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能源格局核电无法替代

　　专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

　　当前发展核电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而是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最大的障碍是信任危机。世界各国的核路线受到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核电政策不可跟风

　　文/《中国投资》 杨海霞

　　虽然福岛核事故、德国宣布放弃核电带来的公众焦虑已经暂时和缓，对于我国核电未来发展的疑问仍未解决。

　　近日，《中国投资》专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在他看来，中国的核电已经采用了IAEA最新修订标准，并进行了谨慎的选址而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而从现实的能源需求看，核电依然是多元化的一次能源结构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周大地认为，世界各国的核路线受到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核电政策不可跟风。而当前中国发展核电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而是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最大的障碍是信任危机。

　　核电：多元格局不可替代

　　《中国投资》：您如何看待核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大地：对于我国来说，核电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发电技术，更是重要的一次能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结构中又偏重于煤炭。目前国际上即便是煤炭大国，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也很少高于20%，而我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中的70%以上，非常高了。

　　从今后的我国能源需求来看，虽然现在有各种不同的预测，但基本上主流观点认为到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量还要达到50亿吨标准煤左右甚至更多，2010年消费是32亿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20亿标准煤，靠什么？除了煤炭，天然气还有余地，但预计只能从1000亿立方米提高到3000亿立方米，也就是达到4亿吨标准煤，增加部分是3亿吨标准煤；石油，目前的产量已经达到高峰，从长远看，未来还会减少；水电，目前有2亿千瓦没有开发，可以增加3亿-4亿吨的标准煤。总体来看，国内的常规能源增长潜力有限，如何提高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就要看还有哪些可能性。

　　虽然我们对可再生能源寄予了厚望，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可以利用的风电有10亿千瓦，即使开发了所有风电，也只能提供6亿吨标准煤的能源。但实际上，全部开发还有技术难题；太阳能是丰富的，但太阳能在今后很长时期都会是最昂贵的，而且1亿千瓦的电池能量只能提供4000万吨标准煤，我们规划的10亿千瓦太阳能也就4亿吨标煤。

　　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很多人认为应该加大煤炭的开发强度。但是我国煤炭的开发强度已经远超世界各国，导致现在矿难不断，不管开发管理技术怎样，大量的地下开采和复杂的地质条件下，都很难做到安全有效。当然短期内提高煤炭的产能是可以，但从国际经验看，以后不可能再大幅提高，甚至可能因为安全问题、地面破坏、生态问题而降低产量。煤炭开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过去年平均1万人，现在每年2千多人，而且会对地质造成长远的影响，几十年都不宜居住。何况还有各种二次污染，对水、大气造成的污染，导致癌症的增加和人类的提前死亡。

　　所以，核电不是发电的问题，而是一次能源的供应问题。总体来看，在当前的能源平衡中，核电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能源，它是经济的、高效的、稳定的能源，从投资角度看比风电和太阳能更具有优越性。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需要核电来提供10%以上的一次能源。如果这部分能源用风电来提供的话，需要4亿-5亿千瓦风电，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由太阳能提供的话，1亿千瓦核电需要6亿-7亿千瓦替代，这都不太容易；而生物质能则更不具有可行性。

　　因此，为了保障能源供应，总体上应该多元化，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当然，如果中国有大量清洁高效的能源，可以不发展核电。但就目前来看，我国近年来要增加能源需求，要保护环境，又不可能大量进口，因此，核电是高效安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替代的。

　　中国核电政策不应跟风

　　《中国投资》：德国弃核之后，您认为我国的核电该如何走？

　　周大地：德国放弃核电，有其自身的复杂原因。首先德国民众长期在东西方对立的政治背景下，长期受到核恐怖宣传的影响，形成了“核不安全的”的认知，这种认知根深蒂固。其次，从德国的能源形势来看，德国早已实现了能源的优质化，而且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高峰，今后不需要提高供应，甚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可能会减少能源消费。所以他们目前新增的能源需求，可以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解决。另外，德国的弃核决策也是本届政府的一种政治性的决策，下届政府会不会也坚持，还有待观察。

　　事实上，现在宣布放弃核电的只有德国和意大利，而他们也不排除从法国进口核电。核电大国如美、日、法、英等，都不放弃核电，甚至重申了核电的安全性，表示要继续发展核电。我国的核电政策不应跟风。

　　《中国投资》：您认为当前发展核电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该如何克服？

　　周大地：我认为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而是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现在在核电问题上，存在对政府、对理论的信任危机，这是最大的障碍。由于核电技术复杂，科学事实不容易被普通民众所认识，而媒体的科学性也不足，因此出现了这种信任危机。

