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选”的劳尔唐学鹏

　　

　　本报评论员唐学鹏

　　劳尔·卡斯特罗被称之为“古巴的邓小平”，他本人似乎也不反对。

　　他是古巴传奇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接班人和胞弟，跟菲德尔一起打江山坐江山，他是菲德尔最大的亲信，“菲德尔的拳头”。在战争时代，他的贡献没有格瓦拉或者西恩富戈斯那么突出，在夺取政权后，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处决那些效忠旧政府的军人。他一直在军方任职，替菲德尔拿着枪杆子。

　　在很长时间，劳尔的面目一直是含糊不清的，人们不知道他真正想些什么。只有到了2006年，古巴的统治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身体不适暂时放弃权力，劳尔作为接手者才展现自己。

　　从临时到接班，劳尔开始了前所未有力度的改革。菲德尔在苏联崩溃之后，也做了一些改革，但后来又收回去了。劳尔则比哥哥走得更远，土地私人承包、解禁DVD，电脑、电饭煲、微波炉、手机和汽车等一系列商品的自由交易、裁减国有企业员工、精简官僚机构人员。在今年4月份，劳尔提出了一项包含300项内容的全面改革计划，据说是参考中国经验：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让居民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房地产进行交易（过去是“屋屋交换”）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

　　阅读邓选的劳尔，有一个显著的语言特征，就是将邓的话用古巴的方式说一遍。比如邓说“两手都要硬”，劳尔则说，“芸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劳尔则说，“社会主义不是定量供应，不是四家分一个南瓜，定量供应本使用了40多年，不能永远使用下去。”

　　定量供应的古巴一直处于饥饿状态，饥饿的不仅仅因为食物匮乏、因为胃口，也因为期望。古巴是一个由免费和补贴构成的国家，食物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过去菲德尔·卡斯特罗自豪极了，“这是社会主义平等的标志”。但现在劳尔说，“古巴不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劳动也可生活下去的国家”。

　　从1962年开始，古巴就采取食品配给制度，70%的人口都是1962年以后出生的，这意味着他们一出生就纳入了规定的口粮系统。每个家庭共用一个定量供应本。现在更糟糕了，大约比1962年的基本口粮标准少了30%，那么减少的部分，古巴人必须去自由市场或者黑市用CUC购买食品，CUC就是外汇券，这有点像中国1980年代早期，老百姓拿着外汇券去涉外商店购买物品。古巴政府发行的“土比索”只能在配给清单上使用，而CUC则可以买到一切，连菲德尔都不得不承认，“它不属于社会主义，但更像是一种真正的货币”。

　　读“邓选”的劳尔

　　古巴80%的食品都需要进口，劳尔说，“每年我们要借债，花十几亿去填饱肚子”。过去是前苏联撑着古巴，随后中国和委内瑞拉也“拉一把”，但总的来说，古巴不像过去那样被“养”起来，古巴要靠自己。古巴挨饿的原因，古巴人自己都清楚。一些国外调查公司发问卷，古巴人回答：古巴生产得太少了，我们缺少新生产者，没有生产就不能买到足够多的东西。

　　那为什么古巴缺少生产者呢？

　　这是劳尔·卡斯特罗的思考全部。劳尔让国有部门百万人下岗，效仿中国“减员增效”，同时给这些下岗的人发经营许可证（个体户），但是这些人从免费的国家系统“脱身”后，他们却没有受到鼓励，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觉得这些人会造成贫富差距。天啊，当个体户还没有开始劳动变富裕的时候，统治者已经考虑贫富差距的问题了。这些自己谋生的人要承受较高的个人所得税、销售额、公共服务税……结果，个体户又回去吃公共食堂了。

　　劳尔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正义和平等，是权利平等和机遇平等，而不是收入平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劳尔要给古巴提供真正的激励。要知道，给农民闲置土地承包，但不准随意按市价出售农产品，农民不会用心生产；让工人下岗转型，已经造成焦虑感和风险性，若不降低税负和管制，那么没人愿意拼命努力。劳尔让人民可以买卖和出租住房，但不给予长期的承诺，则租售市场低迷，资本无法参与；劳尔结束了“旅游种族隔离制”，涉外宾馆不能仅仅对外国游客赚取外汇，也要向全社会开放，但如果古巴人不能成为满足市场需求的真正生产者，赚不到足够的钱，那么这种“隔离制”解除也没多大意义。

　　也许劳尔应当记得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