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时刻：不让希腊违约

　　“说是一码事，做到是另一码事”，IMF首位女总裁接受本刊专访，谈应对欧债危机、中国可有何作为，以及IMF角色

　　财新《新世纪》 记者 王烁 李增新

　　巨大的荣耀光环也伴随着艰巨的历史责任，拉加德的工作不简单。PETER PARKS / 东方IC

　　希腊危如累卵未解，意大利又在悬崖边缘，欧洲债务危机急速趋向总决算时分。多个经济体的沉浮、欧元区的完整，都被放到了天平上。

　　这是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时刻。

　　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总裁，也是这一国际机构的第一位女总裁。此前，她已经先后收获过多个第一：七国集团中的第一位女性部长、全球最大律师事所务之一的贝克·麦坚时(Baker & McKenzie)的首位女主席。

　　1956年生于巴黎的书香世家，拉加德的教育和职业生涯横跨大西洋：在法国勒阿弗尔念中学，而后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所女子高中就读，回到法国取得法学学士及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在1981年加入贝克·麦坚时，18年后成为公司主席。2005年开始，她回到法国，先后担任工商部长、农业部长和财政部长。

　　成为IMF总裁而再次移居美国不久，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授予拉加德“全球公民奖”(Global Citizen Award)，与她分享奖项的是美国参议员克里(John Kerry)和黎巴嫩已故前总理哈里里(Rafik Hariri)。而在这之前，她已经在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排行榜上位列第39，女性中排名第9；《金融时报》则在2009年视拉加德为“欧元区最佳财长”。

　　除了傲人的简历，拉加德的个人素养也为她带来“明星范”：素食主义、从不饮酒，肤色古铜、身材颀长；年少时曾是国家花样游泳队队员，1.80米的身高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中“一览众山小”；穿着时尚干练——《时尚》杂志(Vogue)以她为封面，还专门研究了她家衣柜和化妆品品牌。拉加德称得上法式精英教育的样板。

　　但在全球决策者眼中，也许更为人乐道的是她直爽和机智幽默的性格、对经典自由主义的执着追求却不乏务实的态度，以及全球视野和促成交易的手段。

　　2011年3月初，包括财新《新世纪》在内的中国财经媒体记者来到拉加德在巴黎的办公室，对她进行集体采访。谈到之前不久的G20财长会议成果，特别是汇率未能成为衡量全球经济平衡的“量化指标”之一，当时还是法国财长的拉加德不掩怒气：“大多数国家都希望能够包含这一指标，只是因为中国的反对而没有实现，我们很失望！”

　　11月3日—4日的G20峰会上，伴随着其他成员各自“领取”了行动计划，中国第一次在该场合承诺，将加大汇率灵活性，逐步减少外汇储备积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

　　有人曾问她的经济学理论倾向，出身律师行的拉加德不假思索：“我信亚当·斯密——也就是自由主义。”但这不代表她相信“看不见的手”是完美无瑕的。

　　2008年秋，法国银行德克夏集团(Dexia SA)陷入困境，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三国政府联合注资64亿欧元将其国有化。代表成为大股东的法国政府，拉加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管理层，“他们太糟了，当然要卷铺盖走人。”

　　那以后，拉加德成为欧洲国家中少有的，除了呼吁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还额外提出要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推进监管改革的决策者之一。今天，在德法政府纷纷表示希望推迟提高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气场之下，她力主欧元区在2012年6月底前，要求系统性重要银行的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9%。

　　拉加德相信国际协作。在2009年的一次对话节目中，喜剧脱口秀主持人斯图尔特(John Stewart)以“二战”时美国救助法国揶揄拉加德，她却回应说，“我的理解是当时我们在一条船上，现在也是，要一起度过危机。”

　　当然，巨大的荣耀光环也伴随着艰巨的历史责任，拉加德的工作不简单。

　　在她上任IMF总裁后半个月，欧元区各国在7月21日达成了将欧洲稳定基金(EFSF)扩容并改变其运作模式的初步协议，计划用15年期或30年期的新债置换希腊到期债务。当时各方认为，虽然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若能“把罐子沿路踢下去”，希腊债务危机已无大碍。

　　深知国际谈判变数的拉加德当时就显得极为现实，协议达成后，她反复强调着一个词语：“执行(implementation)！执行！执行！”

　　果然言中。10月26日的欧元区峰会，细化了EFSF扩容的两种可能方式，私有部门同意“自愿”减记希腊债务50%，决策者看到了希望。然而，就在四天后，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突然宣布，计划对包含希腊进一步实施紧缩措施的救助计划举行公投。

