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文学闹脾气”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故事”，我们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这个误解，给电影制作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麦基：人们对于“故事”的确存在一些误解。最常见的是，人们认为写故事很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做。这导致很多人想成为作家、小说家、影视剧编剧、诗人和剧作家。歌德曾经说过：“希望通往剧院的路是狭窄的，使那些不称职的人，不敢往前多迈一步。”我希望通向电影的路也如此。

　　日报：你的电影启蒙是如何开始的？

　　麦基：我年轻时总希望写出能够表演的故事，而不是满足阅读的故事。我爱伟大的小说，看它们的时候可谓贪得无厌，但通向心灵的故事不只有小说一种。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我在一家剧院工作，不仅是剧院的导演，也是演员，所以，我在写作上自然倾向于用文字表现场景，这是从一个戏剧演员和导演的视角而出发的写作。后来，我决定从戏剧转向电影，从纽约来到好莱坞，但写作故事的动机并没有大的改变。

　　日报：有评论认为，你的编剧观念是反“新浪潮”的，是对“新浪潮电影”和“作家电影”的批评。你对这一评价如何回应？

　　麦基：首先，我不教理论。因为理论的东西你不能证明，理论是投机的。我教的是原则，这些原则已被普遍证实，人们需要故事，这种需要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告诉别人一个故事。这些原则超越了文化，是普遍而永恒的。

　　当然，讲故事的方法存在差异，一些国家的人对某一种故事的讲述方式比较敏感，而其他国家并不敏感。因此，我可能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而改变我的叙事风格，但表现故事和人物的关系这样一个剧作之核是不会改变的。

　　日报：对于中国电影你有哪些方面的了解？

　　麦基：我非常欣赏中国深厚的戏剧传统。中国有一些好电影，陈凯歌的《赵氏孤儿》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讲述继父、养父和儿子之间的三角关系和复仇的故事，非常精彩。王家卫早期的《东邪西毒》绝对是一部情感深沉、具有催眠作用的作品，这个交织着爱恨情仇的武侠故事，反映了记忆的美丽和痛苦，摄人心魄。此外，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都是视觉上很漂亮的作品，能够看到当代的装置艺术和电视剧叙事法则的影响。

　　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中国的喜剧。我希望在中国看到令人心旷神怡的喜剧。我注意到中国有非常强大的电视剧产业，这些电视剧往往以强大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主，但我更期待中国的史诗电影和机智、轻盈的喜剧。

　　日报：在中国的4天时间，想分享的经验是什么？

　　麦基：我教的是讲故事的艺术，期待发现千百年来经典故事的设计原则，关于生活的隐喻。故事是我的哲学，是生活的设备。我们需要真实强大的故事的灯，照亮人性的阴暗角落，启迪人的智识。因而我们需要警惕空洞的伪故事，它们是大众娱乐的结果，建立在不真实的人性和现实之上，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也会谈谈经典的故事设计如何走向极简主义和反结构。

　　日报：观众如何摆脱故事拙劣，但营销做得好的电影？

　　麦基：你与人交谈，希望从他们那儿获得判断，但你最终还是要自己选择。一个判断的标准来自影片的主创团队，他们在圈内的声誉和一贯的制作水准，会成为你支持一部电影的原因。

　　但你发现，那些没有声誉的人，可能会创作出真正令人惊叹的作品，你也不想错过。好莱坞有句话讲：遇到真正的王子之前，你可能要吻很多青蛙。有时候，因为你有过失望，反而不想停止看电影。这注定是一个交错着失望与惊喜的绕不开的过程。

　　日报：人们有一种习见，好莱坞与艺术是相互对立的，于是商业电影不够艺术，换句话说，一个有艺术理想的新手，总是竭力避开故事的“圈套”，设法寻找奇异性。

　　麦基：如果你在写作时，一只眼睛盯着稿子一只眼睛盯着好莱坞，但又要寻求跳出商业圈套的异乎寻常的情节和讲述的方式，那你就是在拿文学闹脾气。

　　在跻身先锋派艺术家行列之前，你必须是一个精通经典叙事的人，只有精心而富有创建地将经典形式揉碎或弯曲，艺术家才能引导观众理解潜藏在小情节中的内心生活。换句话说，你需要不断磨炼技巧，直到知识能够从左脑滑到右脑，直到智力感悟能够化为活生生的技艺。

　　（相关报道《罗伯特·麦基的故事观》详见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