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他们领导中国

　　进入十一月，中共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已渐入省级层面。

　　今年下半年以来，省级大员经历了诸多变动，河北、西藏、海南、云南更换了省委书记，新疆、山西、河南、安徽、江西、辽宁等省（区）委书记则在该省（区）党代会上连任，福建、河北、海南、浙江、云南、江西更换了省长。此外，还有诸多省份更换了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的调整则更多。

　　而在此之前，地市、县乡各级党委常委、书记等人选，都经历了变动，不少地区的换届已经尘埃落定。

　　“5678”官员梯次形成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官员年龄梯次结构目前已基本形成，即省部级普遍由“50后”、“60后”组成；地厅级由“60后”、“70后”组成，其中“60后”为主，“70后”为辅；县处级以“70后”为主，“80后”为辅。

　　省委书记目前主要是由“50后”人士掌控。在上述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当中，除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为1948年出生外，其余均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当属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1955年出生，今年56岁。

　　不同的是，新任的省长们年龄结构更为年轻，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士构成了主体，河北省代省长张庆伟、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则为“60后”人士，两人分别在50岁、49岁的年龄上成为了省长。

　　在“50后”、“60后”官员担纲省级、市级领导主干之时，一批“70后”官员也在今年的换届中引人注目。

　　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刘剑，是“70后”官员的一个代表。刘剑生于1970年，曾任职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和顺义区委副书记，后从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职调任新疆，于今年6月出任阿勒泰地委书记，成为中国首位“70后”地委书记。

　　此外，南宁市代市长周红波也引人关注。出生于1970年的周红波，早在2009年就已是南宁市委副书记，当时他才39岁。今年8月，他成为南宁市代市长，成为最年轻的省会城市代市长。

　　不过，“80后”的登场却引发了不少质疑之声。湖北省宜都县出现了1986年出生的女生被提名为镇长人选，河北省馆陶县则出现29岁代县长。这些年纪轻轻便打破常规与惯例，层级和职务短时间内快速上升的官员，在网民中引发了质疑。

　　从基层到省部级高官

　　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是，这批省级官员都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不少官员都是从基层起步，直至主政一方。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当过兵、做过工厂工人，在公社、乡镇当过干部，对于社会基层的情况不可谓不了解。

　　而他们从基层开始的从政经历，本身也书写了一个个中国式的上升故事。

　　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17岁开始在解放军武汉军区当了5年的通信团战士，退伍后回到家乡河南，做了一年的公社大队干部。后来进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燕山大学前身）学习四年，又当了两年的车间技术员，此后进入机械部第十设计院，并逐步走上了行政岗位，开始了三十年来从基层到高层的仕途生涯，经历了从交通部部长到湖南省委书记，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职务变动。

　　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山东东平县当过化肥厂工人，后来升为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副书记，在该厂工作5年后成为东平县委常委，1978年借调共青团中央，人生之路愈加宽广。

　　随着三十年中国公务员体制的逐步建立，这样的现象是否会像三十年前一样，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看来，现在公务员设置了很多层级，每升一级都需要几年时间，因此上述现象不大可能普遍出现。“除非刻意地让他隔一年升一个台阶，但这样对其他人都是不公平的。”王长江说，“而且两年换一个台阶的，肯定不可能做长期打算，他怎么可能考虑到这个地方20年里怎么发展呢？”

　　省级高官不乏“文革”后首批大学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这批省部级官员当中不乏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第二届大学生。这两年的高考，可谓真正的挤独木桥。而过了桥的，大多通过了命运的转折点。

　　因此，最早的几届大学生，不少都成为当今中国的高级官员。不少省部级官员，以及数量更多的地市级官员，都是77、78级的大学生。

　　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曾当过兵、做过工人，后参加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场考试，考上郑州大学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大学毕业后，陈全国回到家乡河南平舆县，在辛店公社成为公务员，开始了从政生涯，由一名基层公务员逐步走上权力高峰。

　　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和陈全国的经历十分相似，当过兵、做过工人，1978年考上天津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从共青团天津市委开始从政，并一路在天津市党政系统升迁，直至2001年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并最终主政海南。

　　“技术型”省级高官

　　同样是“文革”后的最早两届大学生，同样是走上仕途成为省级高官，但不同的官员却走了不同的路。他们当中，不乏从专业性技术人才转身成为公职人员的案例。

　　如河北省代省长张庆伟，便是技术转管理的典型人物。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1978年进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学习。在成为省长之前，他曾是一名火箭设计师，主持过如长征二号等火箭的设计、发射，也担任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从技术转管理后，他当过国防科工委主任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直至今年调任河北。

　　和张庆伟同是“60后”的苏树林，也是技术转管理。他于1979年考入大庆石油学院地质石油专业学习，毕业后进入大庆石油管理局龙虎泡实验区工作，后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再后来则担任该局局长。在该领域，他曾任职中石油副总经理、中石化总经理。而在公共行政领域，他则任过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今年7月当选为福建省省长。

　　学者型官员遍布重要城市

　　如果说一些“50后”的省部级官员，由于时代的原因，未能在年轻时求学高校，从而走了一条更曲折的人生道路。那么，对于“60后”的地市级官员来说，他们则更为幸运。

　　纵览各省重要城市的党委书记、市长，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便是：学者型、技术型官员渐成主流。

　　他们当中不乏名校毕业生。如福州市委书记杨岳，今年仅43岁，曾在清华大学从本科念到博士，获工学博士学位。他的政途也是从清华起步，曾任清华校团委书记。此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9年调任福建，任省委常委、秘书长。今年9月，他开始担任福州市委书记。

　　此外，还有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大连市委书记唐军，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等等。

　　而在这一批市委书记、市长当中，不乏各种专业人才。他们本是农学、能源、钢铁、冶金等领域的人才，却由于各种机遇而成为公职人员。如南昌市市长陈俊卿，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曾长期在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做工程师；太原市市长廉毅敏，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本科生，后在山西大学攻读硕士并留校，担任过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副所长，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