　　其实核电不是技术不可靠、不安全的问题，而是事故之后该如何看待核电的问题。福岛核事故说明，核电设施在重大自然灾害下也有发生重大事故的可能性，任何安全都是相对的。但正是因此，核电事故也是十分有限的，就3次。这些事故也让大家认真总结当意外事故导致超设计事件发生时该如何处理。就好像汽车、飞机的安全系统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发现新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形成的。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促进了堆型的选择，让核电的操作规范性有了提高，已经不存在人为连续违规操作导致核事故的可能性；福岛核事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灾害也会导致超设计的事件发生，如海啸导致的接不上电、氢气爆炸等问题。现在，针对福岛核事故已经有了应对水淹问题、氢气处理、接电问题、防水问题的对策。

　　事实上，之前核电事先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安全考虑，其安全标准比其他发电设施都要高；而现在又进行了更高的安全考虑，所以不是说核电技术不可以改进，而是缺乏科学决策的过程，社会上有疑问，容易过激。

　　要克服这个问题，一方面，科学家、工程师应该把能想到的风险都作出对策，要提供技术保障与足够的信息；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决策层次，决策者要对安全问题有预估，统一认识，达到共识，并普及知识，防止谈核色变。

　　中国核安全标准

　　比其他国家都严格

　　《中国投资》：我国核安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周大地：核安全的问题，可以看看2008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曾呈交给联合国大会一份研究报告，这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经过20年的研究，综合考虑技术、生态、医学等方面的影响做出的有关核辐射影响的报告。

　　这个报告对3个受辐射影响最大的国家的公众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在1986年那年儿童和青少年遭受辐射后，这些人中甲状腺癌发病率增多，这是唯一确因遭到辐射而致病的病症。

　　1991-2005年间，在俄罗斯联邦内受辐射影响最大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4个地区，有超过6000例癌发病例。到2005年，已证实其中的15个病例为极严重病例。还有一定比例的病例可能是由于饮用了受到1986年事故中泄漏的短半衰期放射性物质碘-131污染的牛奶。

　　即使是在3个受辐射影响最大的地区，辐射对公众的伤害仍是轻微的，在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3个地区，由于土壤中长寿期的铯-137含量较高而被前苏联政府认定为“受污染的地区”。从1986-2005年的20年里，这些地区每年平均超出的辐射量大致相当于接受一次医学计算机断层扫描(CT)时受到的辐射(9豪希左右)。而世界自然本底的核辐射平均为2.4豪希，很多地区的水和矿山都有更高的辐射。

　　这样一个堆型爆炸、喷射、大面积扩散的核事故造成的实际危害仅此而已。由于冷战思维，该事故被极力渲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影响。

　　我国采取了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经过修改的核安全标准，全世界就只有我国和巴基斯坦采用了这个标准。我国还在这个基础上，又提高了向水中排放的标准，可以说我国的核安全标准比所有国家都要严格，可以说是对核排放的“零接受”，已经可以确保不出重大核事故。

　　所以我们对待核电要有科学态度，不要绝对化。当然，我国的核安全仅仅靠安全的技术还不够，要在管理和质量控制上，再通过努力，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做到万无一失。当然也要做好物理性的准备，动员机制和外部救助机制，即使100年不出事，也要预防好。

　　《中国投资》：在核电选址布局上，您认为该如何统筹考虑？

　　周大地：现在我国的核电选址都非常严格，如不在地震带上建设核电设施，但日本都是地震带，他们也建；不在海边建，日本是海岛他们都在沿海建；还要预防山洪、泥石流，做好水源保护，要有应急水源。可以说是好中又好、万无一失的选址。

　　但是也要有科学的认知，并非内陆就不能建核电，也不是说人口密集就不能建，这都是相对的，人口少的地区还有森林有水源地。我国发展核电，在内陆建设将不可避免，因为内陆很多地方缺少煤炭石油天然气。应该在安全的前提下统筹规划。

　　《中国投资》：在技术选择上，您认为应采取何种策略？

　　周大地：有好的技术就用好的技术。现在的核电二代、三代，都是人为划分的，其实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中，三代技术在72小时停电方面有优点，但不是说现在的技术就不安全，现在中国采用的技术都是经过验证的，已经比其他国家先进，没有必要等到最新的技术再发展核电。我们应积极发展核电，推动新技术，但不能不讲经济性、揠苗助长，而是承认现有技术的安全性，根据科学发展的步骤，不断提高、更新技术。但安全不仅仅取决于技术。