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内通报”难治滥用抗菌药

　　□ 本报评论员 胡 蓉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整治抗菌药滥用行动正在全国医疗体系展开。专项行动在深圳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效果到底怎样？昨日本报报道显示，卫生部要求，门诊无菌切口手术患者预防使用抗生素的比例为30％，但深圳使用率却超过70％；医疗机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60％，深圳为62．7％；门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20％，深圳为20．43％。这意味着抗菌药的滥用得到了控制，但超标情况依然普遍。

　　中国是全球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甚至表示，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史上最严”能否治住抗菌药的滥用？从深圳的情况来看，短期会有效果，但长期不容乐观。

　　报道显示，市卫人委的治理手段如下：将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纳入对院长的绩效考核，各医院也将此列入对科室主任的考核标准中；医疗机构根据点评结果，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向全院公示；对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在全院范围内进行通报；滥用抗生素，只有构成犯罪的，才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他时候视情节采取警告、限期整改、暂停处方权、取消处方权、降级使用、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难收长效有两大原因：

　　首先，由于监督机构与医疗机构是上下级关系，监管机构很难把医疗机构当作严查对象，“家法”式监督能做到公平合理吗？比如，“院内通报医师”，这种患者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处罚，真的会让医生有所忌惮吗？

　　其次，滥用抗生素根在“以药养医”，行政力量无法压制医院的逐利冲动。日前一则新闻就是明例。网友爆料，云南省师宗县人民医院发出通知，把共5860支快过期的抗生素药分发各科室使用，没有完成使用的医生，从当月的绩效中扣出未完成的任务量。医院承认了摊派的事实而否认回扣之说，但其中蹊跷无法掩盖：如果没有利益，医院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蠢事？

　　有数据显示，我国有6000多家药厂，生产各类抗菌药物1000多个品种、数万种产品。来自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抗菌药物购药金额在整个医药市场中占比为25．09％，远远超过其他品类药物。如果医院和医生真的是在科学用药，中国的抗菌药市场何以有这么大？

　　整治抗菌药滥用时，滥用药的医生只是被“院内通报”；推销抗菌药的时候，滥用药的医生却能多拿奖金。惩戒和诱惑哪个管用，已是一目了然。自2004年起，我国就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7年过去了，尽管多次下发通知，指导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超级细菌、耐多药菌不断出现，已经印证了行政手段治滥用的局限性。

　　因此，整治滥用需要截断医院、医生与药厂之间的利益链，需要让医疗机构摆脱对药物经济的依赖更需要引入第三方如医保合作单位来进行监督，如此，才能防止局面反弹，才能根治滥用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