再回过头去以更为开放的眼光看毛姆的作品，就不能不说，他的价值确实被那些文学史的作者低估了。且不说他的短篇小说、戏剧和长篇小说，单看他晚年的随笔，就可认定，他确实是功力深厚的大师。在这本《随性而至》里，他的叙事已临朴素之境。六篇长文写得各具精彩，文字把控炉火纯青，无论是写英国作家奥古斯都·海尔、伯克，还是那几位大名鼎鼎的现代作家和一代哲学宗师康德，他都写得平和生动且耐人寻味。但最让人边读边感叹不已的，还是《奥古斯都》和《苏巴朗》。如果说在其他几篇文字里，他还会不时隐约透出几丝淡淡的嘲讽意味，那么在这两篇长文里，他要展示的只是对“人”的理解。无论是对送往颇深的遗老式作家奥古斯都，还是对遥远年代的西班牙画家苏巴朗，他的文字都触及了他们的灵魂。尤其是苏巴朗，毛姆对这位一生坎坷、被埋没两百多年的艺术大师给予了饱含温情的知音式理解：“对于我来说，像苏巴朗这样一位勤劳、诚实、脚踏实地的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居然能够在这样几个短暂的时刻神奇地超越自我，确凿无疑地创造出了美，真是令人无比动容。这就像是上帝的恩泽沐浴在了他身上。”

　　毛姆这样用心地写苏巴朗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己的经历就颇为坎坷，少年时失去双亲，由自私冷漠的牧师伯父以颇为粗暴的方式抚养成人，上学后，又因生得矮小、说话结巴而饱受大孩子的欺侮，让他受尽痛苦，因而养成了孤僻、敏感而又内向的性格。后来以文学获得成功之后，他也不是那种喜欢交际、热衷场面的人。在漫长的作家生涯里，他借助文学之力不断为自己燃起成功的熊熊火焰，享受着世俗意义上的盛名。与苏巴朗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人生际遇相比，他实在是再幸运不过，那些因不被主流文学接纳和肯定而涌起聚集的不平之气，其实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晚年的宁静中，他就像燃烧到理想状态的炭火，除了纯粹的艳红与恰到好处的热度，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已被剥去了，留给他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