　　拉加德立即决定，原定11月上旬发放给希腊的第六期总额80亿欧元贷款，“要等到公投结束后，并且是所有不确定性都消除后，才能向IMF执行董事会提请发放。”这在当时意味着，希腊至多坚持到12月中旬即会发生直接违约。

　　这不是拉加德履新四个月来的第一个“抉择时刻”，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G20戛纳峰会结束不到一周，刚从欧洲过山车式的戏剧性变化中抽身，拉加德已抵达北京。两天的行程中，她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会面，就国际经济形势及中国与IMF合作展开讨论。

　　在抵京当天下午，拉加德即接受本刊专访。从一国财长变身多边国际机构负责人，她转身很快，多了一丝圆通，但犀利词锋还在。

　　有没有针对希腊违约的应急方案？

　　“我们的应急方案就是不让希腊违约”

　　财新《新世纪》：若希腊出现无序违约，会对欧洲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你有没有一个针对希腊违约的应急方案？

　　拉加德：我们的应急方案就是不让希腊违约。10月26日和27日的欧盟峰会所作出的决定非常清楚——要确保希腊能够实现改革、提高竞争力、削减一些债务负担，比如私有部门减记希腊债务50%，还有一个未来几年内专门针对希腊的共同融资方案，这些都是为了让希腊“站稳脚跟”。

　　总之，违约完全不在任何计划的假设情景之中，一切都是为了避免违约。

　　财新《新世纪》：有看法认为，欧洲央行应当更多地参与救助，推出美联储式的量化宽松，发挥最终贷款人的功能。你怎么看？

　　拉加德：与过去相比，欧洲央行已经做了很多，比如最近推出的13个月长期流动性工具，新启动一个400亿欧元的担保债券购买计划，而此前已经开始在二级市场上持续买入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

　　有很多人希望欧洲央行做得更多，特别是在危机时期，还认为欧洲央行应向公众更好地传递货币政策信号。我想这些争论会持续下去。但此时此刻，欧洲央行不认为这些是它的工作。我认为它确实已经做了许多，如果再多做一点，会有帮助。

　　财新《新世纪》：在应对债务问题上，欧美领导人表现出很难在政治上达成一致。你作为IMF负责人，在与他们一道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这些国家缺少政治领导力而产生担忧或挫败感？

　　拉加德：政治领导力是足够的，问题是应对措施在方式和规模上并不足以解决危机。领导力经常被运用在一国之内，但危机不管边境线，它超越国家领土，由各种路径传染到贸易领域、金融领域。我们所习惯的基于本国的领导力，就不足以应对这些超出国境范围的问题了。

　　打个比方，当我们看银行体系、金融机构时，一国法律的着眼点是处理该国某个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这些法律不具备——我怀疑今天也仍然不具备，应对跨国破产或突然、大规模的资金停摆的能力。因为(这些金融机构)不透明，交易对手是谁也不清楚，还缺乏有权处理国际金融问题的跨境监管机构。

　　现在，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核心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主权债务危机、市场和投资者对这些主权债务的信心。但道理是相同的。

　　财新《新世纪》：在近期G20峰会第一次公布的“行动计划”中，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承诺了非常激进的削减赤字计划，比如，美国还在提十年内减债4万亿美元，而这已经被认为不太可能实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些计划是可信或可行的？

　　拉加德：说是一码事，做到是另一码事。必须关注这些计划的实施。从IMF的角度，我们会有定期、主要是年度的政策审议，会与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会面，对其政策实施做出评价，比如经济是否在正常轨道上运行，特别是指出执行与承诺之间的差距。“行动计划”的关键在行动，而不是说大话。

　　中国货币政策可微调

　　“货币政策紧缩不一定非要剧烈、激进，而可以是缓和、审慎的”

　　财新《新世纪》：你今天(11月9日)上午演讲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说到如果全球经济出现重大恶化，中国需要进一步放松过紧的货币政策。你能做进一步解释吗？你有没有得到中国官方就此的回应？

　　拉加德：我觉得自己还说了许多其他有趣的事情，可能你们不太感兴趣？

　　今天早上，我谈论的是亚洲整体。中国至今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在去年刺激之后，瞄准降低信贷增速，同时着眼于降低通胀和信用质量风险。现在我们看到通胀下行，趋势是适宜的，目前应当保持。货币政策紧缩不一定非要剧烈、激进，而可以是缓和、审慎的。

　　在接受你们的采访之前，我刚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会面，并没有从他那里听到对我这政策建议的反对。当然，也许他还没时间看我的讲话稿(笑)。

　　财新《新世纪》：中国在G20“行动计划”中承诺，将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如何理解这一承诺的重要性？你希望中国政府如何兑现承诺？

　　拉加德：完全可兑换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势必会有助于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这将发出一个好的信号。

　　中国是国际经济重要角色，是领导者。应该怎么说呢？中国是如此重要，它的货币在这样一个篮子里却没有体现，总是有些不正常。我不能肯定(人民币进入SDR)就能够改变世界经济的全貌，但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至于执行，当中国政府宣布一项决策，这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有信心。

　　财新《新世纪》：近来，关于中国救助欧洲的各种呼声不绝于耳，G20峰会之前尤为如此。欧洲太大了，不是谁都能救的，但中国能够起什么帮助作用？

　　拉加德：帮助别人就是在帮自己。中国帮助其他国家就是帮助自己。

　　举个例子，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大国，需要有良好、稳固的客户群体。希望他们会购买你的产品，月底会按期支付账单。像欧盟特别是欧元区这样的一个巨大经济体，确保他们不至于痛苦到使别的国家也陷入困境，是符合全球经济利益的。

　　如果欧元区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损害到与它对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贸易，这都是个糟糕的结果。

　　财新《新世纪》：过往是金融危机时，发达国家通过IMF援助发展中国家，但近年来出现了逆转。平时，新兴经济体要借钱给发达经济体；遇到危机，新兴经济体要通过IMF借钱给发达经济体。如何理解这一变化？如果未来出现更多更大的金融动荡，IMF需要更多资金，对新兴经济体有何期待？

　　拉加德：我还没看到额外的贷款，听到你提起此事真是太好了(笑)。

　　言归正传，确实有这样一个方向转换，新兴市场不但在经济增速上，在全球GDP中的权重，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以及承担的责任，恐怕就在我们对话此刻，也在不断增长。

　　对于增强IMF的“火力”，一种可能是成员国通过双边机制做出贡献，以双边贷款的方式注入到IMF总的资金池。

　　另一种可能是份额调整，但这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因为2010年改革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调整还在进行之中(改革方案已在IMF执董会获得通过，待187个成员国立法机关批准生效——编者)。

　　我很乐意看到能有钱进来，然后我们可以谈其他项目。但至少一点，如果成员国愿意采取双边机制贡献力量，这是完全可行的。

　　良药苦口

　　紧缩政策不可避免带来痛苦，但要避免针对弱势群体，不使他们承受太多痛苦

　　财新《新世纪》：IMF在救助时，通常会要求借款国实施紧缩措施，但有人认为在执行上有“双重标准”，对亚洲、拉丁美洲比对希腊等发达国家更为严厉。你怎样看待这种批评？IMF又怎样做到“一碗水端平”？

　　拉加德：这里有个误解。首先，我们的政策就是要一视同仁。由24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在那里，新兴市场有非常强的声音，要求“一碗水端平”，这比发达国家的声音强烈得多。

　　实际上，现在你要是问问希腊的普通人，是不是感觉紧缩计划比较轻松，他们一定会不同意。

　　财新《新世纪》：过去在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现在在希腊，IMF开出的“药方”都是财政整顿、紧缩措施。过去，这些措施真的起到了好的效果吗？现在，已经深陷衰退的希腊，会由此获益吗？

　　拉加德：其实，最合适做出评判的恰恰是这些经历危机、被救助过的国家。在当时，药方开出来、吃下去，你不会太感激。作为一国政府，你有自己的合法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有药方。这时候，外人介入，说：“那些都不对，应该有这样那样的政策。”换成谁都不会太舒服。

　　不过，伴随危机的克服，当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得到改善，金融部门推进改革，整顿财政政策，重树市场信心之后，这些国家往往会说，“下药时真的很不情愿，但很幸运我们走过这个疗程。”

　　昨天我在俄罗斯，会见了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之前的G20峰会上他说，我们不太喜欢这样，IMF进来说，该做这，该做那，该清理金融业，但这其实是有益的。

　　亚洲国家确实有不少抵触情绪，认为IMF过于僵化。但私下里，很多亚洲国家政府官员都对我说过，这一次危机中，他们之所以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经济遭受重创，那样痛苦，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改革金融体系、整顿财政之后，现在的经济更健康。

　　总之，良药苦口，但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你就会想到它是有益处的。

　　还需要补充一点，20年前的政策工具与我们今天设计和使用的有些不同。现在我们加入了社会维度。在确定要实施紧缩措施的同时，就要确保这些措施不针对弱势群体、低收入人群、收入不多的打工族，不能使他们承担太多痛苦。我们在希腊、爱尔兰救助计划中，都加入了这一社会维度。我认为，他们会起到帮助。

　　财新《新世纪》特派华盛顿记者章涛、实习研究员Christopher Seam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